2006年，段永平向浙江大学捐赠3000万美元，他应用了等额配比捐赠办法。段永平表示，“这个办法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捐赠时学到的。”他期望以这种方式吸引更多的人为学校捐款。而四年后，段永平如法炮制相同的做法。
2月28日，也许是众多中国高校羡慕中国人民大学的日子。
当天上午，身着黑色西装的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代表人大接受了一笔巨额捐款：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校友段永平向人大捐赠3000万美元。其中，这笔捐款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获赠金额最大的一次捐款。
这笔巨额捐款“来”、“去”分明。捐款全部来自个人，属于“募集”。
捐款的去向也十分明确：153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1000万美元将用于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和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捐助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20万美元捐助经济学院设立高鸿业学术奖励基金。
捐赠仪式上，亲自出席的段永平非常平静，不愿做过多解释，即便在媒体面前。
然而要动用这笔巨额捐款，对人民大学来说还有“附加条件”。即其中的1530万美元采用等额配比基金，其含义是人民大学必须首先从其他人那里拿到一笔捐赠，才能从这基金里取出对等钱。
段永平称，等额配比基金，是借鉴国外大学基金运行经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慈善基金捐赠和管理机制。
有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校设置了动用善款的“门槛”，认为不利于高校开展公益项目，也有人对此认为调动了高校募款的积极性，扩宽了渠道。
两个3000万美元的捐赠
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长郑水泉证实，目前，1000万美元资金已经到账。
而针对这笔钱如何使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说，按照签署的协议指定用途，包括这笔钱的接受和管理。而针对等额配比基金的比例是多少，最高不能超过多少等问题，目前还在进一步确定中。
郑水泉对等额配比基金的理解是，如果人大拉来赞助或有社会其他单位赞助人大，段永平将从这笔钱中拿出等额的钱捐献给人大。
据透露，3000万美元是段永平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三方签署。记者从北京民政局信息网查到，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12月8日，登记证号为0020003，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在公益捐赠时，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而这笔巨额捐款如何免税？是通过基金会还是校方？该负责人不愿透露。
世界万物总是出奇的相似。四年前，段永平做过同样的举动，只不过地点不同。2006年，他向浙江大学捐赠3000万美元，分别投到5个项目中：1400万美元用于在浙大设立助学贷款基金；1000万美元用于在浙大设立等额配比基金；450万美元用于认捐浙大紫金港校区图书馆大楼；80万美元用于在浙大设立“段永平奖学金”；50万美元用于资助“浙江大学浚生贫困学生助学基金”；20万美元资助浙大信电系建设。
当时，段永平表示，“这个办法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捐赠时学到的。”他期望以这种方式吸引更多的人为学校捐款。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一直想支持教育，却不知道怎么做。”大笔的捐赠基金究竟该投到哪些具体的项目中？“相信很多人对学校的了解比我更深，也更愿意做这细致的事情。”
这是国内首次出现的捐款新模式。而四年后，段永平如法炮制相同的做法。
近7成基金会
不了解等额配比基金
记者随机抽取了国内知名度较高的10家基金会，有近7成的基金会对等额配比机制不了解，并表示基金会没有采取过这种方式。
而在美国，等额配比机制，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方式。一些有钱人或者企业老总都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激励人们捐款。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起等额配比捐赠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小段故事。1887年，美国丹佛市涌现出了很多小的慈善服务机构，这些慈善机构每年都要向当地一些企业进行募款。后来，一家企业每年都要接待数十次慈善机构的募捐，这时，一些企业就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建议这些慈善机构成立一家联合劝募机构，每年募捐一次，然后把善款分配到下属的各个机构，这样既节省了很多时间，又充分利用了慈善资源。于是，一家名为“联合之路”的募捐机构就产生了。
这个机构每年都要产生募款委员会主席，凡是担任募款委员会主席的人都要倡导员工捐款。而为了鼓励员工捐款，一些企业做出了等额配比的捐款制度，即员工捐多少，公司会拿出相应的钱进行捐赠。这种机制主要是激励小额捐赠的参与。
而1998年，他在美国柯达公司亲身也经历过这样一场募捐活动，当时公司捐赠了近500万。
“这对推动大学基金会筹款有很大的作用。”若在很多高校的基金会中，采取这种机制，就会大大激发其他人捐赠的热情，徐永光表示。
记者在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网站上看到有关等额配比基金会的申请以及管理办法。“浙江大学等额配比基金”管理办法中规定了该基金会的性质、用途以及管理，明确规定，“本基金配比额度一般控制在1：1以内，最大单项配比总额不超过100万美元。”“其中每年用于与教职员工、学生相关的捐赠项目的配比不低于本基金的50%，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及固定资产投资等其它捐赠项目的配比经费应低于本基金的50%。”
据知情人透露，段永平之前在浙大设立的等额配比基金已经快用完了。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主任金锦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机制能够撬动更多的资金用于某种特定目的，而且可以激励受助者自己再去募集资金的积极性。”浙江大学等额配比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等额配比的限制性？
等额配比基金机制作为一种比较新的形式是否具有可推广性？金锦萍表示，并非所有的捐赠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但是这不失为捐赠的一种创新方式。她认为，在慈善多元化的今天，这种方式只不过是为那些认同这一方式所体现的价值和理念的人们提供可供选择的途径。
而徐永光则从这种机制的特定性上分析了这种模式的“狭窄性”。“高校基金会募款对象主要是校友，如果校方在向其他人募捐时，说明已经有一笔相应的资金配比待启动，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捐赠。毕竟100块钱可以发挥200块钱的作用啊。”他表示，由于这种方式募款群体相对稳定，比如企业内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太具有推广性。“这种方式目前在大学基金会中比较常见，其他公募基金会很少采用这种方式，因为公募基金会募捐对象是公众，很难执行。”
据了解，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也曾采用过这种模式。
圈内有关人士对这种机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认为这种方式“变相”阻隔了学校使用这部分资金，给学校设置了很多门槛，另一种认为这种方式促进了学校基金会募款的动力。金锦萍认为，公益捐赠最基础的理念是自愿。无论是捐赠方还是受赠方都是如此。
“配比基金首先体现了捐赠者的意愿，是一种附带特定意愿和条件的捐赠。作为受赠方可以选择接受捐赠或者不接受捐赠；一旦选择接受捐赠，受赠方就得根据双方的约定，按照配比要求筹措其他资金。所以，不存在变相阻隔使用资金的问题。这种门槛的设计也得符合双方自愿的原则。金锦萍表示，当然，受赠方一旦接受这一附带特定条件的捐赠，就得积极去筹集配套资金。
而对于配比机制，很多人表示其实在国内公益项目运行中，也出现过，比如1：1配套的机制，其本质是企业资助一部分资金，当地政府配备相应的资金才能启动。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文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会有一些项目与当地政府合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资金的整合，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公益项目有了当地政府的投入后，项目更利于操作，利于管理。
但这种配比的性质明显与企业等额配比机制不同，徐永光强调，“前者动用的资金是政府的财政，而后者募款对象是公众，其重点是鼓励公众募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