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部长和政府官员年底将在哥本哈根举行决定全球命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那个时候，他们应该牢记一个事实：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中，妇女的死亡率平均比男性高出14倍。
“既有的性别不平等决定谁将死去。”全球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联盟（Global Gender & Climate Alliance）协调人瑞贝卡·珀尔（Rebecca Pearl）告诉国际新闻社（IPS[1]）。2004年南亚大海啸发生以后，受灾各国的妇女死亡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55%到80%不等，其中印度尼西亚妇女的情况最为严重。而与此同时，重建援助款往往只发给了当地家庭中的男性户主，因为大多数妇女并不拥有自己的土地。
在1998年孟加拉国发生的严重山洪中，妇女死亡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90%。珀尔告诉国际新闻社：“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没有人教会妇女游水，而且她们也不被允许随便离家外出。因此，当洪水来临时，男人们都不在家，而妇女们不忍心抛弃孩子独自逃命，或者当地的文化不允许她们没有跟丈夫一起就离家外出。”
相比之下，当飓风米奇在同一年里肆虐洪都拉斯的时候，一个叫做La Masica的小型社群成为惟一没有人死亡的地方。原因就是，那里的妇女在6个月前接受了一个早期预警系统的培训，结果顺理成章，当飓风来临时，当地人员转移组织得很及时，这让该社群成为仅有的一个幸存率百分百的地方。
伦敦经济学院在2006年实施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分析了141个国家发生的自然灾害后发现，自然灾害中在死亡人数上的社会性别差异与妇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状况直接相关。如果妇女权利没有受到保护，则妇女在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数就会超过男性；而如果妇女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则自然灾害中两性的死亡人数基本相同。女农民生产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食物，并维护着难以计数的植物种子库。千百年来，每当发生了干旱或者洪水，妇女都要负责找到新的种子或者恢复原有的种子，以确保农业生产的延续，以及让她们的家人和社区能够获得救命药草。而生态系统的改变会对妇女造成最直接的冲击。
据估计，非洲各国妇女不同程度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比例从布基纳法索的48%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73%不等。非洲大陆的粮食总产量预计会减少两成到五成。
到2025年，估计全球2/3的人口将会面临缺水问题，多达15%的人口会遭遇直接的用水不足。而农村妇女通常肩负取水的职责，她们将被迫冒险到更远处寻找水源。
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社会性别问题工作组组长温妮·拜恩义玛（Winnie Byanyima）所指出的，缺水问题使妇女花费很大比例的精力用于取水，比如在肯尼亚，这个比例达到80%，每天用于取水的时间常常多达8个小时。
海伦娜·欧德鲁普（Helene Oldrup）是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在谈到社会性别视角将如何为谈判和实践提供帮助时，她说：“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对知识和资源的更有效运用可以带来更好的决策。”
挪威男性改革资源中心（Reform Resource Centre for Men）致力于促进男性参与性别平等事务，该中心主任奥夫·瑞克特-斯文森（Ulf Rikter-Svendsen）强调，把男性当作替罪羊只会让他们越来越不情愿扮演积极的角色。
他说：“我们已着手让男性加入到关于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的讨论中，以便让这场讨论取得我们所需要的良性发展，即超越‘妇女是羔羊、男性为恶魔’的层次，进入到两性合作的新阶段。
决策者和发展工作者日益认识到，贫困农村地区的妇女与家庭和自然资源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她们常常是社群中水和食物的提供者，因此，必须让她们参与到相关讨论中。
珀尔告诉国际新闻社，密克罗尼西亚在最初的供水系统建设中没有让妇女参与规划过程，但是在2003年的干旱中，当地政府在一筹莫展之时终于意识到，社区中的妇女才是知道水源所在的人，他们最后不得不改变了一贯的将妇女排除在外的行事方式。
拜恩义玛表示：“妇女掌握着一些重要的知识。决策者往往只对经验主义的科学事实感兴趣，但是妇女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信息也应该被整合到决策过程中。”
[1]国际新闻社（IPS）是一个为发展中国家和公民社会发声的独立媒体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