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云南电视台记者舒文明在云南旱情严重的地区采访。为了保证旱灾信息的及时、全面地告知公众，电视台能出动的记者都出动都前线了。其实，从今年云南省的两会期间，云南省的媒体就给了当地的旱情不少的笔墨，随着中央政府对于旱情的重视，现在关于旱情的报道更是成为了“除了报道领导人之外的重点报道”。“云南省政府已经强调，抗旱救灾是重中之重，所有的行业都要投入到抗旱活动中来。”舒文明说。
政府的日趋重视让舒文明松了口气，但舒文明自诩为“特别喜欢‘公民社会’，逢人就夸NGO”，所以他一直希望能看到NGO的身影，就像NGO在汶川地震中迅速、高调地亮相一样。但是至少到目前，依然鲜有作为公民社会中间力量的“草根NGO”的身影出现。“现在政府是有了宏观的表态，但是具体行动，具体的落实，还是需要NGO去做的。”让舒文明沮丧的是，哪怕是NGO表态的声音，他都没有听到。
“在北京的某家基金对外一直宣称不支持常规的公益项目，除了评选活动外，只支持救灾等突发性的事件，在汶川、台湾、海地地震中都捐了不少钱，但是你看，现在灾难这么严重，这家基金一点表示都没有。”舒文明说。
对于NGO对旱灾的回应，舒文明已经期盼了很久。早在今年2月23日，舒文明便以“赶牛的老农夫”的名字，发了一篇名为“昙花一现的‘公民社会’”的帖子，直述对NGO在如此严重的灾情中没有任何反应的失望。“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人就站出来说这是‘公民社会’的元年了。跟其他热爱公民社会的人一样，偶着实兴奋了一下……我总觉得，四川之祸至少会留下一些精神遗产，至少我们的‘公民社会’在以后的灾难中还会醒几次……看看最近西南地区发生的旱灾，再看看悄无声息的‘公民社会’，我又不禁思量：‘公民社会’去了哪里？难道这又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物？”
■①民间组织表现
编者按
西南强旱让秀美的山河枯竭，生活在这里的群众面临生活难题，接受援助成为摆脱困境的紧要需求。像所有灾难发生时的反应一样，国人迅速响应起来，尽自己作为祖国大家庭一员的力量。本报选取NGO和企业的捐赠相应状态，以期呈现出民间应急响应的真实状态以及在灾情发生后的试炼收获，期望推动突发事件民间响应的健康模式尽快出现。
政府迅速应对
自去年秋天以来，西南地区本身处于少雨季节，降水偏少。然而，去年9月下旬以来，云南降水比常年偏少51％，与往年相比较为罕见。云南是此次受旱最严重的地区，今年3月16日，南省气象局将“60年一遇的云南旱灾”升格为“百年不遇”。
根据网上能搜到的信息，中央政府针对灾情最早采取了措施。1月29日，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紧急拨付特大抗旱补助费5000万元,用于支持云南、广西两省(区)做好农业生产救灾、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等抗旱工作。
紧接着，在2月5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决定将针对两省(区)的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财政部、民政部当日紧急下拨云南、广西两省(区)中央旱灾补助资金7000万元，帮助解决灾区群众口粮、饮水等基本生活困难。
2月底，云南省当地政府开始积极备战灾情。云南省政府、民政厅、共青团云南省委及昆明市政府和民政局开始号召全社会关注灾情，出钱出力，帮助灾区。
3月19日至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云南省曲靖市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旱救灾工作。温总理指示，不惜代价尽快缓解人畜饮水困难，绝不能让一名群众没水喝。
从此，中央的多个部门开始了应对行动：科技部于３月１９日启动了西南干旱灾害应急机制，紧急研究制定了“南方抗旱科技行动方案”；国家林业局继３月１２日紧急协调拨付云南省２００万元林业生产救灾资金后，近日再次协调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向西南五省（区、市）紧急拨付林业资金２１４９５万元；３月２５日，公安部消防局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公安消防部门全力投入抗旱救灾工作。
“不得不承认，一旦重视起来，政府为灾区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组织军警参与调水、组织捐款、发放慰问金……。”舒文明发现，对于旱灾的应对，行动相对迅速的是政府，而且政府在调动社会各界的资源参与救灾方面，效率非常高。
但是，NGO在哪里？
NGO的天堂，几乎不见NGO的身影
云南一直被专业人士誉为“中国NGO的天堂”。因为几十年来，包括福特、香港乐施会等在内的国际著名的NGO，都是从云南开始他们在中国的扶贫、环保工作的。在这些国际NGO的带动下，直接催生了本土NGO的成长发育，有大量同样关注扶贫、环保的NGO活跃在云南。并且，受国际NGO良好的机构治理的影响，云南本土NGO的内部机构治理比全国其他地区的本土NGO都要更完善。
“据我所知，省青基会外围组织——润土互助工作组等发起了‘我为乡亲送瓶水’的活动，为当地灾民做了很多工作，送了大量的水。”舒文明说，这是他所知道的最早行动起来的NGO，也是坚持到现在，一直为灾民服务的NGO。网上搜到的信息显示，从2月24日开始，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省青基会外围组织——润土互助工作组、大学生爱心家园发起和承办了“‘我为乡亲送瓶水’暨援建‘爱心蓄水池’紧急募捐公益活动”的倡议书，倡导城乡互助，希望广大市民省一瓶水、省一块钱，捐给缺水的贫困乡亲们，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传递爱心和希望，云南绿色流域也及时开展了云南地表流域水源检测活动。
随后，在2月23日，云南省接收救灾捐赠办公室和云南省慈善总会共同发起“对旱灾灾区发起捐赠的公告”，倡议以捐款为主，也可捐赠粮食及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云南省的官方NGO也行动了。
除了这几家NGO，再也没有其他NGO抗灾的任何音信了，包括那些国际知名的NGO们。舒文明在2月23日网上搜索后发现，“NGO的两大门户网站没有一点关于旱灾的内容，救灾NGO的标杆——乐施会的网站上没有，行动援助也没有。”根据乐施会网站上的信息显示，3月11日，乐施会才开始决定首批投入50万进行旱灾救援。
“我觉得是挺慢的。”NGOCN的执行主任彭微风说，NGOCN是供民间进行公益交流平台的网站，办公室在云南。作为云南当地人，彭微风发现，在3月中旬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动静。在她的印象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之后，关注灾区的NGO就慢慢的多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这几天还打了电话咨询我，他们可以在灾区做些什么工作。”
“NGO突然醒来了！”彭微风说。
公募基金会近期集中关注灾区
身处北京的记者也有这种感觉，NGO真的是“突然醒了”。在3月中旬之前还没有感觉到这些身处北京的大型的公募基金会对于灾区的关注，在记者发稿前的这个星期，却发现几家的大型的公募的基金会相对集中的在京宣布启动了关注灾区的项目。
3月1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式启动“甘霖行动”，以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家庭为资助对象。
截至3月25日，扶贫基金会“甘霖行动”共收到各界捐助价值9311104元人民币，其中资金1581104元人民币。3月26日，老牛基金会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甘霖行动”捐款20万元现金，并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个捐资援建“引水工程”项目的单位。“‘甘霖行动’支出377.5万元人民币，其中拨付资金31.5万元人民币，拨付物资346万元人民币。”王行最说。
近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紧急行动起来发起了“母亲水窖”送水行动，预计首批向受灾地区投入１５００万元支援抗旱救灾工作，日前已拨付１５０万元。根据灾情发展情况，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还将分批增加支援力度。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近日启动春雨行动，开展对西南旱区的救助行动。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也于近期，和新浪网、阿里巴巴支付宝共同发起“思源－甘泉”行动，为旱灾地区捐建思源水窖。
资源相对丰富的这些大型公募基金会针对西南旱灾地区采取的行动，将会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源“聚焦”灾区，这无疑将对当地灾情起到很大的缓解作用。对于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回应灾区的需求，一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个原因是不太清楚中央政府对于灾区的回应态度；另外一个原因是感觉媒体也没有对灾情进行充分的报道，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关心灾区的氛围。“如果仓促地发起关注灾区的项目，却没有社会足够的关注，会不利于基金会的筹款行动，针对灾区的项目也无法顺利展开。”
公募的基金会行动起来了，但是至少到目前而言，醒来的NGO中，还是很少见到无论是云南当地，还是外地的草根NGO们，这个在汶川地震后，全国的草根NGO扎堆在地震灾区出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那些平常很活跃的草根NGO的身影。”身在灾区的舒文明，还在用善于发现NGO的眼睛在寻找着应该在旱灾中发挥作用的，公民社会的真正的力量。
不知灾情如此严重是重要原因
为什么众多NGO对灾区的回应会如此滞后？据彭微风分析，很多机构会觉得旱灾像是慢性病，认为这时候NGO如果进入，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也有可能在经历了512汶川地震之后，NGO变得理智了，更愿意在可以发挥专业特长的领域发挥作用。”彭微风说，不能对灾区缺水的一个感同身受，可能也是一个NGO没有行动起来的原因。“不像地震，媒体直接给予的图片的冲击，能够迅速的让NGO们热血沸腾地希望为灾区出钱，出力。”
“现在也不清楚我们的机构去了灾区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我们暂时会观望，如果发现有我们机构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我们也许会去灾区。”在北京的一家草根NGO告诉记者。
3月28日晚，《公益时报》记者致电身在香港的香港乐施会中国部总监廖洪涛，询问作为致力于在大陆扶贫和救灾的国际NGO，为何在应对西南旱灾方面如此迟缓？廖洪涛告诉记者，乐施会是香港的NGO中最早回应灾情的NGO，从3月9日开始，首批投入近50万元的救援资金在云南、广西开展救援项目。截止3月18日，乐施会已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份实施了9个救援项目，投入资金超过130万元。通过这些项目，为当地受灾群众提供了引水工具、盛水桶，并为贵州部分因灾缺粮的农户提供了救济粮。
“虽然西南的旱灾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了，据我们所知，对当地的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对于春耕的影响也没有显现出来，而且，当地的合作伙伴也没有给我们灾民受灾很严重的反馈，包括媒体对西南的旱灾的关注也不够。”廖洪涛说。据了解，香港乐施会在西南几个地区都有常驻的项目办公室，一直在当地开展扶贫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工作，由于没有收到灾情紧急的信息，乐施会一直在当地开展常规的项目工作，并没有启动紧急救援工作。
廖洪涛说，在云南，冬季的雨水本来就比较少，当地乐施会的合作伙伴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直到春天到来，预期中的降雨量并没有出现，当地居民的农作物无法耕种时，当地的伙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收到灾情严重的信息后，乐施会立刻采取了行动。”
NGO的反应不一定要比政府快
NGOCN现在在整合灾区的信息，彭微风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哪些地方需要什么资源可以一目了然，这样外界的援助也会有的放矢。“我感觉现在灾区还是非常需要行动灵活的NGO来做的。”彭微风说，在西南灾区有很多地区比较偏远，政府还没有关注到的地方，NGO可以去做调查，“发现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另外，有一些妇女、老人、孩子的弱势群体也有特殊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政府部门是没有办法兼顾的。“NGO赶快来关注西南受灾地区吧。”舒文明呼吁。
“也许，有些NGO会有反应的，只是还会再慢一些。但是，那恐怕是在又一个热点形成之后，在它可以自吹自擂的时候。”直接参与过NGO具体工作的舒文明也在反思NGO自身的一些不足：“感觉现在的NGO做空的东西比较多，真正实干的比较少，NGO喜欢讨论问题，但是做得事情都很虚。”舒文明直言：NGO不应该只关心自己小圈子的事情，应该关注社会真正的需求，就算救灾不是机构的主要关注领域，那就不能去做事情了吗？
“单纯的救灾不是NGO的使命，生命危急的紧急救助更不是NGO所擅长，我认为NGO擅长的是人道关怀。”有网友认为现在草根NGO灾区不现身也在情理之中，况且这些草根NGO也受资源和能力所限。
针对旱灾中NGO反应相对较慢的现象，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分析：和地震的突发灾害不同，地震会马上把人和机构的热情迅速都激发起来，政府和NGO迅速地行动。而旱灾的情况是一步步的严重，所以政府和NGO的行动会稍微慢一点，“不过，我感觉这种反应速度还算是正常，不算应对特别不及时。”
“对于南都基金会而言，我们主要资助NGO去做事情，所以南都不直接介入事件；而草根NGO由于缺少资源，参与这样的行动是有困难的；对于公募基金会而言，并不是所有的公募基金会都有救灾的职能，况且，针对灾难进行募款，除了个别的基金会，需要经过特别的审批，所以公募基金会的行动也是受到制约的。”同时，徐永光指出，NGO的反应不一定要比政府快，首先需要对灾难作出及时迅速反应的，应该是政府。况且，NGO也是根据舆论来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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