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世博会，上海政府出资统一为居民安装新型晾衣架。在一个小区里，一栋楼西墙被整齐划一的晾衣架包裹着，190多户窗前的金属架仿佛工地脚手架一般密不透风，远远的看过去整栋大楼被罩在一个铁笼子里面，后来大家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最牛晾衣架”。
据了解，这批晾衣架是有关部门斥资近40万元统一安装的。无奈其因设计存在先天缺陷，居民在使用时感到非常不便。
“我发现现在政府为老百姓办了事，可是老百姓却越来越不满意。”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在12月9日召开的“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方法应用街道、社区交流研讨会”上说。
顾骏说，政府在为老百姓办事，办的却并不是老百姓最最需要的事，所以就形成了目前社区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区分政府的事和居民自治的事
当下，社区居委会组织的一些社区活动，比如为了活跃居民的文化生活而组织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等等，“这些事情属于居民的个人选择”，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但现在很多社区将精力还是放在这个层次。”
当然，社区还满足了居民的共同需求，比如大家都需要一个清洁的环境，安全的社区治安环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务既不是社区个人的需求，也不是社区共同的需求，而是政府部门的需求，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等国家政策。
这三个层次的工作，“一个属于居民个人的选择，我们的社区还在进行一定的发动、鼓励和倡导，第二个属于社区的公共事务层次，社区在协助政府来实现，最后一个层次，社区中还有一些纯粹是属于帮助政府要落实到社区里的一些职能。”贾西津说。
那么在未来的社区之中，到底有哪些事务真正是属于社区的职能，应该如何划分出来？贾西津认为应区分局民个人选择、社区自治和政府职能。
“我想大体上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首先对于居民个人自由、个人选择性的事务，应该回归到居民，社区不需要去主动，社区没有责任来满足个人的需求。老百姓愿意组织歌舞团就组织，如果居民不喜欢唱歌跳舞，他可以不组织。”贾西津表示。
属于社区共同的治理方面的事务，“应该要清晰的划分社区和政府的职能边界，到底有哪些事是社区能做的，哪些事是不属于社区层次而是属于某些政府部门、政府职能。”贾西津说，而不是条条落实到社区，所以在公共事务里面职责要清晰划分。
第三个方面，属于政府的职能需求，而不是社区公共事务的领域，应该逐渐的要落实政府的责任，就是政府的事情要政府去做，而不需要通过社区来贯彻。“政府怎么去做呢，政府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作队，一些机构的分支，这些机构分支就是隶属于政府体系的，而不要把所有政府的职能都最后落到社区。”贾西津说，“我们要把政府的事和居民自治的事情切实的区分出来。”
自治是政府和社区一起做事情
有很多人认为，居民自治是不要政府管了，我们要自己做事。而政府也会认为自治了我就管不着了。其实，这两种认识都是一种误解。
社区参与行动中心主任宋庆华说：“自治应该是社区和政府的工作职责更加清晰化，就是我们社区做哪些事情，政府的职责是哪些，而我们中间这一块是政府和社区的合作，就是我们说的自治，一起做事的那块事情。”宋庆华说，“所以当我们要谈到自治的时候，社区有社区的角色，政府也有政府的角色，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资源一定要给社区，在任何时候我们强调自治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菊儿社区居民活动室的规划就采用了开放空间的形式，使得活动室得以有效利用。
“我们采取开放空间的形式，邀请菊儿社区的居民60余人作为参与的主体，通过参与式的讨论，搜集社区居民对规划利用活动空间的建议，使利用相关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讨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恩东说。
在活动室改造实施过程中，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与各方密切沟通，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改造方案的设计、施工的监督、活动室的布置、志愿者的服务与活动的组织等项目当中。“社区居民对设计方案提出了许多的修改意见，均被一一采纳，例如增加楼道楼梯的扶手，增设排风设备，改善通风和采光，包括装修风格和色彩的使用，居民还自发形成了装修施工小组，持续关注着社区活动室的改造进程。”张恩东说。
今年，交道口街道与社区参与行动中心合作，规划一个社区老人的活动场地，“我们是从开放空间开始的，后面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开了无数次这样的讨论会，而且是民主协商的讨论会。”宋庆华说。
交道口街道刚开始做规划的时候，请了专业人士设计场地规划，“费用非常高，而且设计的很豪华，但和居民一讨论，居民全部否定了，居民表示不要这么豪华，只要安全、舒服。”宋庆华说。
目前，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室，居民完全是自己管理。宋庆华说：“他们特别喜欢、特别珍惜，因为从头到尾是他们自己做下来的。装修房子的时候，旁边的居民受噪音干扰了，做拉电闸或者是骂社区居委会这样的一些事情，通过讨论会的沟通和协商，解决了问题没，最后这些人也变成了活动的积极分子。”
四方共管社区
我国社区建设十年来面临着很多挑战，“主要是管理主体单一化、管理机构行政化、社区参与初级化等。”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社区建设处处长孙志祥表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北京市提出规范化建设的概念，而规范化建设就是想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比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过程的互动化、社区组织结构扁平化、社区建设目标的内生化，这是我们提出来社区治理想达到的一些目的。”
社区参与行动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社区治理，“我们推动治理的一些目标也正是政府所提到的这四点，就是主体多元、机制扁平，所谓的机制扁平就是原来纵向的管理变成网络化的管理，多元主体和网络管理，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果。”宋庆华说。
社区参与行动在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大兴清远街道、宁波海曙区的一些街道都做了推动社区治理的试点，“试点中，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网络管理，一般的来讲，我们的试点主要是四个方面的主体，一个就是社区参与行动这个机构，还有就是区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有居委会，还有我们的居民执行小组，通常是这四方来形成一个管理模式，一个网络管理的模式，这是我们合作里面最普遍的一些模式。”宋庆华说。
“合作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达成共识，只有达成共识力量才能往一处使，这个事情才会做好，所以首先我们要进行角色分工，这四方各自都是什么角色，都承担什么样的任务。现在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哪一个机构或者哪一个个人能够解决的，是需要各方合作，这是我们合作的重要基础。”宋庆华说。
渠道、机制等问题待解决
“我们现在还是在谈比较前卫的东西。”宋庆华说到社区治理的挑战时表示，“有些东西确实是我们遇到的困惑，如公民意识、什么是公民。”宋庆华说，“有人说中国人做了五千年的臣民，做了60年的人民，现在开始做公民，所以公民意识也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我们怎么变成公民？居民没有愿望和能力承担公民权利和义务，而只有公民才会把权利和义务放在一起的，其实我们现在有人在争取权利了，但是义务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的理解。”
公民参与的渠道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光有方法是没有用的，要有渠道。”宋庆华表示，“这个渠道就是要有通道，开放空间、社区茶馆会议等等都是机制、渠道，让我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但这些渠道还没有被普遍运用或者掌握。”
而治理机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治理机制还是存在着究竟谁说了算的问题，可能是掌握资源的说了算。那么，是谁保护公共空间，利益相关方合作空间，现在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中，有时候居委会没转过弯来，觉得居民参与会抢了他的饭碗，把他们的政绩抢去了吗？”宋庆华说，“这里面是不是能够相互尊重，具有建立合作关系的意愿也不那么明确。”
宋庆华说，目前，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治理问题，还是要建立不同的模式才能够适应不同城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