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学员和外国友人一起跳舞，该机构至今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本报记者周民摄
但现实中，“婆家”难找，众多组织因找不到一个政府部门成为自己的业务主管单位（挂靠单位）而登记困难。
这项新政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民政部门将帮助社会组织寻找主管单位，并将在中关村试点社会组织无需主管单位就可直接登记。
身份缺失
5月10日中午12点多，演乐胡同110号小院内。
一群智障人员和几名外国人踢毽子，不亦乐乎。晓铭（化名）则在房间里忙着换戏服，“下午还有一批游客要来，我先准备好”。
在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呆了7年的晓铭，已成为慧灵的“台柱子”，他负责为外国游客表演书法、舞蹈。在来慧灵前，晓铭几乎不与人交流，平时父母照顾他，当父母上班时，就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
“我喜欢慧灵，有很多朋友，很开心。我还能挣钱。”晓铭说。按照慧灵的运行模式，智障人士每月缴纳400元康复费用，通过接待游客、售卖手工艺品、给游客们做饭、表演舞蹈等，每位智障人士每月可拿
到一定的工资。晓铭每个月最多时能拿到500元，少的时候两三百元。
通过社会化的模式，对智障人士进行康复训练，慧灵让很多智障人士享受到了普通人社交、娱乐、培训和就业的快乐。成立于2000年的“北京慧灵”，尽管在为残疾人服务的社会组织中小有名气，但慧灵至今未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挂的仍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营业执照。
根据我国相关立法，未获得民政部门认可的合法身份的非政府组织，亦即草根NGO，无权享受税收等方面的各种优惠。“企业的身份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北京慧灵的创始人孟维娜说，政府给予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慧灵几乎享受不到。
慧灵维持下去的资金，30%来自于智障人士的托管费，70%来自募捐，“募捐资金中的50%都来自于国外，国内的企业、个人比较在意我们的身份，外国人不计较这个，只看我们做的事。”
但由于慧灵提供不了免税发票，社会捐给慧灵的钱，也要交税，“很多企业不乐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慧灵的募捐”。孟维娜说，另一个麻烦是，每年全国助残日期间，慧灵搞一些大型活动时，因为企业身份，有时很难得到相关部门批准。
“婆家”难找
“我们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为了让慧灵活下来，孟维娜不得已去工商部门登记了企业执照，“身份合法了才能开展活动”。
回忆起找业务主管单位的过程，孟维娜直说“太难”。
早在1999年，孟维娜曾多次找过北京市区县两级残联，“那是很不开心的一个过程。”跑了大半年，她始终没能“说服”北京残联部门成为业务主管单位，自然也就无从去民政部门登记。
跟慧灵一样采取工商登记“活”下来的社会组织，孟维娜知道的就有十几家。但同时期，也有跟慧灵同类的社会组织顺利到民政部门登记成功的。孟维娜凭自己的经验认为，一个委办局愿不愿意成为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关键得看这个委办局对申请人的信任程度和关系好坏”。
怕担责任
北京另一家在应急救援方面颇有声望的民间组织——北京操作者俱乐部也同样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未在民政部门登记。
在2008年汶川地震、今年西南大旱、玉树地震发生后，操作者俱乐部的团队成员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展开救援，在2008年四川省抗震救灾总结表彰会上，操作者俱乐部的志愿者们还荣获“四川省抗震救灾模范”称号。
“我们没登记是觉得登记程序太麻烦。”操作者俱乐部负责人赵培峰说，团队成立前他专门了解过注册程序，“找主管单位太难，别人也没义务来当。”但没有身份，最直接的就是导致团队开展活动困难，“我们进行野外救援集训时，找个场地，别人会让我们提供有关部门的介绍信”。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表示，社会组织最初以官办为主，民间化程度不高，民间组织找主管单位时，确实有些单位嫌麻烦，不愿意接手，“因为它当了业务主管单位，就得承担责任，得负责管理等。”这就使得一个民间组织登记注册起来非常困难。
截至200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2.5万个，有多少个社会组织因为没有登记或在工商部门登记，而未被纳入该数据？没有人知道。
但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多年研究NGO的经历中，他发现很多做得较好的社团，都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绿色通道
事实上，北京市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正在谋划一场关于社会组织的变革。
“我们希望能在国家法律许可范围内尝试一些突破，将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有所放宽。”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郭保国说。
郭保国所说的突破，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一个便是对社会组织的登记实行绿色通道。社会组织来登记时，工作人员将帮申请人联系、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对涉及民生类的社会组织如公益、慈善类，如果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可以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
郭保国告诉记者，绿色通道现在已经开始推行了。这对于北京慧灵、操作者俱乐部这类的社会组织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在民政部门登记，就是有了一个身份，一个保障。”赵培峰对“绿色通道”抱有很好的期待。他称，现在跟俱乐部一样做应急救援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方面社会对这些组织有需要，一方面是这些组织的身份问题，“我们该何去何从？”他认为“绿色通道”的出现，将为这类社会组织提供一个合法化的快捷、方便的渠道，同时，“合法身份也会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成长”。
降低门槛
北京市为什么勇于尝试这种变革？
按北京社团办秘书处副处长刘东崎的说法是，“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社会组织的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另外一条腿。”他介绍，现在深圳等地已对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有所放宽，“这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
据北京市社团办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全市共有社会组织6853个，其中社会团体3165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568个，基金会120个。
“全市共有128个市级行业协会承担了从政府部门转移的行业管理职能。”郭保国说，目前，本市社会组织总资产超过100亿元，每年为社会提供11万个就业岗位，在去年国庆60周年和应对金融危机中，社会组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早在2006年，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就指出，NGO未来将会成为社会的第三足，“政府是第一部门，企业是第二部门，民间组织是第三部门。”
■试点
中关村园区：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郭保国透露的一个消息是：中关村园区内登记的社会组织将彻底不再需要“婆家”了，今年有望试点实行。
中关村科技园区之一的丰台园企业服务管理处处长熊飞称，丰台科技园园区内有几千家企业，但社会组织只有丰台园区科技协会和产业联盟（轨道交通和生物医药方面），“应该说，这类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成立，有利于企业间信息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利于同类型企业联合起来争取一些项目投标等。”
熊飞说，对于行业协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企业是很有需求的，但由于社会组织找业务主管单位难，“科协和产业联盟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成立的，企业自发成立社会组织的几乎没有”。
针对正在北京市人大审议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中，涉及到中关村园区内社会组织登记的内容，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正在研究制定《中关村社会组织改革创新试点工作意见》。
“中关村一区十园内的企业、单位、个人，今后注册成立社会组织时，将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就可以。”郭保国说，民政部门会在中关村园区设立办事处，直接方便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同时，这些社会组织也不再需要挂“北京”字头，“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
郭保国介绍，中关村是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是高科技的前沿阵地，而其中的企业、单位等对于成立行业协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有很大需要，中关村社会组织登记的放开，将有利于高科技组织的发展，“外省市的企业以后可以成为中关村社会组织的会员，通过社会组织的对接来实现交流、联络、沟通”。
在中关村的试点，“对于中关村的行业协会和北京市的慈善组织来说，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今后这类组织的登记门槛将大大降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说，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而言，首先需要解决合法身份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他同时认为，社会组织在解决合法身份后，其发展最大的问题将是资金与人才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