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日子——汶川地震两年祭，又逢玉树地震即将“满月”。陪伴汶川新生和玉树站起的NGO，在历经两次“震痛”之后，也收获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如今，NGO资源配置开始告别盲目和非理性，逐渐走向科学、有效配置甚至合力联动。
4月30日，在参加完中国慈善排行榜发榜典礼后的第二天，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文奎和工作人员匆匆赶往玉树，刘文奎此次灾区之行主要是查看灾情，评估灾民需求，制定出符合需求的灾后重建项目。
“这次玉树地震，我们并没有着急去做项目，而是在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侧重于灾后重建。在灾后需求评估的基础上，配合政府救援政策，做好救援规划，这是汶川地震救灾后总结出来的很重要的经验，也是跟当时汶川救援行动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第一时间反应
4月14日中午，王行最在网上看到青海玉树地震的消息后，马上招呼基金会工作人员开紧急会议，14日下午，救援灾区预案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按照每户500元的标准，向灾区提供灾后紧急物资，包括粮食、衣服、棉被等等灾民急需的物资。”王行最说。
这样的反应速度，与汶川救援时期相比，是一样的。王行最说，与汶川地震时相比，“这次玉树地震后公益组织的反应普遍都比较迅速。”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地震当天，就迅速推出了希望工程紧急募捐行动，并且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我们15号晚上就到了灾区，这是非常快的反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这是基金会应急救灾很重要的经验。“如果你不进入灾区，你就很难把握受益人的需求，所以在玉树救援时期，这个经验得到了坚持。”涂猛说。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第一时间配置救灾资源，这也是汶川救援时积累和建立的资源关系。“比如建立活动板房，需要有板材。工作人员在飞机上时，板材也在运往灾区的路上，做到人到货到。”涂猛说。
玉树地震后的第四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就在灾区建立了第一所学校，而在汶川地震时期，是在震后第六天建立了灾区第一所学校。“这次提前了两天，主要是汶川救援时积累的经验，因为实践证明，在活动板房是灾区最有用的，比帐篷要好。”涂猛说。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新农村建设副主任马骁认为，在同等条件下，这次基金会救灾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首先，我们已经有上次地震救灾的经验，第二，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团队专门负责这个事情。”
理性有序行动
在紧急救援阶段，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玉树灾区建立公益吸氧站、送粮食、棉被。“紧急救援阶段结束之后，更重要的是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王行最说。
这与汶川地震救灾很不一样。“灾后重建工作阶段，基金会并不是急着去做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好规划，在需求评估的基础上设计项目，一个是国家的大的灾后重建规划，我们的规划要与政府规划密切配合。”王行最认为，政府部门这次做的很好，玉树灾后重建由政府统一规划，公益机构根据捐赠人的意愿，选择符合自己特点的项目，“类似认领一样，除了国家规划，当地政府也有自己具体的规划，基金会会根据意愿，选其中的某些项目来做。”王行最说，如此一来，就不会出现大家都在建板房、抢地皮这种混乱的状况。
王行最认为，此次灾后重建显得更理性、更有秩序，“使资源配置更合理，资源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
在汶川地震救援时期，由于资源调配问题，造成了公益组织资源的浪费。“本来打算建7片板房区，后来只建了2片。”王行最介绍说，原因是选定的地方被其他地区对口帮扶了。
而这次玉树救灾，“我们与政府紧密配合，在政府规划后，根据捐赠人的意愿去选择项目。”王行最认为，这次的玉树地震救灾，公益组织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之下各司其职，而不是盲目地去做项目。
涂猛也认为，玉树重建救援，“要看当地政府的规划出来之后，有没有空间，还要看捐赠人的意愿。应对地震之后的助学项目，我们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迅速、成熟。”
信息共享 效率提升
王行最认为，经过两次大地震，积累的重要的经验是不要造成资源的重叠配置，“这是比较重要的经验。”
在汶川地震时期，公益机构各自联动的东西少，在救援前期，很多公益组织都进入灾区，交流少，造成了救灾资源的重叠和浪费。“我们这次跟许多机构进行了沟通，是有一个交流的机制，一方面了解他们做什么事情，另外，我们在下一步灾后重建阶段会联合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
其实，汶川地震后，在灾区也出现了NGO互动联盟，主要是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使NGO救灾更加有秩序些。“我感觉这次NGO之间有了联合行动，比如在青海设立的NGO协调性的行动，西宁的救灾协调办公室，NGO直接有协调机制，一些GONGO有信息资源，可以帮助草根NGO更好的参与救灾。”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说。
目前，国内没有NGO联盟性质的机构，都是各个NGO直接有主动地联系，“在玉树救灾中，我们跟其他基金会联系，跟当地的社工协会联络，信息一直在沟通。”王行最说。
现在，各公益机构之间的联系很松散，“美国的一些公益机构，他们有个救灾的联盟组织，我想我们以后也会形成联盟，各机构轮值，联盟是大家的联盟，不是某个机构主导的，这样的机构形成还需要时间，现在各个机构水平层次不齐，但是形成联盟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王行最说。
王行最认为，信息共享，取长补短，能让公益机构做的更好，“这不仅仅是信息共享问题，而是分工的问题。比如我们筹资，草根NGO深入一线实施项目，这样的走向是比较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