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善尚不成熟的生态下，对于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人们往往并无共识。善款流向、募捐提成等，也动辄遭疑。
施乐会因“最高提成15%”饱受质疑，被指责是“骗捐”。这不是孤例，早在2007年，河北民间慈善组织“402爱心社”，就曾因每次从善款中提取7%，而被质疑是“打着爱心幌子敛财”。由此可见，对于募捐提成，公众还缺乏趋同的认知逻辑。
募捐提成，果真就等于“骗捐”“敛财”？其实不然。慈善不是做生意，但却并非无偿的。其募捐、管理、服务，终究需要成本，若差旅费等全由社工自掏腰包，难免会削弱他们积极性。基于此，按比例支付佣金给筹款人员，已成慈善领域的国际通则。在我国，慈善组织可抽取10%的管理费，也成了行规。
由此看来，将募捐提成视作“骗捐”，未必公允。在“费用自担”的模式下，社工在自损代价下势必缺乏动力；而“有偿社工”，却能以物质激励和风险嫁接，来激起社工的热情，也让其感到募捐压力，避免懈怠。因而，“募捐提成”合乎情理。
可即便“募捐提成”并无不可，提成比例也应与募捐成本匹配。最高15%的提成比例， 会否造成负面激励，委实难料。若社工为了提成，采取超募等方式，疯狂地募捐，甚至不惜信息轰炸，不免适得其反，也违背了捐赠者的意愿。
2010年，慈善家曹德旺就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了一份“苛刻捐款协议”。协议中规定：2亿元要在半年内发到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在3%的提成比例下，15%的上限未必显得多了些。
与其说，公众的质疑点是“捐募提成”本身，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对募捐透明性、可监督性心存疑窦。
事实上，若募捐信息足够透明，募捐成本几何，完全可以看得见。提成比例是高是低，一目了然。正因善款募集信息含糊，公众担心，在“最高15%的提成比例”中，会有分肥空间。在闭门运作下，募捐成本，只能是笔模糊账；社工是否以提成为牟利手段，为获取报酬而放松对受助对象的审核，抑或超募，也无从得知。
再者，施乐会的“社工”，并非职业募捐者，而是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其志愿性，本就与“有偿性”有抵牾之处。他们筹款资格，也未必经过了专业认证。他们能否提供专业化的慈善服务，也是存疑的。
更何况，在现实运作中，“有偿募捐”带来的募捐方式失当，也造成民众反感。志愿者为完成募捐金额，发送募捐信息过频，以至于发送“垃圾短信”，都会刺激民众的情绪。
慈善机构，毕竟是公益平台，这就决定了，它当规避“牟利”倾向和僭越空间。若是募捐没了透明，也无专业性，那势必会被掩埋在舆论的口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