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堆满了各种资料,4名志愿者正快速地整理资料,墙上挂着“中华慈善奖”、“南粤慈善奖”的奖牌。朴素,甚至破旧,这是办公室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简称恤孤助学会)会长、73岁的王颂汤带着助听器,和他的同事在这里办公。他曾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总经理,和慈善的渊源已有近20年。
创会艰难
“我个人和慈善事业还有点缘分。1992年,广东省团省委举办了广东首次‘希望工程’募捐活动,我看到宣传,找到公司团委书记了解情况后,请他代转400元私人捐款,并嘱托他不必署名。后来,广东电视台直播的滚动字幕里出现了我的名字,被熟人看到,告诉我家人,家人很支持。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捐助一些生活穷困的孩子。”
“2002年我准备退休,觉得应该身体力行去做好事,不是简单地出点钱,而且我这点退休收入帮助不了几个孩子,就想搞大一点。我把这个思路和老朋友们一说,他们都支持,大家开始想怎么才能办成这个民间慈善团体。”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安成信,全国九届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林东海,广州军区少将董兆良,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蒋月明,广东省人大常委、省环保局原局长王荫焜,广东省二轻集团总经理朱淇,广东省铁路集团董事长谢鉴明,广东粮油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李子荣,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宋子和,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经理廖曙辉,广州艺博院院长李卓祺,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原总经理王颂汤,这12位重量级的发起人,查看了相关法律和文件,咨询过律师后,曾不无乐观地估计创办这么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大概三四个月,顶多5个月就能完成。可是从筹备到成立,竟耗时一年半。王颂汤他们在各大单位中来回奔波100多回,盖了41个公章,才让恤孤助学会找着了“爹”,领了“准生证”,再报“户口”,并陆续办理好银行账户,验资账户转移,税务登记等手续。
“当时的政策环境和空间与现在不一样,难!尤其是要给自己找个主管部门。”谁愿意当他们的主管单位呢？王颂汤他们首先想到省政协,因为发起人里有省政协的副主席,还有几个省政协的常务委员。省政协开始说,好事,赞成,但后来又说对不起,因为前几年做了一个决定,不接受任何单位的挂靠。
王颂汤他们又联系到省侨办,希望他们当主管部门,当时的侨办主任说很好,支持!王颂汤他们赶紧写报告,侨办批了。这时又出现新问题:拿着侨办的批文去民间组织登记机构去,人家认为不行,这个组织要由侨办主管的话,名称上必须有“华侨”二字,于是又没办成。
直到2003年11月,创会一事才峰回路转,王颂汤他们直接找民政厅厅长拍板,同意做主管部门。一波三折的创立过程,让老人们感叹:“我们这是办好事,自己还掏一点钱,没有求名,也没求利,做好事还那么难？”幸好王颂汤他们认定了 “这是好事,应该坚持” 。
2004年5月15日,恤孤助学会终于正式成立。
获奖
2005年11月20~21日,由国家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华慈善大会在京举行,116个慈善事业单位和个人获得大会颁发的首届“中华慈善奖”,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成为当时获奖的6个民间慈善机构之一。
创会甫一年,获如此大奖,王颂汤笑说属“幸运加努力”。“领奖时,我还觉得自己形象不够好看,所以让我们年轻的同事上去。”回想这事,老人哈哈大笑。
首届 “中华慈善奖”得主的称号让恤孤助学会的声望和信誉大增,自然也有助于恤孤助学会的发展。直接来说,就是来合作的单位多了,但也因此,恤孤助学会在工作中碰到一种新困难。
“某单位参加我会在汕尾陆河县恤孤助学活动,他们从自己需要出发,来回摆弄小孩子这样那样地拍照。我们志愿者看得很不是滋味,回来告诉我。我当时就拍桌子,告诉他,不能用牺牲孩子的尊严去做符合你们单位需要的宣传,如果下一次再这样,我们不合作,不要他这些钱!”
说起这件事,王颂汤依然激动。事实上在采访过程中,王颂汤一再说到要保护贫困孩子的尊严,还提到一些小孩曾羞于承认贫穷,羞于申请资助的问题。“贫穷又不是他们的错,要说有问题,大概和我们更沾边一些。”老人的说法很委婉,但某些单位这种广告策略式的做法,显然困扰着包括恤孤助学会在内的各个民间慈善机构。
诚信为本
虽然亲历过创立及其后的种种艰难,但王颂汤还是对中国民间慈善事业持审慎乐观态度。认为“赶上了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时机”。
“这么多年来的工作,我体会到,当诚信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时,诚信就是民间慈善团体的生命。”“为什么要重视诚信？给你说过例子吧,今年我们会资助遂溪县1046名孤儿,在逐户家访核查时遇到6岁的戴文才。妹妹一出生妈发精神病走了,一年后爸病逝。今年除夕妹妹掉进尿桶溺死,他把遗体搬进山里埋葬。后来妈回来了,没几天又死了,村里安排一位70多岁佝偻老太陪他。老人拉着我们,泣求带走文才,真是情何以堪!”王颂汤一再强调说,“这可不是故事。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你真的面对那些孩子,才体会到委托你使用和管理的捐款有多么重!”
怎样做到诚信？“透明办会加社会监督。公开、透明了,水就清了。我们会的网页上,工作动态、每月财务报表、捐赠清单、资助款使用和汇付表、审计报告等等全部公开,欢迎捐赠人任何时候,可以在事先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前来查询、审核和指导,我们将提供全部资料和工作方便。这种做法不是学习外国的,而是出于对当前社会诚信缺乏的现实考虑。从一成立就这么做了,因为我们太想要一个完全纯洁的慈善事业,如果出了事,那没法交代。所以,我们会对每个项目进行可行性和不可行性评估,预防法律、财务和道德风险。”
“除此以外,提高专业水准对保证诚信也很重要。2005年得中华慈善奖后,我在很多场合说过(得奖)是幸运加努力,但如果我们达不到一个让社会认可的水平,人家会说第一批得中华慈善奖的就这么个水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可想而知,那就贻笑大方了。今天我们有没有勇气大声说,我们能代表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先进水平,即使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明天一定会做到？基于此,我经常和志愿者交流,做慈善是做好事,对一般的捐赠人和参与者来说,这是够了;但是对于慈善团体来说就还不够,咱们心里必须得装着怎样才能把好事做好这事儿,这是社会、捐赠方和受助方对你的要求和评价标准。”
让慈善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和日常行为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等,30%的慈善捐赠来自富人,而平民捐赠占70%。在我国,推广平民慈善其实是有基础的,毕竟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古朴的帮助他人的道理,说起这些,王颂汤就念念不忘这个事例。
“2004年6月,我们会刚成立,去河源举办助学活动欢迎市民参加,当时的媒体做了宣传。出发前两天,一位老太太找到我,整整‘审问’了我一个半小时。除表示要参加活动外,也没多说什么就走了。活动结束后,她掏出一大把零钱,表示要资助一个小孩(当时资助一名2000元,后来增到3000元,小学和学前教育阶段每学期发放300元,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每学期500元,直到资助款全部发放完),开收据时,问她名字,她解释钱是街道的一班退休老工人捐的,所以不能光写她名字。据我所知,当时广东普通工人的退休金在四五百元左右,这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所以不想接受。可老太太很坚持,她也不说大道理,就是不停表示,钱是大伙决定要捐的,她要完成任务。我们最后收了,这不是含金量的问题,是含情量,这情我们领了。”
类似事例,王颂汤脱口就娓娓道来。他得出的结论是,好人愿意帮好人,政府和社会应共同努力,让慈善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和日常行为,培养更多人的公益价值观,使人们从慈善行为中得到社会的尊敬和精神上的满足。
“无须讳言,只要社会存在贫富差距,慈善事业就有其存在的必要。如果相当数量的人群失去了改变贫困的机会和希望的话,这个社会永无宁日。历史总是告诉人们,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一个个个体悲剧的积累,是社会的悲哀。如果今天我们抛弃了那些挣扎在困境中的孩子,当他们长大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维护这个社会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真理从来就是朴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