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连续九年连任三届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的Andrew Watson（华安德）离任，John Fitzgerald（费·约翰）履职至今已近三年，在这三年的工作中，福特基金会有哪些变化、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项目有哪些调整，带着这些疑问《公益时报》记者走进福特基金会的办公室。
取消“经济”项目
增加“教育”项目
公益时报：您履职首席代表以来，是否对福特基金会的在华项目有所调整？
John Fitzgerald：是的。不过应该说，变化不是太大。我们原来在9个领域开展项目，现在是7个领域。取消了原来的文化多样性和经济与发展金融、国际治理三个领域，将原有的“教育改革”领域一分为二，划为中等教育改革和促进高等教育入学和成功。保留的领域为性与生殖健康、环境与发展（农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使用）、法律与权力（刑事与民事法律制度改革）、公民社会（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建设）、治理与公共政策（支持透明有效问责性的政府）。
公益时报：为何取消这些领域的项目呢？
John Fitzgerald：取消经济与发展金融方面的项目，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在改革发展初期，福特基金会非常重视中国的社会科学，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经济学。在福特基金会早期的工作中，对经济领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慢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自己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学家和学术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的人找福特基金是寻求解决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帮助，比如贫困、生殖健康、农村金融等问题，而福特基金也根据项目申请趋势的转变对资助方向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John Fitzgerald：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面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调整了项目领域，并不是说我们认为文化项目不重要。据我们了解，有不少机构在从事文化保护活动。当我们面临选择，只能在6-7个领域来开展项目时，我们不得不选择了放弃，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公益时报：是否是因为您的就任带来这些项目领域的调整？
John Fitzgerald：不是因为我，这是福特基金会全球资助战略调整的结果。2008年初上任的新会长Luis Ubi?as对于福特基金会的整体工作有一些新的设想，开展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和调整。作出这样的调整，是为了能更好地应对新时期的挑战。
公益时报：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项目资金占整个福特基金会的多大比例？
John Fitzgerald：福特基金会60%的项目都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全球设立了10个办事处，这10个办事处可以使用基金会另外40%的资金。虽然对于每一个办事处来说，只有4%，但是由于福特基金会本身的资金不小，所以这4%也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2009年是美中建交30周年，也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来到30周年。据报道，截止当时，基金会已经累积向中国各机构团体捐助了2亿5千万美元。
重视创新
不愿支持以前做过的项目
John Fitzgerald：福特基金会北京办公室主要在七个领域开展项目，每一个领域有约100多万美元的项目资金。每年福特基金会一般会选择十几个新项目进行资助，因为能够资助的项目比较少，所以申请的条件相当严格。
公益时报：如何选择资助的项目，具体有那些标准？
John Fitzgerald：项目必须在该领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是研究的话，我们侧重行动研究，希望这些研究对具体工作能起到指导作用，或能推动政策，而不是纯粹的研究。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与政府合作的项目，没有政府的合作不利于项目在其他地区的推广。创新性也是我们重视的一个方面，我们不愿意支持那些以前做过的项目。因为资助是有限的，我们还会看项目的可持续性，那些在项目启动之后不能够自力更生，自行运转的项目，我们基本不资助。还有就是参与性和复制性，能否让妇女和弱势群体参与项目，以及项目成功后能否在其他地区复制与推广。福特基金会相比大的基金会，资金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愿意资助有试点性的项目。比如一个项目在某一两个县试点成功，成功之后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推广下去，这是我们选择项目时非常看重的一点。
公益时报：在项目的选择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
John Fitzgerald：举一个成功的例子吧。在生殖健康项目方面，我们与国家计生委合作的优质服务项目就是非常成功的。优质服务项目是国家计生委1995年启动的项目，福特基金会自1997年开始对该项目进行资助，旨在根据1994年国际人发大会提出的以人为本、优质服务的方针，帮助项目县改进工作方法，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
项目开始时，只在六个县里展开了试点，现在项目县取得的经验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县全面推广。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项目有效实施的基础上，资助召开的优质服务国际研讨会和一个以优质服务项目县的计生委主任组成的代表团赴美国介绍中国优质服务项目成果和计划生育工作改革进展。这一系列的活动对于促进中国计划生育在国际上树立新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项目的成功开展有效地促进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以人口数量为导向的，现在逐渐转变为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政策，关注服务质量，提高人口的计划生育的知识和知情选择的服务。
John Fitzgerald：一般来说，NGO的负责人会先来基金会与项目官员交流想法，项目官员需要了解项目的目标是什么、设计是否合理等内容，看是否符合基金会资助项目的标准。在基金会同意提供资金资助后还有一系列的审查流程。例如，基金会需要考察机构的资质，机构的执行能力如何，以前做过的项目是否成功等。了解了机构的有关背景之后，机构需要根据基金会的要求填写一个完整的文本，陈述项目的目的、意义、如何做、谁来做、资金预算、时间周期。项目官员会与机构一起讨论建立一个项目结束之后的评估指标，来衡量项目的成功与否。
公益时报：这个申请的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
John Fitzgerald：原来NGO申请项目资助一般是一个月的时间，最长两个月就可以。现在内部的管理措施比以前来说相对严格和复杂一些，差不多需要三到四个月时间。
公益时报：目前在中国正在开展的项目有多少？
John Fitzgerald：包括那些几年前启动、目前还在开展的项目在内，在中国开展的项目有约240个。项目规模大到上百万的资金，小到2、3万。
重视项目监督
不定期进行评估
John Fitzgerald：在项目开展之后，项目官员至少每三个月会与机构沟通一次，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会经常与项目官员以各种方式进行沟通。项目受助方会在项目中期和结束后分别提交给我们一份报告，这是我们监督项目进展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受助方自己监督管理的过程。根据每个机构的性质不一样，对方提供的报告数量也不一样，有的机构从项目启动开始每年提交一次报告，有的可能一年要提交两次报告。提交项目报告的同时，还需要提交财务大项报告和细项报告。这是受助方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基金会监督管理重要的程序。平时机构组织了活动或者举办大型会议都会邀请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参加。
我们办事处内部 的评估就是项目官员对该项目进展情况、实施效果的一个评价。基金会有一个统一的项目预算管理系统，有关资料都会汇总到这个系统里，福特基金会全球所有项目的资料都在这一个系统里能够查到。
公益时报：基金会总部会定期审计北京办事处的项目预算吗？
John Fitzgerald：是的。基金会内部有一个专门的审计部门。美国总部那边会定期派人到全球各办事处审计，内部审计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严格的。美国总部一般一年半左右会派两名审计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办事处进行为期两周的审计工作，审计范围包括每一个项目的预算、进度、管理、效果等方面，以及我们办事处内部的行政、财务等。审计结束后，他们会最终向总部提交一个审计报告，并及时跟我们沟通，提出改进意见。除了基金会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之外，美国总部还会定期请专业的审计公司审计受助方开展的各个项目。
公益时报：北京办事处会邀请第三方来为开展的项目进行评估吗？
John Fitzgerald：对于项目的评估，主要会看项目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是否最终实现了。有些项目的目标可能是出几本书，开几次研讨会，或者对某些领域有一定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也会请一些专业人士、专家学者来进行项目的评估。
公益时报：这种评估多久做一次？
John Fitzgerald：不固定。需要时就做。这种评估是给基金会内部看的，一般不会公开发表，主要是为了看看基金会的项目具体开展的怎样，效果如何。
公益时报：评估要达到怎样的效果？
John Fitzgerald：我们从内部很多时候是项目官员自发对项目进行评估，看这个项目开展的效果如何，是否能够继续做下去。这种评估我们其实希望能够从外部来做。基金会的项目都有一个长期性，通常不是短期内能看出效果的。很多时候，我们从其他方面也能够看到项目的效果。比如，前任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官员李文晶女士获得了2010年9月颁布的中国第二届“精忠奖”，就可以从侧面说明性与生殖健康领域项目的开展是卓有成效的，得到了社区的认可。
还有像经济学的项目，很多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参与过这个领域的项目，现在国内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很多都是从这个项目中走出来的，他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地位就是对基金会这个项目最好的肯定。
John Fitzgerald：北京办事处共有18名工作人员，其中项目官员有5名。这些项目官员都是从全球范围招聘的，来基金会之前有相当丰富的项目相关领域的经验，可以说他们就是该方面的专家。项目官员三年一个任期，可以申请连任，最多工作三个任期，就会离开基金会。回到自己以前的工作单位，或者寻找其他工作，当然也可以申请去基金会其他部门。
公益时报：基金会对工作人员的定期考核是如何进行的？
John Fitzgerald：基金会每年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年终总结。由首席代表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做总结，美国总部的会长为基金会全球各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作总结，相当于一个年终考核。虽然，项目官员的优异表现能够获得奖励，但是，项目官员的职位是相对稳定的，基本上没有提升的空间。如果在总结中，发现某个项目的有问题，没有提交报告，或者钱没花完，项目标准没有达到，可能会直接要求项目伙伴还钱。
链接>>>费约翰
费约翰，曾任墨尔本城市的拉特罗布大学教授、院长，是当代历史学家，对中国的政治、国家发展很有研究。他跟中国的学者一起合作过项目，是澳中理事会的理事，也是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会的会长。他写了很多书，有一本反映民国时期的书很有名，叫《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