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记者节期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人民网、新华网、《青年记者》等中国新闻媒体，联合开展了涉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46个城市的120多家媒体的调查，其中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微博被认为是2010年最值得尊重的媒体。
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是新闻从业人员，样本比较单一，这个结果能代表多大的公众认可度还很难说，但尽管如此，仍能看出微博在短短一年之间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大量媒体人成为微博用户，被微博影响，这导致在他们所服务媒体上微博内容的提及率极高，进而也影响到媒体受众。记得上海11.15火灾那天，笔者正搭乘出租车，收音机上央广报道此则新闻，干脆直接大量引用新浪微博上网友发布的现场目击报道，连的哥也赞叹：“您说有了微博这东西，是不是想捂住点啥就难多了”。
观察家和研究者已经为微博定义了很多深刻的积极意义，比如传播微言大义、促成公民记者、围观改变社会等，围观是不是能改变社会自然尚需时间检验，但对笔者个人来说，微博确实对以前的很多习惯造成了改变，而且，我不敢确定，这些习惯是好是坏。
最直接的改变是在互联网上沉迷的时间大幅增多。十多年以前，作为国内较早的互联网用户，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高度沉迷于互联网生活，热衷于网络写作和论坛交流，但随着网络的普及、用户的纷杂以及商业因素的增多，这导致互联网带给生活的困扰逐渐抵消其能带来的福利，于是下意识地减少了在网上滞留的时间，QQ基本不再使用，MSN长期隐身，生活清爽多了......直到遇到微博这种东西出现，我又重新回到一边刷新微博页面，一边焦虑地计算剩余写作时间的尴尬处境。在国内，虽然大家公认微博是一种新媒体，但说穿了，它本质上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络，既然是社交，就有所谓社交的大部分固有缺点，有虚假与虚华、虚荣与虚伪——这些缺点甚至可能被微博放大：比如，因为在微博里粉丝数是衡量一个人影响力的重要标准，所以在淘宝上就有大量专门买卖粉丝的交易存在；再比如，因为微博里的转发数是衡量一则消息影响力的重要标准，所以就有人热衷于传播假消息；至于说不停地刷新个人页面看是否有新关注或新回复，据网络心理学家分析，这说明微博使你变得更自恋。
病毒式传播加口碑传播构成了微博的类似“云传播”的特点，这极大的促进了受众与信息的贴近度，但同时，它也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所谓信息茧房，按哈佛大学法学院桑斯坦教授（奥巴马的法律顾问）所定义是，是指网络的广泛使用，让每一个网民都只获得自己所喜欢的信息--因为志趣相投的人往往只喜欢和他们圈子的人交谈。他认为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这样才能防止社会分裂。微博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正是通过“follow”来自我定制想听到的信息，这等于自制了一间信息茧房。我最近的一个不好的体验是，11月23日我从早晨7点钟开始上了两个小时微博，居然一直没关注到“柬埔寨数百人踩踏死亡”这样的大新闻，这与我被微博垄断了信息来源这一现状有关系（把新闻与社交结合，微博显然抢了不少门户网站的流量），与我更关注自己发布的微博及读者的反馈有关系，更与我定制关注的人群性质单一有关系，更与微博用户乐于传播国内负面消息而忽视国际新闻有关系。你与一群人气味相投，必然会影响到对其它气味的接受，所谓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它香，微博使我作茧自缚了——在微博用户中，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们都在微博上各自建造自己的信息茧房，各说各话，则无疑会加剧社会之间群体的分裂与对立。至少从目前已经看到的微博上发生的大量争执与谩骂、激辩与冲突来看，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微博似乎使编辑记者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了。现在报纸杂志上有大量的微博内容，从专门的微博语录专栏，到新闻报道后面的微博点评，当然还有大量在微博上因为名人口水而直接生成的微博新闻事件，现在，记者要找观点、找采访对象、找新闻线索、找新闻素材，直接上微博都可以解决。这些当然大大减轻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难度，但长远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刚进新闻行的时候，曾经在某杂志主持过一个语录栏目，由于费力四处搜罗名言警句而很受读者欢迎，这要搁到现在，大概离失业就不远了，因为微博上到处是名言警句，这种栏目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有人说，如果微博这个自媒体得以普及，媒体从业人员可能萎缩，只剩下低端拷贝粘贴整合的劳力，以及高端的确实能创造高附加值的顶尖记者，中间的只靠找新闻为生的平庸之辈可能要另谋职业了。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微博用户通过集体推送信息的大众智慧，已经很好地代劳了找新闻的工作。
在中国，人们对微博的最高期待是“围观改变中国”，希望借微博凝聚的公众关注度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个很好的愿景，但以我个人对微博的体验来看，所谓围观性参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很值得怀疑。大多数人只不过通过微博宣泄愤怒或者同情等情绪，然后转身回去继续生活，这世界是否就会因此而改变？我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么一条被转发几百次的短信：所谓公众热情，就像个轻薄浪子，一有事件则万众一声，施加巨大压力，把当事者搞得热血沸腾，一心奋战到底，但一旦下一个热点出现，公众热情立刻转移，只留下当事者孤身奋战，自生自灭。在缺乏有力民意代言人的情况下，过分的口水宣泄使参与变得简单，道德情感得到代偿后，反而很可能会消解以实际行动对社会的推动。类似的例子发生在经济领域，为了治理拥堵，伦敦对进城车主收取机动车进城费，但后果之一却是一些原本已不开车进城的人却又开始开车进城了。以前，人们由于公德心或社会责任感而主动不开车进城，但在收取进城费以后，人们认为已经向社会付出了代价，对开车进城添堵反而变得心安理得......当然，微博的情绪宣泄功能也不是毫无用处，至少在中国，它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这大概也是微博得以继续安全存在的原因之一吧。
不管微博是否能改变中国，微博在中国继续火热趋势大概不会改变——只要有关部门不加干涉，这趋势不但是中国现象，在全世界也有规律，越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其国民对互联网言论宣泄的需求越大，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人们处在一个变化更快的社会中而更喜欢抱怨与牢骚。WPP旗下市场调研公司TNS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发达国家以外网民参与社交网络的热情，超出了许多观察家的预期，在社交网络参与度网民排行榜上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都位于前列，但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进入前十名。其中俄罗斯人在Twitter等微博服务上发贴最为活跃，其网民参与微博的比率达到32%；中国人在浏览他人微博帖子上花时间最多，巴西在参与社交网络方面名列前茅，而另一项来自市场分析机构ComScore的调查则显示，有84%的印度网民在使用社交网站......这四国，正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的所谓“金砖四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