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6日，包唐韬在古路村小学的教室里上课。
自9月从墨脱徒步回来，包唐韬的生活基本只有三件事：睡觉、看书、筹建自己为山区基础教育服务的NGO（注：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向日葵志愿行动联盟”。
很多人对包唐韬这个名字可能不熟悉，但提起“绝壁支教者”就会觉得耳熟：2008年7月初，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毕业刚一年的包唐韬，辞了薪水不错的工作，成为四川省汉源县古路村小学的一名支教志愿者、媒体报道中的“绝壁支教者”。
古路村小学，是一所建立在悬崖之上的小学，海拔1400多米，近乎与地面垂直，仅有一条最宽不过一米的骡马道。学校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五年级的孩子不会写拼音，乘法口诀也背不下来。
包唐韬的到来，使学生们第一次接触到音乐、美术、自然科学、体育等课程。由于媒体的报道，社会上的爱心捐赠开始汇聚到这里。今年7月4日，在一家NGO的帮助下，古路村学校的54名孩子全部下山进入更规范的学校读书，包唐韬则在向日葵盛开的夏天悄然离开。
走过这两年的人生轨迹，包唐韬决心成立自己的NGO，与基金会、企业合作，为改善山区基础教育尽一份心力。现在，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的“向日葵志愿者行动联盟”已经筹集到了3万元的注册资金，却找不到可以挂靠注册的单位。
“我知道困难很多、风险很大。”年轻的包唐韬做了一些准备，但他也知道：“不能顾忌太多，想到了就要去做。”
关于自己的NGO
“有风险也要做，因为这件事值得坚持”
这当然也暗藏着很大的道德风险和法律的约束，一旦操作不慎或管理不善，将会给我带来极大的伤害。但我还是要做，因为这件事值得坚持。
长江商报：你是怎么想到发起一个专门面向山区基础教育的公益组织？
包唐韬：在古路村小学支教的两年，让我看到，山区孩子在教学资源的分配上，跟城市孩子的差距太大了。他们既没有良好的校园环境，也没有优质的师资力量，而山区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落后引起的。
“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晏阳初先生曾经将中国农村问题归纳为四个字：愚、贫、弱、私，我认为，改变山区愚昧贫穷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教育，在山区从小培养具有坦荡人格和生存技能的一代。
在扶持山区基础教育方面，政府想做的事情很多，但单靠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民间机构可以成为有力的补充。另外，高校有很多的志愿者资源，可以成为民间公益组织有用的人才。因此我们给向日葵志愿行动联盟定了一个方针：紧跟政府的政策，立足高校资源，积极探索社会需求，统筹社会爱心资源。
长江商报：你设想的向日葵志愿者行动联盟运作模式是怎样的？
包唐韬：我们想做的这种形式可能没有人做过。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将NGO、基金会、政府、企业等各方面力量整合进来。
在我看来，很多时候，中国并不缺乏慈善的冲动和力量，缺乏的是一种引导和监管。比如在古路村小学的时候，媒体一报道，大家都轰轰烈烈地开始捐款，但最后这些钱用到了哪里？怎么用？媒体无力顾及，捐赠者本身又不可能知道。所以我就想，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将需求方和资助方对接起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到各个山区的一线，跟当地的学校、教育局等部门联合，出一个帮扶的计划，然后拿着这个计划去找基金会和企业。
长江商报：意思是你们不成立基金会、不直接接触钱？
包唐韬：在中国，只有像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公募基金会才具备募捐的合法资格。我们不打算成立基金会，一方面有这些因素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零散的捐款管理起来相当困难，我们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们只是做一个计划，然后按照计划需要的投入去找企业、找基金会“要钱”。企业、基金会在投钱之后，我们会要求他们派人跟踪监督这笔款项的去向，开支用途全部公开。
长江商报：这就意味着，“向日葵”的发展取决于企业和基金会有慈善投入的愿望上，这要求你们的机构要具备相当强的号召力。
包唐韬：准确说来还有第三个基础：我们提供计划的可操作性。实际上，民间有很多慈善冲动，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家、爱心人士捐资做慈善，我们就是要给他们找到捐献的出口。
我在古路村小学做了两年的支教志愿者之后，我认为，我应该具备一定的社会信用，可以募集到一定的资金。这当然也暗藏着很大的道德风险和法律的约束，一旦操作不慎或管理不善，将会给我带来极大的伤害。但我还是要做，因为这件事值得坚持。
关于做NGO的意义
“为了内心的快乐，追求心灵的自由”
在古路村小学的时候，我一直拒绝承认别人评价我“帮助了多少人”。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太多儒家那种“为生民立命”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我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心灵自由。
长江商报：目前向日葵志愿行动联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包唐韬：现在我们还在筹建阶段，主要的人员只有三个人：我，二师团委的孟黎明老师，跟我一起在古路村小学支教的志愿者小白。我们已经做好了机构的章程和项目流程，正在准备注册。
注册需要四个条件：有挂靠单位，有3万元注册资金，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30—50人的固定会员。
资金方面已经解决了，之前资助过古路村小学的一些朋友愿意帮我们筹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挂靠单位，尝试接触了一些机构，他们大都不愿意接受。现在我们正在跟二师协调，希望能挂靠到学校名下。
长江商报：作为一个非盈利的民间机构，你们的组织将靠什么运营？
包唐韬：资金问题是我最头疼的问题，因为行政开支、做项目的调研都需要钱。目前国内很多NGO的成员发的都是承诺工资，比如承诺的是2000元，但实际到手的可能只有一半，甚至发不出来，只能等组织发展起来以后再补发，这样，公益人才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目前，我们还没有跟任何一家基金会或者企业谈到合作，只能用已经筹集到的经费先顶着，希望尽快找到合作的单位。
长江商报：听起来似乎有些悲壮。
包唐韬：做NGO更多时候就像一种宗教信仰。你必须想得很通透，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快乐、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在古路小学的时候，我一直拒绝承认别人评价我“帮助了多少人”。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太多儒家那种“为生民立命”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我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心灵自由。
做NGO必然会遇到人性的阴暗面，因为愚昧贫穷和懦弱自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抱着帮助别人的心态，一旦你帮助的对象偏离了预想的状态，你很可能产生“不值得”的想法。
关于公益的梦想
“老了就没有精力去做公益了”
公益应该是事业有成，或者老了再去做——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但等到那个时候，可能反而没有精力去做了，或者做了也会有一种施舍的味道。
长江商报：做公益能让你心灵自由，但不会给你实际的物质回报，会不会感到现实的压力？
包唐韬：做公益也不是完全没有收入，在古路村小学的时候，志愿者是有补贴的，一开始每个月400块钱，后来有800块。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还拿到了一笔3000块钱的 “创业基金”。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工作，也没有找家里拿过一分钱，都是用这笔钱在生活。我也想过去工作，先挣了钱再来做公益，但现在还有人记得包唐韬，记得绝壁支教者，我还能用这点社会信用来做点事情。
长江商报：你的家人怎么看待你的公益梦想？
包唐韬：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一直跟爸爸生活。因为爸爸在铁路上工作，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基本已经独立生活了。
爸爸表面上对我的事情不关注，但内心是在意的。我从古路小学回来的时候，他就提醒我把捐款的账目要交接清楚。
他也关心我将来的工作，包括结婚生子等问题。他跟我说，公益应该是事业有成，或者老了的时候再去做。但我告诉他，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但是等到那个时候，可能反而没有精力去做了，或者做了也会有一种施舍的味道。他了解我，不会多说什么。
关于终身的事业
“每个人都该执着走适合自己的路”
说实话，我并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只考虑过一点：将来无论做什么，一定要是自己心之所愿，这就够了。
长江商报：你会把公益作为毕生的事业么？
包唐韬：我并不是一个有计划和目的性的人。说实话，在去古路村小学之前，我并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只考虑过一点：将来无论做什么，一定要是自己心之所愿，这就够了。
原本我是想把在古路村的生活当做一种历练，但在山上的日子真的很快乐，于是我决定继续做公益。
NGO也未必会成为我终身的事业，因为我感觉，一旦去设想未来的目标，内心的自由就会被束缚，也许有一天我觉得我要做的已经都做了，我就会转身离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半途而废，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最好，就像我离开古路村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孩子都送下山、联系好资助才走。
长江商报：前不久李连杰在接受央视记者柴静的专访时，谈到壹基金可能因为身份问题而夭折。做公益其实存在很多的困难，你为什么还要选择走下去？
包唐韬：人类社会有两条发展之路，一种是外在物质的进步，一种是人类内心的满足。我觉得同样重要。就像有人觉得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觉得每天抱着十万块钱睡觉才开心，也没什么不好，他们起码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什么，这远比人生态度摇摆不定的人要好多了。
有两个字我觉得很重要：“适”和“执”，每个人都该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执着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