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要有希望
“流浪—救助—遣送—逃跑—流浪”。对于森森孤儿院前负责人姜林来说，那些资深流浪儿从政府救助机构脱身的伎俩他再熟悉不过。
姜林也曾是一位流浪儿，先后因盗窃和抢劫，被少管1年和判刑7年。出狱后，他创建了森森，专门收容流浪儿，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流浪儿回归社会。
相同的经历，让他在不使用强制手段的情况下，能比类似于救助站的政府机构和其他NGO组织，更有效地与流浪儿们沟通。“在森森，我从来不要他们叫我‘老师’，他们都喜欢叫我‘哥’。”
姜林介绍，森森解散之后，原来收容的流浪儿分裂成了若干小团体。在姜林视线中的十几名孩子中，有四五个坚决不愿干坏事，但生活堪虞。另有七八个人已经开始滑向违法犯罪的边缘，偷鸡摸狗成了家常便饭。
尽管声称不愿再管流浪儿们的事，但姜林仍有意无意，把房子租在了当初森森流浪儿们活动最为频繁的临江门魁星楼。一些流浪儿在窘迫的时候，还会找到他，要么借宿几日，要么蹭饭几顿。不时有流浪儿打电话探听森森孤儿院会否复办的消息，在得知这个机构将永远解散之后，他们总会将姜林一顿痛骂，责问他为何要违背当初“不放弃”的诺言。
对于这些责骂，姜林无言以对。他说，一个人最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在堕落中看到希望，最终却又让这个希望破灭。
在这个方面，姜林有着切身体会。当年他流浪时，曾被大溪沟派出所一名警官收养。这名警官全家最初给予了姜林极大的关爱。“那段时间是我流浪期间最快乐的时光，我得到了尊重，享受了平等。”
不过，当姜林充分融入这个家庭之后，流浪期间染上的恶习也逐渐显现。他不仅尿床，还偷警官家里的钱出去打游戏、抽烟、喝酒、打架。这样的状况，最终让那位性格宽容的警官最终还是向他委婉地下达了“逐客令”。
尽管姜林当初也恨死了自己，但直到现在，他潜意识中对这位警官仍有某种“恨意”。他说，如果当初这位警官能像包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包容他，耐心教育他，他就不会在后来遭受8年牢狱之灾。
“所以，当你试图去收养一名流浪儿的同时，一定要考虑清楚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宽容、耐心以及爱心。否则，请不要给他们任何希望！”
心灵的抚慰更重要
森森孤儿院在曝出“查账门”解散之后，姜林的女友也和他分了手。双重的打击，让他决定此后不再举办任何专门的流浪儿收容机构。他说，虽然他依然会关注流浪儿们的生活，但他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自己人生的规划上。
目前，姜林白天上班，业余时间则基本耗在写作上。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将自己当年流浪和违法犯罪的经历，以及森森从创办到解散的全过程写成了一篇15万字的纪实小说《脱缰的野马》，目前初稿已完成。
“流浪儿通常是不愿对外人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的，我希望大家能从我的经历中，了解流浪儿们真实的生活，因此而关注并正确引导他们。同时，我更希望流浪儿们能够从我的身上看到希望，看到未来”。
对于新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落成，以及未来的“模拟学校”，姜林表示了谨慎的欢迎。“政府机构有政府的优势，但这并不能替代民间组织在此方面的作用。”
姜林说，政府机构有合法的背景和手段来救助流浪儿，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他们仍把保护行为当做一种工作来履行。但事实上，对流浪儿的救助，在更大程度上需要的是感情的投入、心灵的抚慰。在此方面，“NGO的优势显然比政府机构明显”。
此前，森森曾多次与政府部门联系，试图让自己拥有合法的NGO身份，与政府优势互补，联手对流浪儿进行救助，但由于在法律和现行政策上找不到突破口而告吹。
“绿叶义工”是重庆规模最大的NGO组织，他们也曾多次组织过对流浪儿的关怀行动。其负责人张海峰说，在NGO组织和独立的志愿者中，能够持续关注流浪儿者并不多。
和其他困难群体相比，流浪儿的救助有一个最大的特性，这便是他们大都不太懂得或者不愿表达感恩。绝大多数流浪儿只希望得到物质上的帮助。如果心情好，他们表面上会接受一些委婉的告诫。如果心情不好，他们甚至会对爱心人士的“说教”心存怨恨。
去年春节，绿叶义工一位志愿者将几名流浪儿请到自己家过元旦，然而，当流浪儿酒足饭饱离开之后，这位志愿者却发现自己装有2000多元现金和重要证卡的提包不翼而飞。“对于绝大多数爱心人士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是对他们积极性的最大打击。”
民间救助有优势
在流浪儿救助的模式上，张海峰与姜林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认为，目前对流浪儿救助最好的模式还是“政府+NGO”。即由政府机构出面收容流浪儿，然后采取政府出资购买NGO服务的方式，对流浪儿实施管理和教育。目前国内公认对流浪儿救助模式探索最为成功的徐州市救助站，便是采取的此类方式。
“我敢保证，这样做不仅将大大减少政府在此问题上支出，效果也绝对大大优于纯官方的救助行为！”
要让流浪儿回归社会，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真正融入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他们感到社会的认同，感觉自己仍是社会有用的因子，而不是社会的弃儿，甚至变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当初的森森和绿叶义工，以及实际运行已满5年的中心，都曾组织流浪儿到福利院、敬老院义务服务，或者参与向灾区募捐等公益活动，其目的便是于此。一次这样活动对他们心灵的触动，往往比百遍说教更为深入。张海峰对一位流浪儿在敬老院志愿服务后留下的一句话印象深刻———这位流浪儿忙活了一天之后兴奋地说“这个事情干得安逸，简直比吃一天红烧肉还安逸！”
姜林告诉记者说，自己如今已经想通，救助流浪儿童并不一定要一条路走到黑。作为一个许多流浪儿心目中的“大哥”，自己将来如果能够成家立业，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能带给流浪儿们巨大的榜样力量。他会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美好的人生。
张海峰说，无论流浪儿的救助难度有多大，政府如果有一天向“绿叶义工”主动发出邀请，他们一定愿意出面，参与对流浪儿的救助，把善举进行到底。慈善是社会安定最基础的保障线，“绿叶义工”组织不会因存在阻力而放弃对某个困难群体的救助。
作为享受政府财政支持的流浪儿救助主力军，陈蓉表示，政府救助机构其实也已经意识到了民间NGO组织在流浪儿救助中的优势，以及让流浪儿参与公益事业和自我管理的作用。中心目前正在尝试着根据孩子的性格为他们分配不同的角色，例如：班长、图书管理员、卫生监督员、纪律监督员等。在扮演这些角色的过程中，一方面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别人的认可和发现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懂得一个人应该担当的责任与义务。目前，新中心还在通过市救助站征集更多的志愿者，以便给孩子们提供知识学习、行为礼仪、品德养成和素质拓展方面的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