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一群“深圳主义者”在深圳自发集会，庆祝7年前直选产生的福田区景洲大厦业主委员会终于在前一日获建设局备案，确立了自己的法律地位。
景洲大厦业委会主任邹家健，不断发问深圳向何处去的呙中校，独立参选区级人大代表的王亮、吴海宁，倡导公共预算公开的吴君亮……当这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经济基础、知识能力和参与社会事务诉求的新深圳人，越来越多地以组织的形式来表达自身观点时，他们代表的身后群体也越来越广泛，而公民社会常常由此发轫。
从维权开始
2002年的深圳，发生了两件全国瞩目的事情。一件是业主直选产生的景洲大厦业委会，“炒掉”开发商自己的物业管理公司，并获得舆论一致支持。另一件是，证券公司普通职员呙中校发表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热议，其更被时任市长于幼军请去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已经作为内地专才转往香港《亚洲周刊》任职的呙中校认为，“应该是从景洲大厦的事件开始，深圳市民的自由自主、自觉自治变得异常醒目。”
深圳市民的这种自由自主、自觉自治，具备鲜明的公民社会特征。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教授认为，与北京、上海等取法国际经验不同，深圳的公民社会起源于对私人生活领域的深入关注。她所说的私人生活领域，即是房产维权。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深圳庞大的中产阶级催生了公民社会。“在深圳，年收入介于人民币10万元到60万元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级，人数大约在200万。”郭巍青的研究分析认为，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生产、创新、消费的主力军，而且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领域。
2004年，深圳官方背景的海天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业主维权手册》，迅速成为有房一族的必备手册，房地产相关维权蔚然成风。事后看来，郭巍青认为，维权不但没有出现什么恶性事件，反倒净化了深圳房地产从开发到物管的各个环节，客观上推动了深圳房地产业的繁荣乃至稳定。
2003年，随着王亮、吴海宁独立参选区级人大代表事件，深圳公民社会的努力开始从私人生活领域进入公共生活领域。2004年，报界人士金心异在深圳发起组织因特虎双周会，定期举行公众论坛和沙龙，选择一些热点的深圳话题畅所欲言，包括《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开始介入报道，甚至辟出专版来传达这些声音。
这些民间观察者的关注领域并不总是宏大，常常是细致入微，而且往往是城市管理细节。比如某一地的交通状况改善、治安管理办法建议，甚至关注了家庭纠纷、家庭暴力等方面。一些专业性较强的NGO开始在深圳成长。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组织管理问题。“社会组织挂靠一个主管单位然后去民政部门登记的几十年办法，常常让社会组织走入一个死胡同，无法起到社会润滑剂的作用。”贾西津教授10月9日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说。
这个时期，深圳政府改革有不少被社会组织认可的成绩。“比如综合配套体制改革、行政审批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这都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可以争取的发展空间。”郭巍青说。
2008年，经过一番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深圳市率先在广东省试水社会组织管理变革。公民社会建设写入当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这三种社会组织，不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社会组织能量获得极大释放。
“深圳开始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培育，开始主动迎合公民社会这种由下而上的新改革。”贾西津注意到，2009年，深圳市政府拿出4.8万平方米土地，用于孵化社会组织。
呙中校认为，如果深圳政府能够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这也许是深圳改革最好的拐杖。
“新莞人”入户
与深圳直接从企业社会起步的情况不同，临近的东莞面临的情况更符合大多数中国社会的现实。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教授曾表示，东莞转型的难度在全省是最大的。原因在于，东莞的农民洗脚上田后，政府不是很重视他们的自主创业，大量的农民都成了“二世祖”，严重依赖对外开放来分享红利。“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工业化进程，他就是在边上看，提供土地，提供厂房，然后就搓麻将了。”
这种“二世祖”惯性，还导致了较强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一些东莞乡镇，一度有这样的“土政策”：所有外来企业必须保证其保管、出纳是本镇人。“所以，与深圳不同的是，东莞的公民社会成长，是一个用脚投票的过程。”东莞理工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邓宇鹏认为。
“我不会做什么‘新莞人’。”出租车司机吴胜利告诉记者。这位祖籍湖北京山的五十岁男人，来到东莞已近三十年，在此娶妻生子，“听得懂东莞最土的那种白话(“白话”指粤语)”。但他说，他和两个已经在东莞成家的儿子都觉得，无法与那些口叼牙签、故意拖沓着名贵真皮皮鞋上街的“本地人”真正融合、喝茶聊天。
2006年，远在国际金融危机产生波及性影响之前，民工荒最先在东莞出现。邓宇鹏认为，像吴胜利这样与所谓“本地人”很难相融甚至格格不入，是东莞社会的一种常态。无法融入就会选择离开，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渐次增多的时候，而大规模离开导致的民工荒就是一种被动维权。
于是，在2007年的东莞市“两会”上，5名来自外来工群体的政协委员提案，建议从打击黑诊所、修造廉租房、妥善安排外来工子女教育等切实改善外来工生活的方面，完善东莞多年人口严重倒挂状态下的社会管理及扶助制度。当时，还牵动了一场为外来工改名的全市行动，最后诞生了“新莞人”这个名词。
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针对“新莞人”的实质举措到2009年才祭出，即广东省政府牵头的外来工积分入户政策。
这项政策在2010年9月成为东莞市政府的头等大事，各部门加班加点，在国庆节前拿出了一个落实办法。
国庆假期结束后，东莞市“新莞人”积分制入户开始接受报名。10月11日这天，总共有217名外来务工者报名申请加入东莞籍。政府据其职业素养及对城市贡献打分，够分者赋予市民资格。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人口学专家说，对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来说，“第一个通过积分制入户拿到户口本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积分入户”算是广东提供给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份“新鲜经验”。
广东全省的规划是，到2012年，要新转移本省农村劳动力600万人，组织技能等级培训360万人，全社会非农就业比重达到80%。为实施这项庞大的育人工程，省政府决心连续5年每年拿出10亿元培训经费，地方政府“每培训一个人，省政府就给1400元”。
这也表明，珠三角正在尝试从“重物轻人”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东莞将既往的服务手段做了切碎处理，比如让原来的技校培训，分解为若干培训小组，深入各个厂区搞培训。”东莞市社科联副主席龙家玘9月6日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包括图书馆、街心花园等公共设施，已经开始以“新莞人”聚居地为建设考量标准。
“可以说，新莞人‘爱护工程’，倒逼了一场渐成高潮的东莞文化名城建设工程。”东莞市皮革鞋业协会秘书长周伟东认为，随着产业升级而不断涌入的高知识“新莞人”，已经对本地人形成了相当压力。
公共服务再造
与经济高速发展相比，珠三角的文化、教育似乎永远是一本欠账。近年来开始将目光转向珠三角的吴敬琏、陈清泰等政府智囊型专家，屡有公开言论谈及广东的文化、教育、科技、人才体系。
为此，广东在文教方面做出了不少大举动。比如，邀请北京来深圳异地独立办学、科研，引入香港著名大学搞深度合作，以及创设南方科技大学。这都被吴敬琏认为展现了魄力和执行力。
诸般务实举措，如果能真正吸纳“新莞人”、“新深圳人”，人口倒挂可能并不仅仅是负担。来自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的研究结果显示，外来人口的涌入改善了珠三角、环渤海和长三角等东部三大经济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延缓了老龄化进程，已使东部的发展享受了中西部的人口红利。而珠三角将比环渤海和长三角延续更长的人口红利期。
但人口倒挂是不争事实，公共服务首先承压。“强化公共服务”正是政府出发点之一。
为切实强化公共服务，佛山顺德区容桂街道在简政强镇中试验了村一级的“政社分离”，即在每个社区或村建立社区(村)市民服务中心，将计生、就业、劳保等各项事权下放给这个中心。这样的改革措施，获得最大方便的是外来务工人员。
在以人居环境优质著称的珠海，公共服务改革走得更快，成为广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这个宜居之城社区事务一度异常繁重。“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主导下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求。”珠海市社会工作促进局副局长蒙志军9月27日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
珠海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也是社区一级。它们将社区居委会现行承担的各项工作，划分为“社区居委会依法完成”、“社区居委会依法协助完成”、“街道(镇)、职能部门依法独立完成”和“实行政府购买或项目管理”四类，为事权下放提供清晰分类。
其中，政府购买一类，步子很大。社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青少年服务和特困单亲家庭社区服务，以及社区环卫保洁、社区矫正等领域，纷纷开展了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工作。
长期关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山大学教授黎熙元对比后认为，“同样是购买公共服务，深圳起步较早，但没有像珠海那样积极探索公共服务监管，珠海在社区设立的监督委员会值得推广。”
但深圳与珠海也有同时起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办法，即都开始向相关社会组织转移职责和行政审批事项。比如体育赛事审批、社会荣誉评选、慈善捐助接收等。“这些都有效地激发了社会组织的活性，直接地改善了本地的公共服务。”蒙志军说。
8月中旬，5个《珠三角一体化规划》专列“公共服务”一项。参与此项规划建言的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教授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必然趋势。这个源自深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新课题，已经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制度对接、待遇互认等方面提出了不少解决的可能和方法。现在珠三角一体化全面发力，公共服务要素趋同、流转通畅也将具备实现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