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多数中国人还享受国庆长假的时候，4000多名各国政府代表、媒体、民间组织成员汇聚中国滨海城市天津，参加中国政府首次承办的联合国气候谈判。是次会议是年底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COP 16)之前的最后一次谈判。由10月4 日至9日，为期6天。
开幕当天上午9时前，各国的气候变化谈判代表鱼贯进入会场之际，由数百家国际民间组织(NGO)组成国际联盟联同多个中国环保NGO，将4幅共长7米、宽3米的“气候长城”，以及一个刻有成语“众志成城”的中式印章，赠送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长克里斯蒂娜•费卡洛斯，呼吁各国谈判代表，在本次会议上表现切实应对气候灾难的强烈意愿，众志成城，拯救地球。
这位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后走马上任的女秘书长，和蔼亲民，满面笑容，欣然接受了NGO的礼物，同意在天津会议期间摆放在会场入口处，并表示会将其中一幅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并嘱咐全球气候行动联盟将余下的带到坎昆COP1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延续众志成城的精神。
尚待走出的哥本哈根阴影
去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 COP15各国互不相让，最后并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中、美、印等部分国家在会议崩溃前夕，仓猝抛出《哥本哈根协议》文本。此文件未经全体与会国家磋商，减排目标欠奉，亦未有述及资金和技术转让等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关键，大会并未有付诸表决，所以亦不具法律约束力。这份空洞的政治宣言，惹来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猛烈批评，一些小岛国，直指其生存遭受出卖。哥本哈根大会，在举世期待的情况下，一败涂地，草草收场。
全球变暖引发的各种极端天气事件愈加肆虐，证明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过去10多个月，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清楚意识到气候危机迫在眉睫，地球正在气候灾难的临界线上徘徊。全球数以百计的民间组织、环保团体、工会、宗教组织、扶贫和社会发展机构，亦组成气候行动网络（CAN），及全球气候行动联盟(GCCA)，前者集中全球民间力量，不分南北，在联合国气候会议体制内参与谈判，将全球民众要求减排、转型经济的观点带进谈判会场内，提出政策分析，推动共识，并为谈判实力较弱的国家提供法律和技术支持；后者则专责公众教育和社会动员，在会议举行期间，在全球各地推动民间气候行动，表达民意，凝聚公众声音，在会场外与CAN里应外合，相辅互补。天津开幕式的气候长城行动，就是GCCA与中国伙伴的联手合作。
各国代表在哥城溃败后，经历短暂的困惑失望，从今年4月开始，又重新坐回到谈判桌前，继续《京都议定书》和公约两条轨道下的谈判。
在公约轨道下，谈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即未有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中需要履行量化减排目标的国家)的行动(即所谓LCA)；在议定书轨道下，主要谈《京都议定书》内的发达国家的行动(即所谓KP)。各国需要讨论的行动，包括减排、适应、资金、技术转让的目标、规则和机构设置，以及最终协议的法律形式等，每个议题都千丝万缕，充满争议，彼此之间又相互交叉，盘根错节，所以在LCA和KP两个工作组下面，又分成很多具体议题的磋商小组。
到天津谈判之前，经过了在波恩的三轮谈判，表面上是达成了两个有助磋商的谈判文本，但是在实质性的议题，也就是发达国家的减排和资金支持目标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承诺的100亿美元快速资金如何落实，也还尚待回答。
《京都议定书》前途未卜
谈判走到今天，特别是经历了哥本哈根会议后期的密室会谈之后，民众对于联合国这种必须达成全面共识（不投票）的多边谈判机制，陷入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对此，公约秘书处新任的秘书长克里斯蒂娜•费卡洛斯心知肚明，故此一直强调不能让公众把这种多边进程视为一条无尽的道路。谈判各方也逐渐意识到，哥本哈根那种“没有共识直到所有问题达成共识”的捆绑谈判方式，必须转向更有弹性的“没有共识直到达成足够多的共识”进路。可是，什么是“足够多的”呢？恐怕又是一个概念，各自表述。
《京都议定书》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欧盟一直想汲取《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元素，搞一个把所有国家都圈在里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美国在未能于国会确认签署《京都议定书》后，对“共同的但有差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有约束力的定量减排，发展中国家自愿开展行动）这个《京都议定书》的基石日益抵触排斥，意欲淘汰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二分法，力求另起炉灶，就是类似于《哥本哈根协议》这种无分南北、完全基于自愿的协定。广大发展中国家当然强烈反对，去年在巴塞罗那的谈判中，非洲国家就曾集体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现在，欧盟基本上能接受2012年后进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是他们2020年的20%减排目标，还不足以支持他们自诩的领袖地位，所以欧盟内部也正酝酿于明年提高2020年减排目标至30%。另一边厢，美国还在那里自说自话，较早前国会在强大的石油和煤电企业游说压力下，连非常温和的能源法案都未能通过，国内政策原地踏步，减排不乐观。美国顾盼自雄，只能对自身的不作为，继续寻找替罪羊，排放日益增加的中国自然成为最就手的靶子。
缓慢的谈判进程使2007年巴厘会议各国努力尝试规避的风险再次出现，那就是《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年底届满前，各国未能及时达成协议，第二承诺期有可能出现滞后，不能无间断地衔接。若然如此，不单将对过去几年蓬勃发展的碳市场产生极大的扰乱，全球的排放增长也就更难以逆转，使气候变化有可能如断线风筝，不再受控。
中国在阻挠谈判？
在哥本哈根，中国是不太情愿地被推到了台前。看着美国、欧盟都深陷自己境内的泥沼中，在气候谈判中裹足不前，国际社会开始呼吁中国发挥“领导性作用”。中国一方面拒绝了“领导性”的称号，认为自己还不够资格，但是表示还是愿意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来今年原定只有一次中间谈判会议，反倒是中国认为在哥本哈根会后，气候谈判任重道远，积极推动要开4次特设工作组的会议，以为年底的坎昆COP16大会作好准备。前3次会议，按照惯例，都在德国波恩举行，唯第四次会议没有国家愿意出来主办，中国就主动把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揽了下来。
从战略上看，可以说中国在谈判中处于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一方面没有什么可争取的实际利益，眼下发达国家那些有限的气候资金，还是先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兄弟吧；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更多可以给以让步的，因为能给的底牌，包括自己的减排任务，和对“三可”（MRV，即可监测，可报告，可核实）的承诺也都在哥本哈根亮出来了。即使目前在这些议题上有一些争夺，也只是战术层面上的。所以，中国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推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减排任务上。而发达国家一方面回避自己的责任，一方面在全球2050年目标和MRV（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问题上继续揪住中国不放。尽管中方就这些问题已经反复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两方面至今依然是一路自说自话。
天津会议基本上是这个僵局的延伸，美国势将贼喊捉贼，转移视线，借中国做挡箭牌。针对美国的无耻赖皮，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无能为力。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会议举行之前，争议就一直不断。在10月6日，即会议的第三天，在《京都议定书》的特设工作组的磋商小组中，中国、巴西、玻利维亚、沙特和非洲国家先后发言，表明拒绝同时讨论《京都议定书》的未来法律地位和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他们认为应该首先敲定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和发达国家的承诺，这些涉及评估和审查、对遵约机制的改进、修正案执行的准备等问题的讨论才有意义。而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欧盟和新西兰等则明确表示，他们愿意进入第二承诺期，但暗示其履行是有前提的，就是要明确第二承诺期的规则。结果两阵对峙，谈判就悬僵在那里，直到会议结束。
当天，在会议中心内，国际NGO团体内部也开始激烈讨论，到底中国是不是在阻挠谈判？代表大部分NGO的气候行动网络，按传统都会对阻碍谈判前进的国家颁授“化石奖”，讽刺嘲弄之，是非常不光彩的一个奖。当天晚上，一些外国NGO的代表，提出要给予中国“化石奖”，最后几经中国NGO代表的解释，反复讨论，联盟才打消念头。
其实把镜头拉远一点来看，就可看得更清楚。显然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是想要《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存在阻挠谈判的问题。他们不惜使出拖延方法，让谈判空转，无非是采取一种战术干预，以推动议定书下最核心也是最难啃的骨头：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谈判。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带着困惑的目光看着中国。
中美交锋，短兵相接
中国和美国在气候领域的对弈，实际上是两国在其他领域、包括人民币汇率、贸易的对弈的延伸。整体而言，目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甚至于选战的对手都会互相攻击对方的政策是让中国占了便宜。在美国，虽然很多环保组织和倡议绿色转型的专家(例如《地球又热又平又拥挤》的作者、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不厌其烦，反复使用中国近年绿色产业突飞猛进的事实，刺激美国政府在清洁能源领域（在美国这不叫气候变化）做得更多，但是显然目前对抗的声音占据了上风，迫使在外交战线上的谈判代表们采取了颇为强硬的态度。
这场对抗的高潮出现在天津会议的最后两天。10月8日，会议结束前一天，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在万里之遥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发表演说，炮轰《京都议定书》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的诠释，怒指“中国的待遇不能和乍得一样”，又指责中国把《哥本哈根协议》边缘化，减排行动透明度不够云云。美国以偏概全，只着眼于《哥本哈根协议》，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轻视贬抑，以前者凌驾后者、否定后者、甚至取而代之的意图，昭然若揭。
次日，在会议结束前的总结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再次阐明中方立场，称“中方并没有按照美方所理解的对《哥本哈根协议》的解释，来落实《哥本哈根协议》”，因为中方对于《哥本哈根协议》有不同的解读，认为其落实，首先还是应当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所确立的原则，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来进行，而不是相反，用《哥本哈根协议》来否定、取代《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
苏伟进而指出，《京都议定书》谈判了5年，实际上没有进展，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拖延谈判，拒绝讨论实质性的减排指标问题。他表明，中方对“三可”是持开放态度，并非故意阻挠，“如果说中国在‘阻止’进程的话，阻止的是倒退，阻止的是对《京都议定书》的否定。”虽然有些老调重弹，但确实是直接回应了斯特恩的指责。
苏伟在记者访问中，称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对中国的批评是“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耙”，经外电翻译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镜中的猪猡”）。在中文中颇为诙谐的玩笑话，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中，会否被误解为直接的侮辱呢？
总的来说，天津会议虽然在一些技术性议题上有所推进，但是谈判的总体进程非常缓慢，关键议题仍然纠缠难解，各方相峙不让，使人失望。对在坎昆是否能够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许多谈判代表不存幻想。展望坎昆，各国若然能为双轨谈判继续授权，务求在2011年底的南非COP17会议达成公平、进取、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并为之设定路标，推动共识，则气若游丝的气候拯救，犹有一线生机。
绿色中国，竞跑未来
是次会议选址在刚刚落成、仅仅举办过达沃斯夏季论坛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近年中国变化之速度，恐怕比京津高铁最高时速的350公里还要快。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的时侯，中国并没有多少民间组织，更谈不上有系统的参与。15年后的天津会议，近60家中国环保集体亮相，联合行动，以“绿色中国，竞跑未来”为主题，发布了一份共同立场书，出版了一份涵盖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官方、民间、企业行动的共同资料夹，并在正式会场外举行了平衡的民间论坛，组织了20多场正式边会、场外边会、NGO交流、能力建设、公众参与等活动，取得国际同行和媒体的认同。
NGO的联合活动，也罕有地得到官方的赞扬。主管气候变化的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会场内与民间NGO代表见面时，表示他早前到中国NGO的展台走了一圈，觉得大家的活动、提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很有建设性的。他指出：“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过程当中，需要NGO发挥重要作用，起到社会、百姓、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虽然中国环保NGO仍然面对普遍力量偏弱、专业性不足、注册和募资困难等许多挑战，但是这10多年的发展，朝气蓬勃，活力充沛，让人鼓舞。
中国NGO与国际伙伴于天津会议开幕时，赠送给公约秘书长的印章，正是刻上“众志成城”4个汉字。这种众志成城的精神，也许正是中国NGO这次在天津气候会议上最大的贡献。天津会议曲终人散，深秋的暗夜，折射着粼粼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