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初，陕西扶风县杏林镇五名小学六年级学生相约喝农药自杀，
这五名小孩相约集体自杀，只不过是中国近六千万名留守儿童悲剧命运的一个小缩影。
今年4月，重庆云阳县14岁留守儿童因偷窃旅游小商品而被摊主围殴致死；
去年11月，广西贺州一爆竹黑作坊发生爆炸事故，13名伤亡儿童全部是留守儿童。
广东省三大监狱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罪犯当中，80%年幼时曾经是留守儿童。
留在农村由家中老人或亲戚抚养的他们缺乏父母关爱，
无论是教育、生活或心理等方面，都亮起了红灯。
放暑假对12岁的陈福建而言，是最难度过的时光。两个月的学校假期，奶奶都不准她外出，只能和爷爷奶奶待在14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间里，如同坐牢似的。她白天做作业，下午睡午觉，晚上看看电视就这么度过一天。
出世20多天，陈福建便被在福建打工的父母带回重庆云阳县老家托爷爷奶奶抚养。58岁的奶奶林永香告诉本报，她一直听闻同村的留守儿童学坏，考虑到陈福建很叛逆，又是女孩，担心她出事，所以宁可不让她出门。
林永香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广西公安机关透露，2009年9月至12月，百色市平果县四塘乡安邦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某以看动画片、给零用钱等为诱饵，先后多次强奸该村三名学前班小女孩——她们都是留守儿童。另外，公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儿童群体中，流动儿童最多，其次是留守儿童。
六年前，爷爷奶奶带着陈福建从农村搬到离云阳县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小镇，每年花600元（人民币，下同）租了一套房间好让她步行20分钟就能上学。他们所住小楼里还有另外五户也住着爷爷奶奶照料的留守儿童。陈福建告诉本报，她班上约一半的同学，也和她一样是留守儿童，成绩都不太理想。
林永香说：“我们从农村出来，不识字，没办法教她。去年，我们每个学期多给老师400元给她补习，但成绩都没好起来。她今年说不愿上补习班，我拿她没办法。我只能够确保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
农村有的是“386199”
对陈福建而言，读书是为了尽早能离开小镇，而至今只见过三次面的父母只是支付她学费和生活费的人。父母亲长什么样子，最近过得好不好，陈福建对于本报记者的问题，只是耸耸肩，然后低头不语。
记者问她是否想和同学一样在放暑假时去找父母，陈福建想了想说：“我不喜欢福建，那里经常下雨，而且会刮台风。”
记者在陈福建居住的小楼遇到被邻居昵称“万人熟”的五岁女孩。记者接近这名活泼开朗的小女孩时，她闪避；问她父母在哪里，她竟流泪、不断蹂躏手中的玩具，一句话也不肯说。街坊告诉记者，女孩害怕陌生人，而且很讨厌别人提父母两个字。
陈福建和“万人熟”成长的重庆云阳县是一个136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每年有40多万农民工外出务工，留守儿童超过13万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近60%。
一名村民说：“我们这里有的是‘386199’（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和九九老年节的缩写）。在这里很难遇到一个壮年人，人口主要由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
目前，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约2亿2600万人，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人，主要居住在四川、重庆、安徽、河南、广东、湖南和江西，在当地农村生活的留守儿童平均占超过半数。留守儿童是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进城务工而逐渐形成，在2000年前后那几年人数最多，农村小学八成以上学生是留守儿童。
中国全国妇联、全国心系好儿童系列活动组委会今年5月首次发布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数百万留守儿童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5.1%的留守儿童“感到心里孤单”，三成以上的孩子则出现心理卫生问题。因长期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呵护，留守儿童一般性格内向、自卑、孤僻，情感相对冷漠，人际交往能力也较差。一些孩子甚至脾气暴躁、冲动易怒，常常将无端小事升级为打架斗殴。
另外，广东省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不如人，11.4%觉得受歧视，9.5%有过被遗弃的感觉，甚至有1%左右的孩子想离家出走或自杀。四川仁寿县则对2000名打工子女抽样调查发现，48%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每学期均有不及格科目），40%成绩中等偏下。
在学校，老师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云阳一所乡村学校执教40年的李老师说：“留守儿童比较难教。他们的性格比较偏激，胆子小，不重视学习，属程序化学习。老师教一点他学一点，不主动也没有自学的能力，而他们成长的环境也没有学习的氛围。我们这里的留守儿童一般都是由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带，由于他们不识字，留守儿童没有人辅导督促，成绩不好，而且他们放学回家之后还得干活，很少做作业。”
重庆渝北区石船镇一个乡村小学教师陈希林则向本报反映，现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孙子孙女基本上是溺爱的，导致孩子更难管教，比如当老师的要是打了骂了这些学生娃儿，孩子的亲属就会跑到学校来找老师扯皮子。有的留守儿童则自暴自弃，很小就学会打架、偷盗、旷课、逃学、说谎，成绩非常差，小学没有毕业就缀学了，甚至与一些有不良习气的成人混在一起，迷恋桌球室、网吧和游戏厅。
（注：100人民币约兑20新元）
有关留守儿童的悲剧近年来备受中国各地政府关注。不过，专家指出，目前采取的举措只是弥补留守儿童生活上需要和心理上关爱的短期办法。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上个月宣布该市“改善民生十大计划”中，便特别提出要关爱留守儿童。重庆计划招募1万名青年志愿者担任“知心哥哥、知心姐姐”，与1万名留守儿童结对，定期同他们进行电话、书信交流，利用节假日到农村陪同他们玩耍、聊天、学业辅导、做家务等。此外，薄熙来也提组织城市少年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互相通信。该市也将设立希望工程“留守儿童”专项基金，向社会筹资200万元资助5000名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
在贵州，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贵州省慈善总会和深圳市慈善会则于7月29日组织了首班“幸福列车”，让93名留守儿童到深圳与在当地打工的父母团聚。
企业内移有助解决问题
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非常复杂，反映了一系列社会深层次问题，包括教育公平、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社会保障等，其根源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基础教育布局没有及时跟进。
他说：“虽然各地政府目前采取的一些短期解决办法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更关键的是探讨和推行能解决根本问题的长期政策和举措，并得到中央的统一政策、法律、法规和资金支持和保障。”
胡星斗首先呼吁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平教育体制和完善义务教育法，以便消除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歧视，让他们不再受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的制约，并拥有高考升学的权利。
“许多留守儿童对社会存有疏离感和仇恨感。怀着这样的心态成长，他们未来可能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政府目前有必要多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求学条件。多建一所学校，就能少建一所监狱。”
留守儿童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的产物。胡星斗指出，最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往内地迁移，尤其是在重庆、武汉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落户，有助于缓解留守儿童问题。
胡星斗表示，农民工今后能就近就业，休假时能多回家几趟看望孩子，交通成本和所需花费的时间要比从沿海长途跋涉回乡来得少很多。
除了鼓励农民工就近就业外，胡星斗提出政府应给农民工创造和创业机会和条件，尤其是贷款方面。
他说：“重庆的900多万名农民工当中，有700多万人外出打工，只有近200万人在重庆主城里工作。如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返乡创业，不单能加快城市发展，也能更有效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此外，胡星斗表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才能根本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他指出，本质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让绝大部分进城务工者无法成为新市民，而他们与孩子便注定了分隔于城乡两头。一些长期在外务工，有稳定收入的父母虽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但受户口限制，又没多余的钱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只好把孩子独自留在农村。
胡星斗说：“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才能改变留守儿童的命运，有机会与父母在一起生活，同时确保一家人能与常住地人口获得各种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父母看到问题
眼见许多留守儿童的反面例子，一些外出打工的父母亲宁可辛苦一点，也坚持把孩子带在身旁。
来自四川大竹县的范玉娇，九年前与丈夫来重庆打工时便硬着头皮把孩子带上，一家四口当时挤在10平米不到的小房间。孩子后来到了上学年龄，夫妇俩还得到处筹集3000元借读费，才顺利让孩子报上重庆的小学。
她说：“虽然全家人都得辛苦一点，省一点，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比较重要。孩子没有父母在身旁很容易学坏。”
没办法把孩子留在身旁的父母则会趁暑假把孩子接到身边。
云阳乡村老师李老师注意到，近几年来，每年7月初，超过七成的小学三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会在亲友的陪伴下，到父母打工的城市短暂团聚一至两个月。然而，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却不一定能得到父母亲全天候的亲昵与照料。与其说他们前来探望父母，倒不如说是前来探望那个传说中的工作的地方。孩子只是从农村或乡镇换个环境，在工业区、工厂周边、出租屋内，开始另一种留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