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事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三重动力之一。基金会作为公益事业重要推手，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智库类基金会。据民政部统计，2009年，国家级基金会148家，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智库类基金会（主要指研究型以及科技类的基金会）比例却不到1%,平均每年募集资金额为数百万。
从国外成熟经验来看，智库类基金会在推动社会政策改革、经济预测等领域都走在前列，而在中国，这种民间智库类的组织不仅影响力微乎其微，而且生存状况也异常艰难。
据统计，目前中国的民间智库有2000多家，而这些智库面临的普遍问题就是缺乏资金的支持。由于缺乏资金的支持，这使很多民间智库的独立研究受到很大影响。
《公益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科研类的基金会以及纯民间智库，极少获得企业的资助。大多数企业的捐赠领域基本锁定在救灾、教育、扶贫等社会热点领域，即便有企业愿意资助民间智库，也只是向与企业业务相关的研究领域捐赠。
一面是"钱袋子"企业，一面是缺钱的民间智库，横亘在二者之间的裂缝究竟是什么？对此，《公益时报》记者对生存困难的科研类基金会、民间智库以及企业进行了深入采访。
企业不买
"纯科研项目"账
救灾、教育、扶贫等领域多年来一直是企业资助的热点领域，这主要是由于企业资助的特性决定。
据民政部《2009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根据对日常捐赠总量中的约90亿元捐赠数据的信息监测，发现教育、救灾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仍然是国内最能吸引捐赠资源的慈善领域。其中教育领域获得的捐赠总额达37亿元（其中过半为承诺捐赠），占监测总量的41.07%.而其他灾后重建、社会服务领域、公共健康、科学研究领域则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有企业也会向科研类的基金会捐赠，但是这种捐赠仅限于与企业产品相关的项目。
以真维斯为例，截至目前，真维斯在社会公益慈善方面的捐赠已经突破1亿元，但是这些善款基本用在教育、扶贫、救灾领域。
据记者调查，目前，真维斯向与企业特点相关的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捐赠过400万元，以支持纺织科技、教育的发展，但这400万元仅占整个慈善支出的4%.
加多宝集团在济困扶贫领域的捐赠已经超过2.5亿元。但是对于科研类的捐赠投入，也仅限于举办各种会议、论坛等，并无大额资金捐赠给科研类的基金会。
除了向与自身业务相关的研究项目资助外，多数企业将捐赠的目光锁定在教育、救灾等是国内最吸引捐赠资源的慈善领域。
此外，除了企业，一些资助型的基金会也只是资助与自身业务相关的研究。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今年拿出200万资助科研类的项目，而这种项目必须要与公益行业研究相关。"资助对象一定是与基金会行业结合，与公益行业有关系的研究项目。"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说，南都公益基金会不会去资助与公益行业无关的研究项目。
企业为何不愿意支持民间智库，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葛道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慈善捐赠有一个说法叫"救急不救贫".首先，企业选择捐赠的对象一般是社会热点问题，比如救灾、助学等领域，这种社会热点具有紧迫性。"孩子辍学也是一个紧急的社会问题，"葛道顺说，因此企业的捐赠大部分指向这种带有紧迫性的项目，因为紧迫性能形成社会热点，非常符合捐赠选择的原则。
"虽然科技也很重要，科技是生产力，但是这种研究型的项目不具有紧迫性，要转化成生产力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企业很难马上看到它的效果。"葛道顺。
资助科研就是支持公益？
民间智库，往往是调整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反映民间意见、补充完善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政府执政过程中一直坚持的路线，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专业人士的意见，以组织化形式体现出来的民间智库，无疑是重要来源之一。
但要中国的企业和基金会发展成像美国基金会那样，目前很难达到。葛道顺说，这需要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福特基金会在195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是区别于物理化学等"硬科学"的"软科学",它认为20世纪的关键问题已是社会的，而非物质的，即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故其在就业、机会平等、劳资关系、自由与控制的平衡、消除宗教与种族障碍等问题上，大刀阔斧地投入巨资。
"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各公益基金会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投入，以巨资推进这些课题的研究，才使得上世纪中叶真正发展起来的各社会学，开始不断发展成熟，有了不同领域的分支。"业内一位专家表示。
"在未来，社会建设不光是靠政府税收调节和财政转移，还有企业愿意为社会发展拿出资金做社会服务，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意义非常大。"饶锦兴说，"社会事业的发展不是单靠单一的政府，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一样，不能光政府做，要满足公共服务，还需要因慈善事业催生的社会化组织。"
民间智库的敏感性
让资助方"止步"
在很多人观念里，慈善即为传统的救济救灾，而实际上，公益事业其实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现代公益的目标是要解决产生贫困的根源。而科学研究实质就是消除这种贫困的重要手段，资助科研其实在资助公益事业。比如美国的公益事业刚刚起步时，卡耐基首先选择捐赠大学、建立图书馆、资助科技等。
"在美国，基金会大量资助民间智库的发展，以解决贫困的根源。"一位业内人士坦言，"在我国，企业不愿意资助民间智库，除了科研周期长、难以形成社会热点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影响企业捐赠的原因，那就是民间智库研究的敏感性。"
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饶锦兴说，企业资助民间智库可能会觉得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国家的决策民主化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企业对于公益的理解还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葛道顺说，企业捐赠，从根本上来说是希望能受到社会的认可，能得到社会的赞许，而研究型捐赠很难形成热点。
在目前阶段，"企业没有意识到现代慈善的内涵，现代慈善不仅仅是救急救灾，而是解决贫困的根源，提升受助者的能力。"饶锦兴表示，"另外，在很大的程度上，公共政策研究目前在计划体制下控制，如果企业资助这类民间智库，可能面临意识形态上的风险。"
而实际上，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公共政策研究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饶锦兴说，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应该放在社会建设的高度去看它，而不仅仅是放在社会福利事业的补充方面。
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也是一个民间智库，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缺乏企业的支持，该研究中心经常要通过为企业提供服务、为行业协会提供服务和培训获得报酬维持机构的生存。"如果企业能资助，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操心生存问题，而将精力全部专注在做研究上。"饶锦兴说。
1、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推动着公共政策发展
在李凡看来，如果一个民间智库没有影响力，那研究所的存在也就没什么意义。
一个机构生存需要经费，研究所的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但就是没有政府方面的资金支持。
自6月11日从台湾回来之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各种来访的学者和媒体。这不，本报记者的采访尚未结束，已经有一位国内大学的教授在等待了。
从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来的李凡，在1993年创办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长期致力于中国基层民主研究，而2005年在温岭新河镇实施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也是李凡的另一得意之作。
作为民间智库，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一直独立发出声音去影响公共政策，一种是影响政府决策，一种是影响社会，能做到这么两点，真正的民间智库就能站住脚了。
力推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
2005年，李凡正式力推浙江温岭新河镇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
在2005年之前，温岭一直在推动民主恳谈，这种民主协商的方式在温岭一直持续了12年，但在后来，这种方式有点儿持续不下去。温岭的政府官员通过介绍认识了李凡，邀请李凡去温岭调研考察解决问题。
李凡前后跑遍了在温岭实施民主恳谈的各个乡镇，与官员访谈。他提出了三个条件：恳谈的议题不仅仅应该是政府感兴趣的，而应该是政府和老百姓双方都感兴趣的；其次，只要对议题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而不是限制；第三，在讨论中形成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应该变成政策，政府就应该照着做。
结果，温岭领导同意了他的条件。
"民间智库的特点，就是你要用你的专业知识说服对方，他们能听懂你是在帮他们，而不是害他们。"李凡说。
新河镇的镇长和书记都同意搞预算改革，认为可以把全部的预算都拿出来。
当年，新河镇的政府预算额度为1.3亿元，政府招待费只占到整个费用的1%.
新河镇领导不想公开招待费用，之后开会协商，温岭市人大副主任就提出，吃饭费用为什么不能告诉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监督？要全部拿出来。在市里的压力下，新河镇同意将全部预算公开。
新河镇预算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吸引了大量媒体前去报道。在2007年的时候，温岭市市委通知全市有条件的地方都要搞预算公开。2008年，温岭市一级的部门开始搞预算改革。2010年3月份，浙江省委书记批示，要浙江有条件的地方搞预算改革。
政府应该支持民间智库
和其他民间机构一样，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资金来源"各种钱"都有。
目前，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挂靠在中国徐福会下面，实际上，研究所的全称应该是"中国徐福会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李凡笑谈，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社团下面的内部机构，而对外的形象却以独立示人。
研究所现在共有8个研究员，都是硕士毕业。一个机构生存需要经费，研究所的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但就是没有政府方面的资金支持。
李凡说，他在2008年的时候去东欧访问，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后，国家拿出钱资助民间智库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要听见你的声音。"专门给民间智库拨出经费支持。除了国家的一部分资金以外，欧盟和国际国内的基金会也会资助这些民间机构。
推动基层民主改革存在风险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在中国推公共预算改革，温岭新河镇算是第一家。2008年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开了个培训班，邀请国外的专家讲国际上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案例。李凡专门跑去听了，听完之后，李凡对他们说："你们还讲这个干吗？我们都做完了。"
温岭的预算改革取得了成就，李凡就找媒体推广。"通过项目，政府觉得你是在帮他，而不是在害他，我们的方案是在帮助推动改革，我们也是民间组织，没什么权力，我们很尊重他们。"李凡说。
温岭预算改革至今已经实施了7年，现在基本上都不用李凡再介入了，李凡说，"每年前进一小步，有时候也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
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欢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作为民间智库，推动地方政府基层民主改革，也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每次前去，李凡都要把风险说清楚，"我们不能害了人家。"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试验，将取得的成果通过媒体和学者推广。李凡说，在推动公共预算这件事情上，预算公开本来应该是由政府做的，而现在我们民间智库取代了政府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的特殊情况使然。
在李凡看来，如果一个民间智库没有影响力，那研究所的存在也就没什么意义。"纯粹的学术研究不需要你民间智库，大学里的学术机构就足够了，大学里培养的就是学术机构，民间智库的注意力应该在公共政策上，虽然我国也有些民间智库，但如果对公共政策没影响，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就没意义。"
2、世亦能亦行身心障碍研究所
身份模糊制约发展
在中国做统计调查，需要有合法资质的，但亦能亦行是在工商登记注册的机构，在别人看来，亦能亦行就是个商业机构。
"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出工资了，机构的运行肯定是不好的，募款没有到位、管理出现问题，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张巍说。
在成立之初，亦能亦行身心障碍研究所（以下简称"亦能亦行"）发起人张巍或许没有想到，要静心在残障领域做研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虽然机构最初的定位为"研究所",希望机构能在残障领域有所研究，但实际上，在经过了生存挣扎和最初的迷茫之后，机构离变成真正的研究所还有一段距离，面对现实的无奈，张巍只能踏踏实实从实务做起，从最基础做起，为未来的研究做准备。
亦能亦行身心障碍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10月，以残障社会工作和残障法为关注领域。尽管这一年多的时间倏忽而过，但是在困难重重之下，研究所还是尽力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专业优势影响公共政策
机构虽然刚刚起步一年多，但是亦能亦行积极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建议。
2011年1月，《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的修订工作列入了北京市人大立法计划。2010年12月31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在"首都之窗"网站、市政府法制办网站和市残联网站公布了《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内容，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看到新闻后，亦能亦行立即组织了两场研讨会，并形成了"关于《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的修改建议",建议长达9页多，于今年1月19日提交给北京市残联。
收到亦能亦行的建议书后，"北京市残联两次打电话感谢我们。"张巍说。
亦能亦行提出，《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至少应增加歧视的法律责任、福利机构侵犯残疾人权利的法律责任、虚假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责任等。
但张巍又很无奈，"客观地说，罚则部分修订不是市一级的人大能面对的问题。"
本土研究仍需时日
从研究所刚成立伊始，亦能亦行的定位就以研究为主，既然是做研究，那么机构整体人员的受教育程度都是偏高的，这就需要成本支持。但几个月过去，有几个研究员流失了，张巍发现低工资水平是留不住人才的，光靠一腔热血吸引人也是不可能的。
研究部是亦能亦行研究所的核心部门，主要负责身心障碍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员只剩下了三个人。"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出工资了，机构的运行肯定是不好的，募款没有到位、管理出现问题，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张巍说，目前，研究所正在与国内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谈合作，如果能成功，就能改变过去一直依靠国外基金会生存的局面，为国内机构的合作打开了大门。
做研究、影响公共政策是亦能亦行的未来的目标。
在中国做统计调查，需要有合法资质的，但亦能亦行是在工商登记注册的机构，在别人看来，亦能亦行就是个商业机构，"我们曾经希望能与大学合作，但他们一听说是做基本权利调研，他们也不敢。"张巍说。
张巍也坦然，做大量的、介绍性的、理论性的研究比较快，但意义不大。"类似的研究大学里已经很多了，草根NGO要做就应该做时政色彩浓厚的研究。"
但是本土的、时政色彩浓厚的研究需要时间。张巍坦言，这一年多以来，与当初设想的还是有差异。
案例剖析
一家全国性基金会每年筹款一百多万？
--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王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于1999年成立，到今年已有12个年头。然而，这12年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却几乎在夹缝中生存，艰难且无奈的度过着。这期间，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且所有人员没有固定工资，偶尔给予一些交通和通讯方面或者稿费方面的补助。项目开展寥寥无几，甚至一度年检被评为"不合格".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这种专业类的基金会生存如此困难？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王珍。
在中国，像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这样的机构由于受捐范围比较窄，募集资金非常困难。与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性质不同，一两百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绝大部分企业对我们这类专业基金会比较陌生。
企业捐赠寥寥无几
资金来源比较拮据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我们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比如中国银行。也有私营企业，但捐赠金额较少，最多也只有几十万。捐赠企业的性质大部分是与国际贸易、与国家走出去战略相关的企业。
如果去年没有中国银行捐赠了这样一笔资金，对于民政部要求的公募基金800万的年审资格，我们是迈不过去的。以前，我们都是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
中国银行之所以与基金会合作，是因为其作为国有重要企业，势必承载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近些年来，中国银行国际业务也逐年增加，在国际业务上也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所以他们希望和我们建立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基金会已经为他们做了一些课题，将来也会有大的课题会完成。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远见。
一个课题通常只有3万元
目前，基金会的主管部门--外交部对基金会的支持还是比较明显，也仅限于政策上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在国外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可能会通过外交部来沟通和协商，这个时候，外交部可能会将部分课题介绍给我们来完成。通过这种定项性的选题完成，企业会通过捐赠的方式来购买这种服务。
还有一部分政策规划司会有一部分课题会交给我们来做，但是经费非常低，一个课题通常只有3万元。而一年下来，几个课题加起来的资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像上合组织文化交流项目，可能会有一个计划，如果把我们基金会纳入这个计划，会有一笔资金交给我们基金会。
从民政部的角度来说。如何能够进一步研究，各类社团如何发展，社团遇到瓶颈性问题的时候如何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如何帮助他们继续生存、发展壮大。而不是，通过管、通过压来让社团越来越少。现在，积极的措施有，但更多的是严格的管理政策。
所以，我认为像科研类的基金会都会有共同的愿望，国家如何从政策上、从实际行动上来支持这类基金会，因为这类基金会可以做很多政府不方便做，不容易做的事，但又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当具体谈到资金来源的问题，国家又没有这方面的预算。我认为，国家应在政策上制定一些鼓励、激励政策。
固定工作人员只有三个
所有人员都没有固定工资，但偶尔会给予一些交通和通讯方面或者稿费方面的补助。事实上，没有工资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基金会没有钱，如果给工作人员开工资，就势必增加行政开支方面的比例。因为我们一年的资金募集才有那么个一、二百万而已。
基金会里真正工作的人员只有三个。其中俩人也是因为外交部的支持，来源于挂靠单位国际问题研究所承担的。基金会在办公经费中根本没有人员工资的项目。现在雇佣一名大学毕业生，少说也要4000元的月工资，好一点会外语的也要8000元，对于本已捉襟见肘的基金会来说，是有心无力。
当然，我们仍然需要雇佣大学生、年轻的骨干力量。因为，基金会内老同志比较多，很多人在一起研究课题、讨论些内容还可以，如果要具体到完成课题的全部内容，老同志的身体和精力都是不够的，以至于造成了很多成果不能及时的向社会反馈。如果以后条件好了以后，肯定要招聘大学生或者年富力强的人员。
而像科研类基金会因专业性的要求和社会性的局限，基本上也没有志愿者的加入。
努力扩大资金"盘子"
在国内，基金会募捐没有像国外那种超级企业持续援助的传统，在目前的体制下。企业捐献也只是单笔投入，或就个案购买相关服务。所以解决企业和基金会的关系问题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重要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