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6月12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布了2011-2025年战略规划,其中写到:力争到2020年,实现社会化募款占总筹款数量的50%以上。而在此前两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公众捐款额不到捐款总额的1%.从1984年成立,到将"打造社会化"写入战略规划,这家"老字号"公募基金会开启了新一轮的公募时代。
原始的募款方法
甚至连很多志愿者都认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这种筹款方法过于原始:架展板、发传单、放捐款箱、拿着类似香港"卖旗仔"的口袋在划定范围内小声吆喝……没错,在2011年5月15日全国助残日这天,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策划已久的大型公众募款活动就这样在西单广场上演了。
2010年11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专程到香港学习公众募款与公众宣传,其中一天正赶上香港公益金的"售旗日"."在街道拐角的地方,我们遇到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手持香港公益金的旗袋在劝募,我将钱放入旗袋,她就会给我衣服上贴一个香港公益金的LO-GO."基金会工作人员虽然对这个活动早有耳闻,却还是被港民的参与热情所震惊:"从街角拐过去,几乎大街上每个人的衣服上都贴上了一个标,走进商场,2层、3层,每人都有,一进入那个气场,你就一定会被感染。"
接下来的走访中,大家发现街头募款的手段是香港每个慈善机构都要用的,而且还很奏效。"申请到"售旗"的机构,当日的筹款额不能少于30万(港币),否则将会影响到下次申请。"费薇开始心动,不是什么稀奇的方法,也不需要多复杂的策划,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
西单的街头募款持续一个礼拜。在第二天上午不到10点的时候,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爷子。老大爷先是兜着手在展板旁转了一圈,而后随着志愿者来到临时搭建的接待室里。"大爷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有捐赠收据么?"常达一愣,随即拿出爱心捐赠卡,给大爷解释起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一个怎样的机构,捐钱以后是怎样的程序,捐赠者应如何填写联系方式,基金会将如何邮寄捐赠票据等等。
"等我好不容易解释完,老大爷一句话都没说,就转身走了。"常达特别郁闷,"这是我一上午解释最清楚的人,结果连句"哦"都没有。然后来了两个年轻人,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捐了20,另外一个人捐了100."
出人意料的是,12点多,大爷笑眯眯地回来了,又是一句话:"我要捐钱!""他随手递给我一打儿一百的,说是一万,一看就是刚从银行刚取出来的,钱上还用纸条打着结。"常达说,"您给我留个信息吧。"大爷却说,捐了就行了,不用留姓名地址。"还得给您开发票呢"常达解释。最后,大爷写下了自己爱人的名字,临出门时挥挥手:"祝你们成功。"
性质决定状态
这一万块的捐赠收入让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所有人都倍感激动。在此之前,他们几乎从未做过任何针对公众的劝募活动,也没有一个专门针对公众募款设计的项目,所以很难如此直观地体会到获得公众认可的快乐。
先看一组数字:2009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募款总额为2.14亿元,20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37亿元,而在这连续两年中,公众的募款总额均在1%左右。"虽然对公众募款的界定极其严格,但这个比例仍让我感到惭愧,因为公众募款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讲,意味着很多东西,包括信誉、透明度、执行能力等等。"费薇说。
不难看出,原因很复杂,除了项目设计、机构设置等现存因素外,还得从历史说起。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李维汉、胡子昂、季方、华罗庚、赵朴初等一大群德高望重的社会知名人士倡议下成立,聘请了20余位曾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同志为名誉理事,邓朴方为时任理事长。
显然,对于这家以"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为宗旨,集合了众多社会资源的基金会来讲,筹款不是问题。从6月12日举行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二届理事会十二次会议暨三届理事会一次会议上,我们可以获知:过去5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捐赠收入高达10.74亿元,其中筹集善款8.24亿元,筹集物资价值2.5亿元。
道理很简单:"从基金会募款的历史可以看出,以前主要是依靠主要领导人的社会声望向特定企业进行定向募款,(因此)面向公众募款额度较小",这句话,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战略规划(2011-2025)》(以下简称《规划》)中就可以找到。
实际上,"傍大款"的现象绝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家特例,本报曾在2011年4月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至少70%的善款都来自于企业或企业家的捐赠,除了极少数在体制改革上走在前列的公募基金会在动员公众捐款方面取得不错成绩外,绝大部分的公募基金会来自公众个人捐款的数额都很少。
"由公募基金会的性质所决定吧,因为对于一些机构来说,不做过多努力,也可以过得比较舒服。"费薇说。
环境变化与意识觉醒
从香港回来后,基金会制定了2011年公众募款指标:200万元。"他们部门都是年轻人,思维活跃"费薇很坦率,"在这些年轻人没来基金会的时候,谁都没想过公共募款的概念。这个数字并不高,但他们要完成前期公众服务系统的搭建,做好公众信息反馈工作。"
2008年10月,时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江上舟因身体原因病退,汤小泉到基金会工作。随后的两年多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人员结构进一步调整,形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引进了一些年轻的专业化人才。
过完春节,街头募款的计划被提上日程,最后选择"全国助残日"的节点,是为了公众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手续很繁琐,先向西城区政府打报告,然后公安、交通、卫生、消防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跑,"这些部门的代表围成圆桌来问问题,你要每个都解释清楚才能盖章",常达说最后的审批范围是西单广场,超过一米都不行,超过了就跟发小广告没区别,城管是要管的。
结果并不那么让人满意: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公众募款四万多元,助残日当天,通过网络汇款四千八百多元--这已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在年初开通网络捐赠平台后日收入最多的一天。
对于资产总额高达8.67亿元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来讲,如此大动干戈地进行公共募款,其原因当然不仅源于内部的意识觉醒。2011年1月,壹基金转型公募成功,在深圳挂牌,为公募基金会申请提供了良好范本;2011年6月,安利公益基金会在京成立,成为跨国企业在华成立基金会的首个案例。
毫无疑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领导者头脑清晰,于是将"基金会数量日益增多,分流部分慈善资源,各个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加剧"写入《规划》,并将其定位头号挑战。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力争到2020年,实现社会化募款占总筹款数量50%"的宏伟目标。
"我们在许多公交、地铁线路上都投放了大量广告,年初开通了网络捐赠平台,在开心网等SNS网站上设立了公共主页,还在一些门户网站增设了广告条……"说起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工作,常达侃侃而谈,并随手递给记者一份报纸--2011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整版公告,印有2010年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的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