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以前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最适合解释危局中的日本民众当下的表现。如果不追求学术层面的精准和细致，所谓 “社会资本”，按照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中分散的人们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自发进行协同合作的能力
A
与东京电力公司官僚的昏庸和日本政府的犹豫迟钝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灾难中的普通日本民众以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言行举止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敬，也更加反衬出日本政府的表现是多么配不上民众对它的信任
距日本规模空前的大灾难发生已有一月，日本社会仍在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三重危机之下步履蹒跚。而且，从福岛第一核电站传来的消息似乎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首相菅直人已数次指出，这是“二战以来日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难”。
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观察、分析和评论逐渐从灾害发生第一时间里几乎对日本一边倒的溢美情绪中冷静下来，开始理性反思日本政府和大公司在这次灾难及救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不足。有人亦用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祸”之类字眼来形容福岛的核泄漏事故……
但不管怎样，与东京电力公司官僚的昏庸和日本政府的犹豫迟钝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灾难中的普通日本民众以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言行举止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敬，也更加反衬出日本政府的表现是多么配不上民众对它的信任！
灾难发生时，许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临危不乱，从关闭受灾厂区、组织员工(居民)撤离、发布受灾信息到评估灾害损失……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全国所有电视台停止正常节目，统一进行地震滚动报道，不但发布最新信息，也穿插介绍防灾知识，以透明和有效的信息减少了许多徒劳的反应和不必要的混乱。公共电视台NHK更是轮流不间断地用日、英、汉、韩等五个语种发布震情……被日本人视作最可靠的“逃难”指南，更被媒体评价为“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灾难过后，无论在灾区的收容所还是在东京等大城市，无论在地铁车厢还是在商店里，人们依然秩序井然、彬彬有礼。无需任何政府部门或机构来组织，东京CBD地区的商务楼自动轮流停电以缓解电力供应不足。海外媒体曾报道说，恐慌情绪日益笼罩，市民纷纷抢购食品、饮用水和其他应急物资。然而我们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的，却并不是中国人习惯的那种“抢购”场景，而是超市和加油站自发安排临时 “配给供应”，无人喧哗吵闹。尤其触动我的一段小插曲是：一家超市的店员为了舒缓排队顾客的焦虑情绪，笑吟吟地上前给排队人群分发巧克力，让他们打发时间。接下来，自然是一连串标签性的日式鞠躬致谢……
日本民间组织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面前也展现出了良好的素养。在政府的调配和统筹下，各地近3万个NGO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进入了广泛号召募捐、分配捐助物资和调动志愿者的“战时状态”。而且，不同的NGO间还能做到互通有无，实现信息共享。
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灾后社会秩序混乱、一些人趁火打劫、街头骚乱此起彼伏的景象，在日本更是绝无仅有。以至于那些见多识广而又惟恐天下不乱的西方记者也不禁感慨：“咦，日本的灾后打劫者呢？”恰恰相反，就连日本的黑帮也在天灾面前露出了他们的另外一面。据路透社报道，在地震过后的两周内，日本的黑帮团伙已经迅速而又悄无声息地从东京和神户地区向灾区派遣了至少70辆卡车。灾民拿到的食品、水、毯子等救援物资中，有一大批正是来自这些平日里打家劫舍或经营色情赌博场所的社会阴暗部分。
类似的镜头和故事当然远不止这些，所以有人说，抗震救灾成了日本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而青年哲学家兼作家东浩纪则在美国 《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充满自豪感地说：现在，日本人终于能够以身为日本人为荣了！
B
如同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资金资本殷实有助于这个企业和国家更好地应对商业环境的变化及风险一样，一个社会的 “社会资本”充裕，就能够使这个社会具备更强的应对各种不测风险的能力
一些分析人士将日本人民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镇静、淡定和秩序归功于自然灾害频发的日本多年来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这其中包括大到法律政策，小到建筑设施，还有常态化的赈灾基金及组织体系。旅居中国的日本专栏作者加藤嘉一就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30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更多的评论者则从所谓“国民性”中寻找理据。他们不无见地地指出，日本文化中的集体荣誉感、对社会的责任伦理、坚韧的武士道精神、克制的礼仪文化以及不惧死亡的宿命论思想……都支撑着他们能够比常人更加“善处逆境”。的确，孤身留守严重核泄漏阴影之下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内进行抢修的“50死士”，得到了举世景仰，但他们中有人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却淡然坦言，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因为这只不过是根据法律和公司制度的规定在轮流作业而已。
上述这些分析和评论显然都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指出的是，灾害应对机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似乎只要由政府牵头组织，有制度、资金和设施保障，一旦灾害真的降临时就一定能应对自如。我们中国也有一整套看起来相当完备的救灾机制和体系，中国各级政府内的地震、水文气象、食品卫生、疾病防控等专门负责防灾减灾的职能部门不可谓不周全，我们甚至还有专门的民防部门，可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都会泛滥成如此大范围的安全危害呢？
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外部条件下，缺乏民间社会有效的配合联动，再强大的政府也是难以管控和应对这样的危机的。至于所谓的“国民性”的问题，则更是一种含混不清的陈述。不同的民族、国家或许确实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及精神气质，这与这些民族走过的不同历史有关，尤其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然而，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有识之士都应该承认，无论是作为单体的个人还是集体的民族，究其本性而言，最多只有此处长一点彼处短一点的差异，并不存在什么整体上的优劣高低。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肯定的话，那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种族主义的陷阱。
因此，即便日本在应对相同危机时表现得比中国要好，也不能证明日本民族比中华民族更加优秀。但假如这种差距确实显著存在，原因究竟又在哪里呢？把它解释为日本政府比中国政府更有能力，恐怕也是说不通的。
我认为，西方学者以前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最适合解释危局中的日本民众当下的表现。如果不追求学术层面的精准和细致，所谓 “社会资本”，按照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中分散的人们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自发进行协同合作的能力。它包括文化和器物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
所谓文化层面，其核心是一整套社会广泛接受和深信不疑的价值体系，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而所谓器物层面，即在这一价值体系之下追求并维系着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组织，如企业、协会、家庭、慈善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分别通过精神信仰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程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维系人们的交往，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并延续。
如同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资金资本殷实有助于这个企业和国家更好地应对商业环境的变化及风险一样，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充裕，就能够使这个社会具备更强的应对各种不测风险的能力。很明显，在这次“3·11”大地震面前，日本社会向外界清晰地展示了它内部所蕴涵的深厚的“社会资本”。
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所谓“失落的20年”里，日本经济停滞、政治失败、政府走马灯般轮替，但假如你深入体察过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他们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困苦和窘迫，一切依然各安其所、礼乐粲然，仿佛这样一个社会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原因就在于，它的深厚的“社会资本”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挥着巨大效能。
C
传统不完全是现代的障碍，更不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恰恰应建设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
中国历来就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格局，社会资本原本就十分稀缺，但传统社会里好歹还有一些诸如乡绅、氏族、寺庙之类的社会组织。一个世纪以来，通过一次比一次彻底和激烈的变革（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我们几乎打碎了传统社会里的一切被认定阻碍现代化的精神价值和社会组织。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些意义又何在？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苛责中国第一批觉醒的现代先知。然而，走过了这段历史以后回头再审视，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传统不完全是现代的障碍，更不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恰恰应建设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传统乡绅、氏族的确是维护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大一统皇权统治的重要纽带，但只要政治运转的制度(也就是游戏规则)改变了，类似这些建构和维系传统社会的大多数精神和器物资源又何尝不可以转化成建设现代民主宪政社会的宝贵财富？又何必非得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而后快呢？事实上，离开了这些重要的资源，现代社会就只能是图纸上的空中楼阁。
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困境在于，我们面对的已是一片废墟和瓦砾——它们正是我们亲手造成的。在这样的不利态势下，我们下一步建设现代制度和现代社会的资源又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像烈火和暴雨停歇后瓦砾堆里会重新生长出希望的种子一样，当国家的掌控逐渐放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合作展开，社会的力量也会重新积累和成长。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需要人们有意识的努力，尤其是智慧和耐心。但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再也经受不起新的破坏了——我们几乎已经毁掉了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整个精神故乡以及维系这个世界的所有纽带，我们唯一赢得的就是身上的锁链。
随着各种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兴起、特别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政府和媒体近来也越来越多地谈论起加强“社会管理”的问题。但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的是：所谓“社会管理”，其基本立足点和价值指向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果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管制”，其目标就是将各种改革开放以来好不容易自发生长出来的社会资源无一漏网地再度收编进国家这台超级机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