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曾主持一个由商界人士参加的会议，基调演讲者是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一位高管。他首先表示，让他感到相当不快的是，英国工党政府最近任命了一位核支持者担任能源大臣，他认为这无法接受。
当你作为会议主席时，你能做的只有那么多，但我当时觉得很想问问绿色和平这位高管，他以为他是谁？工党刚刚以绝对多数赢得了大选。他是谁选的呢？
他接着宣布，如果企业不想受到绿色和平的关注，就需要采取他将列出的10项措施。那一刻，我预期自己将不得不平息人们的反驳，或者至少在那些反对这种放肆行为的人起身退场之时，让会场平静下来。可是，我看到的只是一片头顶，与会者正在顺从地写下推荐的行为准则。
上周，我从一些企业领导人那里，看到了一种对活动组织略微更为自信的方式。那是一次由公关集团Edelman主持的宴会。这次活动根据查达姆宫守则(Chatham House Rule)举办——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场合说了些什么，但不能告诉你发言者是谁——因此公司高管变得比较坦率。在讨论非政府组织时，他们有些恼怒，但他们似乎把这些组织视为商业生活现实的一部分。你不如试图与它们和睦相处。
在《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辩护》(The Case for Busines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一书中，南非发展和企业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Enterprise)主管安•伯恩斯坦(Ann Bernstein)对这种态度予以斥责。她呼吁停止向“资金充沛、深谙媒体造势的国内外小型利益集团”做出让步，“它们冒称有权代表‘人民’，并试图将其观点和信念强加给大型跨国公司、政府、多边组织和其它机构。”
伯恩斯坦辩称，非政府组织的议程往往是富国的议程，它们试图将富国的环境和劳工标准，强加给亟需企业投资、就业和税收收入的欠发达国家。
因此，对于Edelman第11届信任度睛雨表(Trust Barometer)年会，我很感兴趣。会议称，非政府组织在新兴市场赢得的尊重超过富国。Edelman的报告基于23个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高收入人群的观点。这是一个经过筛选的团体，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团体。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有16个国家的受访者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与企业相当或者超过企业。
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55%的受访者相信非政府组织在做正确的事。在欧洲国家，对企业的信任率为48%，美国仅为46%。
在巴西，对企业的信任率更高，其中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够信赖企业做正确的事。在中国，这个数字为61%。但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也很高，巴西为80%，中国为63%。
在我上周出席的那次聚会上，企业领袖对新兴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评论比较热情。他们表示，它们对于本国问题的把握，往往优于富国非政府组织。
企业领导人是否应简单接受非政府组织更可信赖，还是应该与非政府组织对抗，辩称此类组织是自作决定、基本上不受监管的实体，除了对自己和支持者以外不对任何人负责呢？
首先，社会上满是那些自认为有权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评论的人。也没有人选举报纸专栏作家发表意见。任何人都有权宣传自己的信念。
其次，非政府组织以很多形式出现。其中一些为公司提供其可以遵守的标准，例如让企业证明其正以可持续方式利用森林或渔场。
第三，与企业相比，非政府组织更容易传达自己要说的话。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副董事总经理米克罗斯•马夏尔(Miklos Marschall)写道：“非政府组织的属性决定了它们多数是单一议题组织，这让它们可以在不做出重大妥协和取舍的情况下，把资源集中在单一议题上。”
企业应该做什么？它们肯定应当更有力地宣传自己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但它们必须承认，就像很多企业领袖所做的那样，在金融危机和围绕高管高薪的争议之后，它们的道德地位相当薄弱。尽管企业正努力挽回，但它们应调查一下社交网络和在线视频领域，问一问为何如此多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远比它们更擅长。
译者/梁艳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