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一些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的冲突事件，导致双方的隔阂加深，特别在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和近期的昆明“301”事件发生后，民族问题上升到一个敏感的高度。
如何处理转型时期的族群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3月13日在一个讲座中做出了解答，他认为，中国的民族理论60多年没有变化，是导致隔阂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现有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相关的民族政策不做重大的反思和调整，那么中国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会持续恶化，变得更严重。
马戎说，1949年后，中国在许多方面效仿苏联经验，包括民族理论、制度框架和相应政策。虽然我们没有采用联邦制，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分裂，但是思考“民族”的基本概念、民族理论的整体思路、制度特征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前苏联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族理论仍停留在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如果中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不尽早进行反思和调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将会越来越强，民族之间的隔膜会越来越深，各族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会越来越从“民族关系”的视角和逻辑来看待、处理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
马戎表示，应当把国内五十六个“民族”这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去政治化”。因为从长远来说，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权利应当是公民权利，完整的、得到切实落实的公民权利应当可以涵盖任何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文化权、政治权利等。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关心的这些权利，其实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问题在于切实去落实。
马戎建议，学术界应该对1949年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反思，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同时淡化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意识，建议以“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结构与发展趋势。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最后归结到中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是否认同的问题。”马戎称，要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要做到四点。
第一是在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同时，要考虑到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发展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强调今天必须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同时也必须强调必须尊重现实中存在的“多元”的一面。
第二点是必须尊重各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过去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好像新疆的民族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思路有问题。古今中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从来不是靠金钱和枪杆子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是必须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信任他们和依靠他们，要努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四点就是必须不断重申反对 “大汉族主义”。
针对于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复杂情况，马戎认为，当下的做法是不断地把“民族”赋予越来越强的政治色彩。不能把这个民族成员的任何过激行为都看成是“民族性的政治行为”。因此，目前最需要做两件事：一是继续开展有关民族基础理论以及如何认识我国当前民族现象的学术讨论，二是积极关注少数民族最关心的各项切身利益问题。
投射到具体问题上，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个是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生态移民的安置与再就业；第二个是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方向是对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意愿，不能强迫；第三个是少数民族高考的优惠政策，应当让各民族都感到公平；第四个是民族地区老城区改造；其他还有大学生和青年就业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保护文化的传承问题、经济建设的社会效益等问题。
马戎称，这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查研究，并妥善加以处理，少数民族的许多切身问题得到不到改善，不去反思深层次的理论和制度问题，今后在民族关系方面，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