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仇岗，很多很多地方，可能现在中国有几千个乡村都在面对这些环保问题。
2007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有一位用中文发表获奖感言的女导演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她就是杨紫烨。以艾滋病孤儿为题材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短篇纪录片奖。时隔四年，她的环保题材纪录片新作《仇岗卫士》再次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
杨紫烨生于香港，上世纪70年代末移民美国，攻读绘画与电影。20多年来，她说无论身在香港、北京还是旧金山，自己始终被认为是“外来者”，这也让她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华人的生存状态更加关注。她拿起摄影机，将镜头对准身处异乡的华人，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陆续拍摄了一系列相关题材的纪录片，《风雨故园》、《中国一二》、《声光转逝》等，这些影片在美国的PBS电视台陆续被播出。
因为拍摄《中国一二》，她在2004年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此后便将工作重心逐渐移到大陆，在六年间拍摄了纪录片三部曲：《颍州的孩子》、《彼岸浮生》以及《仇岗卫士》。
她自己将这三部影片称为“对当代中国的一瞥”，她说自己坚持拍摄纪录片只是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此这声音才有被听见的可能，从而孕育出“改变的可能”。今后三年，她依然将坚定地留在大陆拍摄纪录片，发挥自己在东西方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作用。
为什么拍《仇岗卫士》
记者：拍摄《仇岗卫士》的缘起是什么，最初是从哪里获得了这个题材信息的？
杨紫烨： 2007年，我拿了奥斯卡之后，有一个支持者问我下部纪录片想拍什么，我告诉他我想拍环保题材的东西。而他正巧是一个支持了很多NGO项目的华人。他当时刚去过安徽，于是他建议我去看看安徽那边几个做环保的NGO。我拿到这个信息是2007年4月，我就去了。
其实，当时我不只拍摄仇岗，也想拍淮河的。但整个两三年之中，仇岗的故事是最长的，有故事性，很完整，所以，最后决定用仇岗的故事。
记者：拍摄过程中，你们和当地村民、政府等的沟通情况如何？
杨紫烨：村民其实很喜欢我们去拍，我们第一次去拍的时候，已经有村民站出来（表态），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站出来，一点都没有闭口不谈的意思。
我们拍的时候很低调，也没有村子里的干部来阻止我们。但去某个工厂拍的时候，他们不想接受我们的访问。拍摄的前两年，工厂都没有关闭，我当时很担心，如果那个工厂再生产下去，村民就永远被污染影响下去了，这个故事也没有希望了。到这个工厂关闭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等了三年才完成了这个故事。
起码有个声音出来了
记者：中国的一个现实两难困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有些贫困地区，甚至会有“宁可不要青山绿水，也要建工厂，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地方就业”的真实想法。你对此怎么看？
杨紫烨：每个国家的进步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也正在经历着相同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发展太快了，这个代价就相对更大，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付出很高的代价。
中国虽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农村还处在一个欠发达地区的状态，其中有很多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缺乏文明的概念，不懂得如何去保护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道德的问题――工业企业有没有道德责任感，对于村民的权益是否尊重也让人存疑。
记者：我在影片中看到，NGO在普及基本环保理念上的努力，国家也有相关法律提供保障，但具体实施时在地方一级出现问题。你认为用基础教育加法律保护就能解决这个环保问题？
杨紫烨：当然不可能。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我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我感觉是慢慢去改变吧。当地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只是仇岗，很多很多地方，可能现在中国有几千个乡村都在面对这些环保问题。我只有希望有更多的NGO给他们一个基础的环保认知，也能够培养出像张功利（影片中的人物）这样的人出来，帮助村民。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是有机会去做的。
记者：NGO和村民的努力，都是民间力量的努力，你有没有想过由上而下可以做些什么呢？
杨紫烨：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提出什么建议。但是，你看微博现在多么有影响力啊，以前是不可能的。起码有个声音出来了，你起码要听见这个事情，政府也马上要做点事情。我想这会是一个过程吧，不可能一部片子改变很多，但是起码危机意识会被提醒，有人会对环保的问题发生关注。这是第一步。
记者：你的这部影片整体像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去挖掘一个新闻，你在制定拍摄计划时就已经想到要从民间力量这条路拍摄，还是也将政府的角度纳入考虑过？
杨紫烨：村民跟工厂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很多细节拍出来后表现有限，如果写文章很多微妙的东西就可以写出来。
我当时想要拍摄政府方面的，申请了几次，没有访问到。我们不是中央电视台。所以，我们就是以从下到上的角度去拍。
对当代中国的一瞥
记者：从2004年至今，你已经陆续拍摄了三部关于中国大陆的纪录片。
杨紫烨：这三部电影，就是对当代中国的一瞥，观察中国在现代化（modernity）进程中的状况。我当时移居北京就是为了拍《颍州的孩子》，还有就是做一系列的公益广告。我一直很希望拍摄同性恋题材的作品，所以就同时拍了《彼岸浮生》。
记者：以后会去做一个有所限制的作品，还是题材自由但只能给小众看到的影片？
杨紫烨： 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很好的纪录片，现在的时代是在中国拍纪录片最好的时代，因为中国的变化太大了。
我的角度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华人的角度，可能和大陆同行的角度是有不同的。这里的一些纪录片有很多中国的元素，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往往看不明白。我感觉我是跨两面的――可能是给国外的人看得更明白一点――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想把中国大陆的很多问题讲清楚讲明白，而不是去评论。我只是想要说明、呈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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