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1982年在新疆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 图片提供/广东汉达康复协会
提起“麻风病”，很多年轻人都已觉得陌生。但在50年前的中国，人们闻“麻”色变，对麻风病康复者避犹不及。然而，有这么一位老人，15年前在广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麻风康复者的民间草根NGO，打开麻风村之门，给那些人近黄昏、几乎被社会和家庭遗弃的人们带去慰藉和帮助。
昨天，在广州市殡仪馆杨理合教授哀悼会的现场，100多名志愿者、30多来自广东、江西等多地麻风村的康复老人们自发聚集在一起，挥泪为这位83岁的可敬长者送别。
文/记者任珊珊 实习生温利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累计有50万名麻风病患者。作为曾经的麻风病高发区，广东历史累计病人总数占全国五分之一，以广州为例，1958年全市麻风病发病率高达万分之137.36。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中收治麻风病人热潮中，各地纷纷建立俗称的“麻风村”收治点。麻风病人、康复者在这里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害怕传染，村里一年到头也难得有几个外人进来，直到21年前的一天。”住在高明谭山医院的康复者甘老伯回忆说，1990年的一天，村子里突然来了十几个陌生人，他们告诉村民麻风病防治知识，告诉他们康复者不会传染别人，鼓励他们要有重新生活的信心。
其中的领头人是时年72岁的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杨理合。从那以后，杨老每年都会去探望村民，给他们发放药物，过年过节和他们一起包饺子，被村民称为“我们的兄弟”。 “当时村里没水、没电，杨老帮我们解决了这些困难。”甘老伯说。
“杨老把我们当成有自立能力的人。” 广东省最大的麻风康复村、泗安医院康复者李锦华说，杨老鼓励他们面对社会。村民们收入极为有限，他就鼓励康复者卖芒果，甚至帮康复者向摊贩们逐一销售芒果。“当时医院里没有食堂，他就动用资金建了一个饭堂，自己掏腰包，每人补贴40元。”
如今，每逢周末，高明谭山村里便出现很多年轻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替老人打扫卫生、喂养牲口，村里比以前热闹了许多。甘老伯细心地把每个志愿者的名字和手机号码记在一个记事本上，如今已积累了四五十个名字之多。“他们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上班族。”甘老伯说，以前，村里的人只会讲白话，志愿者来了之后慢慢教他们学习普通话。“发短信也是他们教的。”甘老伯说，自己闲时就给这些孩子们发短信聊天。
南康康复村是杨老最早在江西成立的康复村之一。杨老帮助康复者养猪、喂鸡，目前这些收入能基本解决经济问题，这里还走出了9个大学生。记者从汉达康复协会获悉，这一民间草根NGO组织已为12个省、200多个麻风康复村提供过服务，有9465名康复者直接受益。志愿者从广东扩展至国内各地，更有香港地区及国外的年轻人参与。
接待每个麻风病人都会握手
在创立汉达康复协会之前，杨理合已跟麻风病打了数十年交道。
1928年8月13日，杨理合出生在江西省广丰县桐家板一个贫苦家庭。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大连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皮肤病性病研究所，在著名的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奠基人马海德医生领导下，参与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杨理合在新疆开展联合化疗时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石河子建设兵团有一位女职工患了麻风病，单位怕她跑掉传染他人，就在一辆卡车上安装了囚笼，把她关在笼子里，放上一桶水，一袋馍，赶了六天六夜的路，终于开到南疆的麻风村。开车的人把她丢在门口掉头就跑，在回程中还放火把车烧了。
一个疾病竟能使人六亲不认，丧失理性和人性！杨理合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从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后，他在广东省卫生厅和康复者的自治组织“国际理想协会”的支持下，创立了汉达康复协会。创立之初，经费紧张。在夫人张月玲的陪伴下，他将自家的客厅和阳台腾出作为办公室，自己的退休工资作为办公经费，电话机公私合用，艰难起步。
“杨老改变了数千人的生活。”香港公益组织扶轮社主席在追悼会上致辞称， 上世纪80年代杨老在北方工作时，每天都要接待200多位病人，每位病人他都会握手。
“杨老一生为了麻风防治不为名、不为利。”广东省卫生厅工会原副主席、科普作家陈超民说，他为争取麻风病者的权利奋斗50余载，“是一个光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