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此前主要关注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特性与变迁，代表性著作有《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1949－1999）》（该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其目前研究的重心是当代中国的道德实践，现正在撰写《德行的尴尬——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与道德变迁》。
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平感使得很多个体觉得既然整个结构如此固化，如此不公平，如果自己要采取某些非常规、非道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将这种行为合法化。他会认为，比他做的更差的或者是道德上更值得怀疑的大有人在，而其中的很多人很可能都还混得不错，那么他做的这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
早报记者 田波澜
人类学家阎云翔从两年前开始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在资料搜集中他发现，此前系统的、严肃的相关学术研究并不多，大多是医学、公共卫生方面的专业人士就病理上的原因进行分析，从科学主义的视角研究食品卫生或者监管问题。他惊讶于为什么很少有学者从社会学意义上来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阎云翔强调，当代中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同时存在，且各有不同的风险，更关键的是三个层次产生的不同风险纠缠在一起，组成了混合型的风险。阎云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转型中遇到的巨大挑战，也是一个道德伦理转型的缩影，我们至少应该从认识它的复杂性开始。
访谈过程中，阎云翔表现出直击问题核心的犀利和率真憨厚的神情。他举手投足间谦和、质朴的“乡土气息”与他青年时代曾长期“驻扎”在黑龙江下岬村有关，而这种来自底层的精神磨砺，其实也构成了他观察和反思中国乡村和社会变迁最重要的资源。在华人世界，阎云翔从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对当代中国转型复杂性的思考是比较罕见的。
东方早报：食品行业似乎很少会引起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注，最初触动你做这个研究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从风险社会理论来看食品安全问题？
阎云翔：作为大众社会的个体，我对食品安全问题有着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但做严肃的学术研究，是最近两年的事。我在做一个大的研究项目，试图描绘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价值观和道德实践方面的变化；在研究过程中，我才开始探讨食品安全问题对人们道德行为的冲击，以及它作为道德行为变迁的一种表现。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抓住了两个现象，一是做好事被讹诈。能够讹诈刚刚帮助过你的人，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冲破道德底线的行为。我探讨现象的成因，就涉及到社会信任问题，因为如果连帮你的人都会被你讹诈的话，对陌生人的信任可想而知，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通过对社会信任危机的注意，我的研究顺理成章地扩展到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广范围内对社会信任的冲击，比做好事被讹更为普遍而且更加广泛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入手之后，我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有不同的层次。比如，非安全食品问题——即因为当前食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环节中的现代化特点而造成的潜在不安全因素——构成的风险实际上是现代化自身带来的。从这个角度我就慢慢地涉及到风险社会理论。
东方早报：从你搜集的资料来看，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从1949年到2010年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轨迹？
阎云翔：1982年是个分水岭，那一年中国颁布了《食品卫生法》，食品中毒成了中央政府非常关心的事。2003年是另一条线，国家成立了国家药品食品管理局，食品安全问题正式被提到很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开始有政府机关来监督管理食品生产、消费的安全问题。以这两条线来处理搜集到的材料，我发现1982年之前有关食物中毒的个案分析都刊登在医学或者公共卫生的杂志上，绝大多数个案都跟卫生有关，是由于人们缺乏公共卫生知识，食品的生产、加工过程不够卫生，微生物滋养最终导致食物中毒。甚至于少量由农药引起的食品中毒个案，也都是因为农民缺乏使用农药的基本常识，譬如用农药的外包装来装食品，或因为食堂疏失，错误地把农药当做调料掺到了食品中，没有谁是因为农药残留问题而中毒。进入1980年代以后，有些个案中食品中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购买的食品有了添加物，添加的目的是改变劣质食品的外形、颜色，以次充好。于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有了新的发展，食品中毒的原因发生了转移，从原先单纯因为缺乏卫生常识或管理疏漏而引起的病菌或微生物导致的中毒，开始向其他原因的食品中毒转移，而这些新的原因更多地与牟取商业利益有关。接着，“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在上世纪末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伴随着它就慢慢出现了“有毒食品”这个中国特有的词，到现在有毒食品已是家喻户晓，食品安全也是时常在讲了。从食品中毒到有毒食品的发展轨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东方早报：从食品中毒到有毒食品，你认为导致中国食品行业生态如此恶化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阎云翔：不光是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代表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现象。食品中毒基本上都是因为疏忽大意、缺乏知识而引起，没有人是有意的；而有毒食品是食品的生产者，或食品流通、销售环节中的运输者、保管者、零售商等，他们有意识地加了有毒的化学成分、添加剂来达到牟利的目的。有意还是无意，这是最根本的区别。“有毒食品”这个词的出现还蛮晚，尽管现在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词，具体来说，就是“毒奶粉”、“毒馒头”、“毒火腿”、“毒猪肉”、“毒海鲜”等等。食品从生产的那一端开始，就应该是为了人们的健康与营养而存在，人为的有意识地添加毒素这种现象简直不可思议。
安全感缺失 导致道德底线屡被突破
东方早报：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毒食品如此大面积地出现？
阎云翔：深入探讨产生有毒食品现象的社会原因，首先一定要强调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有毒食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这一个现象本身，当代中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存在三个层次，即传统的食品卫生问题，由于现代化生产、流通、消费方式所带来的非安全食品问题以及我们独特的有毒食品问题。
从社会学意义上分析产生有毒食品的原因，有几个层次。最表面最常见的层次，是利益驱动问题。厂家、运输商、零售商在食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牟取利润，包括添加一些有毒的成分。从政府监管部门来讲，这也跟整个食品行业的非正规化有关系。因为我国食品行业从生产、流通到零售，家庭作坊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家庭作坊首先是小本经营，利润非常微薄，为了追逐利润，有些人可能就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同时大量的家庭作坊又使得整个监管非常困难。但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有限，因为很多大公司也卷入了食品安全丑闻，譬如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所以生产规模的大与小本身并非最重要的原因。
不良商人谋利是直接原因；但是否因为谋利，人们就一定要突破道德底线？如果说他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谋取利润，如果他们觉得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自己长期的辛勤努力而获得，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在牟取暴利背后可能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那就是这个社会变化得如此之快，每一个人都生怕被这个社会落下。因为在这个社会剧变的背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功利心态的背后实际上是全民共有的缺乏安全感的心态，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态导致所有人都在想尽办法为自己多谋取一丝安全感，而谋取安全感的主要途径是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也就是多赚点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谋取利润变得如此必需，以至于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缺乏安全感导致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恐惧，这种恐惧驱使人们采取赌博的、非理性的短期行为方式来牟取暴利。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很多人都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不公平。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财富的分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公平现象，很多人觉得自己作为个体被排挤出了整个公平竞争的渠道。很多国内学者指出，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基本固化，生活机会分配的大势已经形成，尽管有少数个体还能够通过非常卓越的努力来彻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实现社会流动方面的飞跃，但大多数人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譬如１９９０年代初期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希望，都觉得跳下商海畅游一阵，最后能赚得盆满钵满，都认为自己有自我发展的机会。但如今在这个社会流传的是“拼爸爸”之类的说法，恰好和那个时候形成一个对比。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平感使得很多个体觉得既然整个结构如此固化，如此不公平，如果自己要采取某些非常规、非道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将这种行为合法化。他会认为，比他做得更差的或者是道德上更值得怀疑的大有人在，而其中的很多人很可能都还混得不错，那么他做的这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
东方早报：你说当代中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存在三个层次，具体如何理解？
阎云翔：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导致的风险也不一样。第一个层次是食品卫生问题，就是科学家致力于解决的层次，或因知识不足，或因条件不好，或因科学手段不具备，导致了食品安全。它导致一种很传统的风险，是可以治理而且很容易治理的。在整个当代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的背景下来考察，这种传统的、常规的食品卫生问题也产生某些重要的变化。首先，我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消费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我们开始习惯于要尽最大可能、尽快地满足个体的种种欲望。我们希望能在一年四季都吃到我们想吃的食品，而且这些食品最好是又干净、又美观、又可口、又易于加工处理；结果就导致了以下情况：第一是反季节种植，第二是通过长途运输来达到对于市场需求的充分满足，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其他地方来的比较奇异的农产品或食品，这就导致在运输和保鲜过程中要使用大量的保鲜剂等添加剂，使用新的、现代的技术和化学成分。当我们的口感越来越苛刻，越来越要求方便、可口、美观，生活中便充斥了大量的半成品、方便食品、快速食品。这些食品都是经过加工或半加工，又会凭空增加很多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如果管理不善都会产生食品卫生方面的风险。再加上难以监管的小型家庭作坊在整个食品行业占有很大比例，就可想而知这里面为食品卫生的漏洞提供了多大的空间。在我们的社会大步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传统的食品卫生问题可能被数倍地放大了，无论是产生的形式还是产生的原因，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即使是这种传统的风险，也具有了某种现代的特征。
第二个层次我将其称之为非安全食品，指的是因为现代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导致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或潜在的问题。这个层次更接近西欧北美讲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后工业化社会制造出来的风险。首先，很多现代的生产技术极大地增加了农产品的产出，比如说转基因食品，但它导致的长期后果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包含潜在的风险。其次，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对于高质量、高热量食品的大量需求，导致畜牧业、禽蛋类、肉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采取西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又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添加了很多不确定的甚至具有高风险的因素。比如说养鸡业已经从传统的散养发展到大规模的笼养。由于笼养容易发生鸡瘟，所以小鸡仔进笼后就要不断地打药，我访问过的鸡厂基本上每七天打一次药，在饲料中也大量添加各种抗生素和生长剂，导致现在的鸡生长速度特别快。但是，这样饲养的肉用鸡整个就是一个药罐子！
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强的市场需求，跟整个消费方式的改变连在一起。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肉制品的消费成倍地增长；以前过年才吃肉，现在天天吃肉。譬如，2005年中国全年肉产量是7800万吨，将近全球肉产量的29%。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当然要有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了种种不安全的因素。这就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一是消费方式的转变，二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这两个转变又互相作用。消费方式转变了，要多生产，而多生产了，也相应地要多消费，整个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这就非常符合风险社会理论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的非预期性后果。
但即使在后工业现代社会风险这个层次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大规模现代农产生产方式中，按规则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也在随着每一次出现的问题而研究对策，不断地增加新的规则力图限定可能产生的种种风险和危险因素。比如说抗生素的使用或者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国际标准每年都在变，且越来越严格，某些有明显危险的东西会被禁止使用。在中国，当政府的食品监管部门做到了这一步时，具体的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会遵守这个规则？从媒体的大量报道来看，问题恰恰出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书面规则而言，我们可能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可是在具体执行中恰恰出现了很多差错。
中科院一个研究团队做的关于死鸡的调查就是一个例证。按照他们的研究，中国每年需要消费47亿只鸡，但这47亿只鸡绝大多数都是在现代化的农场以笼养的方式饲养。这种笼养的方式，早已经被证明有较高的死亡率——5%的死亡率，所以每年大致有2亿只左右的死鸡。他们研究的焦点是这2亿只死鸡都哪儿去了？经过多年的调查他们最后发现这些死鸡最终以各种方式回到了食物链中，又被我们消费掉了。比如说刚刚死掉的病鸡就会被卖到做烧鸡的作坊，质量再差一点的就会卖给做香肠、鸡肉肠、火腿肠之类的食品加工厂，最差的已经基本腐烂的也不会被扔掉，粉碎之后再搀回鸡饲料中。生产者本身知道这些病禽死鸡不能吃，他们自己也不吃，最后都卖给了不知道底细的陌生人。最让人震撼的是，这个研究团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禽类医院的专业人士卖病鸡，他们让养鸡的人把病鸡送来做化验，大量收集后再卖给从事肉类加工的厂家。专业人士完全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他们和制造有毒食品的厂家或者销售有毒食品的商家都一样，明知其害人还这样做。只要这些东西不是给自己或者熟人享用，而是卖给陌生人的，那就可以不顾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根本没有把陌生人当成是同类，所以那种不可害人的道德标准就不适用了。
这就在现代性带来的不可控制的风险之上又添加了另外一层风险，这个风险我称之为信任风险，而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有毒食品问题，这是我们独有的，在别的社会很少见，至少没有如此大规模地爆发。有毒食品的基本特征便是人为地有意识地往食品里加毒。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迈过良心这道坎，是怎么迈过去的？应该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考量。山寨文化的流行可能是个大背景，但有毒食品跟山寨文化不一样，有毒食品是通过添加有毒物质把它装扮成好食品，而山寨产品并不装假——卖的就是山寨。有毒食品的起点是欺骗，伤害的是别人的健康。有毒食品表现出来的风险首先是政治风险，监管正在失去效用，失去公信力。但作为从社会学角度做研究的人，我更重视的是社会风险。我将整个有毒化学元素带来的东西称之为社会毒素，它毒害的归根结底就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对他人的信任感，由此而导致信任风险。对他人的信任感在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熟人的圈子里头；传统的一套价值观、道德行为标准都是为此而设，没有哪一个告诉你应该怎么对待陌生人。因为陌生人几乎不存在，如果出现的话，那也实际上就是潜在的敌人，或至少是完全不能够信任的人。人们从小学到的便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人生智慧，对陌生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的社会发展到越来越高度流动、开放，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和陌生人打交道，原先的这套价值观和道德行为标准就明显不适用了。按理说，在整个过程中应该逐步发展起“社会信任”这个新的概念，即对于制度、对于专家、对于陌生人的普遍性信任。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很痛苦，但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某些冲击道德底线的社会现象（例如我研究过的做好事被讹现象和有毒食品现象），它们恰恰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够相信陌生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要以什么方式，通过怎样的努力来克服这一点，这是中国社会能否顺利地实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说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同时存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比如第一个层次，当代社会中传统的食品卫生问题实际上也有现代因素的介入，实际上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可分析第二个层次，又会发现规则的具体执行很重要，这就最终落在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的人身上。人们是否遵循规则，是否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实际上就变成一个道德问题，就把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直接地跟第三个层次连在一起了。三个层次产生的不同风险互相混合、缠绕在一起，组成了一种风险的混合体。这种混合型风险是风险社会理论没想到的，它没有任何一种单纯的途径可以解决，按下葫芦浮起瓢，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哪个层次给公众造成的恐慌最大？最为棘手？
阎云翔：对我们而言，最具有挑战性，而且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危害最大的，是有毒食品的生产和流通。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这样的个案并不是很多，但它的社会冲击力恰恰最大。有毒食品的个案让我们对这个社会产生恐惧感，觉得在周遭身边充满了危险的因素，让我们不敢相信陌生人。特别是大规模的有毒食品的生产。三鹿毒奶粉个案最恶劣的一面，就是它取得了这么多的认证，是通过政府免检的信得过产品，在整个过程中，涉及到很多政府的监管部门，也有很多专家卷入，这就导致人们对制度、对专家都产生了不信任。社会信任的具体表现是三个方面：信任社会制度（包括法律、规定、执行制度的机构）；信任专家，我们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中太多无法理解的事情，为我们提供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信任陌生人，在一个现代的、开放的、高度流动的社会，人必然要越来越多地和陌生人打交道。这是在现代社会生存的三个必要条件，而有毒食品的生产恰恰在这三个方面导致了对社会信任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安全问题造成了一种社会信任的危机。这种信任危机所造成的风险，是中国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挑战。
个体需以道德自律实现自救
东方早报：老百姓都变成“老不信”了，现在很多人提倡“回到厨房”，自己动手做，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阎云翔：有些人开始在阳台上种菜，资源更丰富一点的人组织团购，跟某个厂商、农产品生产商直接挂钩，更加有实力的单位或者公司建立自己的特供食品生产基地，这都是采取了非常个体化的方式来试图自救。但这些个体化的方式不可能解决社会系统的问题。你可以在自家阳台上种三棵番茄，几根葱，一些韭菜，但不可能解决你全部的食品供应问题。更重要的是，少数个体能够通过财富或者权力而自救的同时也会使得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那些没有能力自救的人被放在一种更加无力、无助、无望的状态之中，所以整个系统所产生的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换句话说，这种个体自救的方式不但不能够解决系统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它使得整个系统问题变得悬置起来，甚至于恶化，也值得我们思考。
东方早报：大家谈及食品安全问题，通常会说要加强教育，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借助科学技术，你觉得这种解决问题的逻辑能有效解决我们的恐慌和社会风险吗？
阎云翔：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三个层次上的食品安全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有所不同。比如，食品卫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科学知识的增长，通过更好更严格地控制产品生产的质量来解决。也就是说，这一层次的问题更多地要靠现代性的控制逻辑来解决。可第二个层次非安全食品或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因为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恰恰是跟现代性的控制逻辑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风险社会理论一直强调的一点。为此，我们太有必要去反思现代性的负面后果，特别是反思现代性内在的控制逻辑，即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就能够改变自然环境，能够控制所有潜在的风险，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由此而产生人类无比的自信心。这种信心恰恰导致了很多问题，如对于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对于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未预期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普遍，由此导致西方学者对于现代性的批判。
在国内的语境中，现代化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我们一直对现代化有近乎神圣的看法，将现代化过程以及最终要取得的现代性视作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一味地迷信科学技术，这种简单的、非常单向地依靠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本身也有问题，更何况第三个层次的有毒食品现象根本就跟科学技术没关系，恰恰是跟社会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道德困境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立社会信任，而这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手段都无法解决的。
食品安全问题也不能仅仅靠政府的力量由上而下地来推动，通过搞运动的严打方式来落实。过去的经验是，每当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到影响政治稳定时，政府就出台一些新的法规和严惩一批人；一旦不影响政治稳定了，就可能觉得这事没那么重要了。每一拨的紧伴随着下一拨的松，当松的时候，食品安全问题又会加倍地回来。自1997年以来，瘦肉精的屡禁屡现便是一例。道德问题要用道德改革的方式来进行，一定是由下而上、由内向外在个体的层次上发生的，它要有赖于一个非常健康和强大的民间社会的推动。作为个体的个人，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方式来推动道德改革的进程。说到底，它最终要靠每个人的自律，而自律是不可能每时每刻靠摄像头来监控的。
风险在中国不平等分配
阎云翔：美国的食品监管系统得以运行的基础就在于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特点不在于它的法律的严与宽，而在于守法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公民的一种心态。比如说交通法规，对法治社会的公民来说，红灯停、绿灯行是一种本能。可在一个法治观念缺乏的社会，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我能在大家都等红灯的时候闯了这个红灯又没有受到惩罚，这是我有本事”，当越规被认为有本事、有能力，能够超越别人而得到社会的赞赏和肯定或者是占据更多资源的时候，那这种法治心态是很难形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很难单方面通过食品监管的法规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不断完善来完成的。第一，这些监管部门的人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实地贯彻这些规则？第二，贯彻的时候，对方怎么样接受？这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规则涉及不到的时候，监管人员不在场的时候，人们如何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第二本能。这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问号。
人们常说食品安全问题在1930年代的美国也很严重，多亏一部名为《丛林》的小说揭露了食品加工业的诸多黑幕，才使得国会迅速通过一系列法律建立了现代食品监管制度的雏形。中国其实也有类似例子，比如《报告文学》杂志于2004年9月刊头条刊出的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在德国还得了报告文学奖，２００７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但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跟大量的媒体报道一样，过一阵又被淹没了。这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以至于大家见怪不怪？还是因为即使有这样的警世之作，即使为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监管部门的完善、规则的增加，仍然没有实际效果？那就等于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更多的问题有待于去解决。
东方早报：风险社会理论强调平等，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曾说过：“贫困是不平等的分布，但空气污染是民主的分布。”但对中国来说，弱者用来规避风险的资源要少很多，譬如刚才所说食品特供基地。风险在中国的不平等分布该如何来理解？它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阎云翔：风险社会理论是从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中，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标准已基本达到，他们更关心另外层次上的问题，例如空气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所以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当代社会的支配逻辑已经从财富分配转移到怎么样规避风险，这可以说是富裕社会的逻辑。而中国说到底还是由财富分配逻辑起主导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但因为全球化过程的进展和现代性的全球蔓延，我们也有风险规避的挑战，也同样存在怎么样面对这些由现代性引发的风险的问题，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在财富分配逻辑已经不占主要支配地位的福利国家，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保障，所有人面临的新的现代性导致的风险几率是趋于平均的。比如空气质量，不存在说穷人住的这个区的空气就比富人住的那个区坏。可在中国并非这样，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污染源严重的那些工厂早就搬迁走了，这实际上等于是现代风险向弱势群体的倾斜。大城市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资源集中。空气污染的危险相对减少，是风险的不平等分配。而政府部门的食品特供基地就已超出了因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导致的风险的不平等分配，变成了权力的直接干预导致的另一层次的风险不平等分配，即有权力、有资源的人自救，同时把更多危险、更大风险的可能推给了那些没权力、没资源的人。
风险的不平等分配实际导致另一个层次的纠结——社会的不公正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可以帮助解释人是怎么样迈过自己良心的坎。当你觉得受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这个世界充满了如此多的恶，自己做点恶算不了什么。我曾经访谈过几个有毒食品生产者或小贩，他们都有过被城管打或被城里人欺负的经历，并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又超出了食品安全本身、政治稳定本身和信任危机本身，进入一个新的层次——需要处理的社会正义问题。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大纠结，全都缠绕在一起，最终又回到了社会不平等、社会不正义和信任危机问题，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