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特基金会从今年开始停止了对我们的资助。”草根NGO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创办人王行娟日前告诉记者，此前福特基金会已经为“红枫”提供了18年的项目资金。一些当事的草根组织负责人对此的说法是，福特基金会调整了其在中国的工作策略，今后将压缩对国内草根组织的直接资助，应该有一批国内草根NGO被列入停止资助的名单，而并非“红枫”一家。但目前这一说法还未获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证实。
在国内的草根组织中，靠境外基金会生存早已是普遍现象，因为它们多数都是工商注册的身份，不能参与政府购买，也很难得到国内基金会的资金，倒是境外基金会对它们的这种特殊身份表示出理解。在中国公益领域较活跃的境外基金会除了美国福特基金会外，还有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德国伯尔基金会、亚洲基金等。在国家民政部网站查询到的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15家，包括美国半边天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等，但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并不在其中。
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红枫妇女热线”项目曾入围2010年中华慈善奖评选。“中华慈善奖”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的最高政府奖，但“红枫”多年来寻求民政注册一直未果。据王行娟介绍，“红枫”成立23年来主要是靠包括美国福特基金会、美国全球妇女基金会等境外基金会的支持，其中力度最大的福特基金会从1993开始资助红枫妇女热线项目，至今一共资助了七八十万美元，但从今年开始不再继续资助了。王行娟得到的消息是，包括“红枫”在内应该有一批草根组织的资助今年被停掉了，她认为是福特基金会改变方针，压缩其在中国的投入资金。
福特基金会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HenryFord)在1936年设立的，总部在纽约。自1979年中美建交，福特基金会就来到了中国。1988年，中国政府同意福特基金会成立北京办事处。根据福特基金会网站公布的资料，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总额达到了2.75亿美元。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早期的工作主要是资助经济学、法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后来在1989年和1990年新增了环境与发展和生殖健康项目，2001年又增加了教育和文化项目。
据福特基金会网站最新资料显示，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领域包括加强民间组织建设，但该类项目不资助草根组织，也不直接资助民间组织开展小型项目或服务；农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使用；改革中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入学及毕业；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民事与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及促进透明、有效和有问责性的政府共七个领域。为回应不断变化的需求，福特基金会在2009年调整了工作重点，着力促进社会部门的建设，支持制度的改进，从而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均衡增长带来的收益。
对于福特基金会停止对一批国内草根组织资助的事情，郭建梅也有所了解，她是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也是中国专职公益律师第一人。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也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一家工商注册的NGO，郭建梅在1996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时，先后认识了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两任法律项目官员，他们对郭建梅所做的法律援助机构表示十分赞同，随后福特基金会为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提供了第一笔3万美金的资助，除了曾因为调换项目官员而中断一年外，至今每年福特基金会都会提供资助，资助金额从3万美元逐渐增加到了10万美元左右。
郭建梅说他们目前并没有接到福特基金会停止资助的通知，但他们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协议是一年一谈，明年要不要继续接受资助，需要提前半年向福特基金会提交报告和计划书，一旦明年的资助没有谈下来，服务中心就要“断粮”了。之前还有三个来自国外的项目资金，因被认为资金来源敏感不得不先后停掉了。她认为其中一个被资助的公益律师网络项目在过去3年中对《中国公益法》进步有很多贡献，在推动公益律师队伍发展，唤起更多律师参与公益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些国外资金有政治目的，我们的态度是拿外国人的钱，做中国人的事，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运行，但在今年6月，我们被迫拒绝了两家境外资金资助，公益律师网络也面临关闭。”
郭建梅认为福特基金会同国内NGO之间的合作和资助，是根据NGO的工作价值、倡导力、公信力来选择，并且要求国内NGO信息公开透明，管理严格，必须有理事会的监督。她认为福特基金会之所以没有停掉对她们的资助，是觉得他们是一个前瞻性、引领性、战略性的草根组织，他们关注的弱势群体、公民权利、公共利益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制度和法制建设，他们的社会价值和未来战略更契合福特基金会的宗旨。
“福特基金会表示过只要我们能做下去，会一直给予我们支持。”但郭建梅说他们的机构现在已经处于半休眠状态。郭建梅和同事正在编写一份《中国公益律师发展报告》，希望以此让社会更了解他们中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能给公益律师一个公正客观的看法，呼吁政府建立激励机制，给公益律师一定的空间和保障。
作为同样是来自于美国的大型基金会，对比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路径，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福特基金会。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设立于2007年5月，在中国支持了一系列卫生和发展项目，包括在2007年盖茨基金会承诺投入5000万美元，与中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包括男、男同性恋人群在内的高危人群中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盖茨基金会也为中国提供艾滋病防治研究的资助，包括资助北京大学7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2009年4月盖茨基金会与国家卫生部建立伙伴关系，通过运用最新的结核病防治技术，加强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进而加强中国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为此盖茨基金会在2009年至2014年将提供3300万美元资助。2008年，盖茨基金会曾投入18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发可以在艰苛环境下成功生长的新品种水稻。盖茨基金会正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以帮助非洲国家的农业发展，特别是提高小面积耕地的单位产量。
对于同中国草根组织的合作，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还没有直接资助过中国的草根组织，而是通过GONGO（政府组织的NGO）来间接合作，因为草根组织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从法律地位上同基金会是不对等的。
成立于2000年的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的80%以上的捐赠都来自于境外，包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基金会和企业，而来自于国内基金会的资金还不到10%。比如德国米苏尔基金会从2003年开始与北京慧灵合作，每年为其提供60万元的经费，慧灵创办人孟维娜说对方只是对项目提供建议，并不深入项目管理。10年来北京慧灵一直为取得民办非企业身份登记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创办人孟维娜说通过民政工作人员只言片语发现他们对“红枫”接受境外资助的不放心。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现在那些没有民政注册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拿不到本土资源，因为格局和他们不兼容、不对接，所以长期以来只能用境外基金会的支持，他形象地称之为长期喝洋奶没有母乳的哺育。他认为喝洋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喝不饱，第二洋奶里面还带有境外资助机构的文化、理念、价值观，毕竟和中国有很大的差距，有时候就会水土不服。有些民间组织喝洋奶以后身体没有强壮起来，脑袋先发达起来，身体却很瘦弱，长得有点像“大头娃娃”。不是他们自己想这样的，他们想喝母乳但是没有人给他们喝。
如今“洋奶”恐怕也难喝到了，按照2010年3月1日开始实行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国内工商注册的NGO今后接受境外非营利性机构捐赠，应持经公证并列明资金用途的捐赠协议在银行办理。在律师出身的郭建梅看来，做到这些“比登天还难”。因为这个《通知》，“红枫”去年收到的福特基金会一笔10万美元资助至今还没能从银行提取。
另外，去年以来，国内各地政府购买公益服务风生水起，比如2011年北京市将围绕服务民生类、公益服务组团类、专业服务类等五方面购买600项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总投入过亿元。同时民政部正在酝酿的民间组织登记体制改革，使得工商注册的NGO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增加，获得了民政登记就可以参与政府购买。外界猜测福特基金会此番对民间组织合作调整与中国慈善体制改革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