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称为“穷人银行家”的尤努斯和他的小额贷款银行遭到了不少质疑。危机面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小额信贷？这种模式是好是坏？如何来规范它？这场危机又将对小额信贷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杜晓山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报记者 田晓玲
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尤努斯因为在孟加拉创立小额贷款银行而备受全球瞩目，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1976年，尤努斯在孟加拉的一个乡村对42名最穷的农户进行每人贷款27美元的小额信贷实验，逐步建立起格莱珉银行。30多年来，格莱珉模式帮助了数百万贫困人口，其中96%是女性，大部分借款人及其家庭由此脱离了贫困线。之后，这种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成功复制，联合国还将2005年命名为“小额信贷年”。
但是最近，尤努斯本人和他的小额贷款银行却遭到了不少的质疑。
首先是去年，在邻国印度发生了小额信贷危机。这场危机开始于2010年10月份，印度安德拉邦的部分小额贷款人暂停了还贷计划，并导致数起妇女自杀事件的发生，从而爆发危机。世界银行将危机原因归结于政府干预。但也有业内人士提出，问题在于小额信贷机构发展过快，没有做好客户前期的调研工作，使不少贫困的借贷者过度负债，最终导致无法偿还。
同时，小额信贷在其发源地孟加拉国内部，也碰到了大问题。去年年末，该国总理公开指责小额信贷是“从穷人身上吸血”的行为。批评者表示，咄咄逼人的放贷已经将小额信贷转变为“穷人的陷阱”，后者不得不苦苦偿还利率在20%至50%的贷款。这些批评促使有关当局制定了27%的利率上限。针对小额信贷的行动并没有就此结束。作为金融部门监管机构的孟加拉国央行宣称，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已年事太高，不适合再担任银行董事总经理的职务。不过，银行内部并没有理会解除尤努斯职务的命令。
最新消息显示，尤努斯很可能退休。因为在连续两天推迟宣判日期后，孟加拉高等法院已经作出裁定：尤努斯担任格莱珉银行总经理一职不合法，驳回尤努斯之前的上诉请求。这也就意味着此前孟加拉中央银行解聘尤努斯的行为已经获得了孟加拉高等法院的认可。尤努斯的代表律师表示，将与尤努斯商量是否上诉至孟加拉最高法院。
可以想见，未来一段时间，围绕着格莱珉银行的权力争夺可能仍旧会持续下去。更让尤努斯本人担忧的是，小额贷款的概念被肆无忌惮地滥用，任何地方、任何传统放高利贷者都能轻易地声称，他们是小额贷款的推广者，原本希望用来打击高利贷的小额贷款现在却被用来赋予高利贷者体面的身份。
危机面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小额信贷？这种模式是好是坏？如何来规范它？这场危机又将对小额信贷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杜晓山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过度追求利润上导致小额信贷危机
文汇报：您能否首先给我们的读者回顾一下，小额信贷当初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杜晓山(以下简称“杜”)：在传统扶贫、慈善的基础上，包括尤努斯在内的许多人，甚至拉美的一些人士，几乎同时想到了把“输血”和“造血”过程结合起来。一般的捐赠、扶贫是无偿的、一次性的，可能产生好效果，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比如被扶持对象的“等”、“靠”、“要”、不思进取等。而小额信贷的“造血”功能，可以给借款人一定的压力，又给予一定的支持，从而使资金循环起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产生更多的财富。这是扶贫的创新。
从生产要素组合来说，贫困的人有正常的体力和脑力，缺的是生产资料和资金；贷款就弥补了这一缺陷，形成了比较好的要素组合，产生出一定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它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具有其社会目标，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文汇报：小额信贷当初为什么会在孟加拉、印度这样的国家特别受欢迎呢？
杜：因为这些国家的贫困程度很高，穷人想借钱也借不到，传统银行不肯借，国家也很穷。孟加拉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50%，印度的贫困率为30%-40%。小额信贷模式针对的是银行不放款、慈善捐赠不可持续且数量有限、不能激励贫困人口发挥潜能等问题。因此，小额信贷得到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拥护，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国家层面、国际组织层面，大家都认同这个好办法。
文汇报：为什么发展到今天，小额信贷会遭遇那么严重的危机？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历史上有过类似问题吗？
杜：其实，历史上一直有类似问题出现，只是规模没有这次严重。比如，1999年在玻利维亚；2004-2008年间，在拉美的厄瓜多尔、亚洲的巴基斯坦、中欧东亚的波黑、非洲的摩洛哥，就是当今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的预演。当时，这些国家和印度一样发展极快，商业性动机非常强，内控机制缺失，能力建设跟不上规模的发展，再加上外部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媒体渲染，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压力。
印度的问题也不是去年才出现的，2006年就已经出现过类似情况，只不过是区域性的，影响很小。这次则扩展到整个安德拉邦，并蔓延开来。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规模占到印度全国28个邦的30%，份额非常大。这也说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印度特别突出。
对于安德拉邦反映出来的问题，有人说是发展过度、恶性竞争所致；也有人认为，即使在安德拉邦，穷人依然还有很多，小额信贷仍旧满足不了人们的资金需求。不管怎么说，其中肯定有太多的机构抢占有限市场，采取不理性行为，为了扩大规模恶性竞争抢夺客户，导致客户过度负债，这些机构又坚持比较严厉的、不妥当的收贷行为，从而把一个简单问题扩展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政治家、媒体随后介入干预，最终造成大家“多输”的局面。
文汇报：为什么过度的竞争仍旧满足不了穷人们的资金需求？
杜：竞争的结果本来应该是降低利率、有利于穷人，但是，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尽管发达，利率居然还是降不下来。过度竞争并没有使穷人得利，反而使投资者、股东们从中获利。
安德拉邦的妇女自助小组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形成，政府也非常支持这种模式；1990年代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开始出现。印度的小额信贷和中国的模式一样，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公益性福利主义模式，有政府补贴、担保等支持；第二类是公益性的制度主义模式，像格莱珉银行，没有政府补贴，按照商业市场利率运作，机构自负盈亏，目的是帮助穷人、妇女，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第三类是商业性小额信贷模式，以追求利润为主。印度这次小额信贷危机，就主要出在这第三类模式上。
文汇报：小额贷款危机的产生，有没有制度设计层面上的原因呢？
杜：从制度层面上讲，有行业和政治层面的因素，即外部的制度因素，也有操作层面的因素，即内部的制度因素。实际上，内外部因素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监管不到位，资源不是均分到各个邦和地区，而是集中于一地，政府的调控能力差。此外，金融教育不到位，消费者保护没有设计出好的制度与之匹配，就算有了制度，没有执行也等于零。
尽管有曲折，小额信贷依然是好的理念
文汇报：小额信贷在遭遇危机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印度SKS小额信贷银行上市在即的新闻。有人认为，这一新兴行业的利润非常高，一些小额信贷公司利润的年增幅甚至达到了100%。这是否已经背离了尤努斯模式帮助穷人的初衷？
杜：SKS一开始是非盈利组织(NPO)，后来转型为商业性小额信贷。小额信贷界内部在商业性小额信贷和公益性小额信贷，以及利率高低、利润多少、对穷人的态度等问题上，实际上仍旧有非常大的争论。尤努斯本人是坚决反对商业性小额信贷的。但是商业性小额信贷理论提出，公益性小额信贷利润不高，资金来源有限，就需要依靠政府，如果政府本身没有能力大量投资，那么就不能更多地帮助穷人。而借助商业化运作，有了更好的业务表现，就可以在帮助穷人的同时，给投资者、经营者更好的经济回报，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帮助更多的穷人获得贷款。
公益性小额信贷的信奉者则质疑利润最大化的小额信贷方式，认为让穷人承担过高的利息是不公正的，穷人本身就很脆弱。同时，公益性小额信贷也不纯粹是信贷或经济行为，他们还为穷人提供其他的帮助，比如孟加拉乡村银行就有16条农村发展条例，其中包括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很多公益性小额信贷还为穷人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以及教育、卫生方面的咨询。孟加拉乡村银行在利率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仍能赚钱，这些盈利部分用于自身发展，部分则用于纯公益项目，比如给乞丐免息放贷。所以，它不是纯金融活动，而是包括了很多社会活动，这是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做不到的。
文汇报：那么，从实际进程看，商业性小额信贷的发展规模是不是比公益性小额信贷要快得多？在您看来，这种形式在帮助穷人方面是否一定不可取呢？
杜：我个人认为各类小额信贷都要发展。各种小额信贷模式都要有人支持，因为市场有分工，各有各的用处。但我反对从低端客户或穷人那里赚太多的钱。穷人的利益要得到保护。中国现在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实际上并不是小额信贷，而是小企业贷款，这部分也很重要，是普惠金融的组成部分。中国也有福利性的小额信贷，它们需要政府和外部的大量补助才能生存，所以，这就不是一个长久的、制度性的模式，而只能是阶段性的。国内也有公益性、制度性的类似机构，大概有100多个，历史也都很长了。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小额信贷，都不应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贫困人口解决金融服务难的问题。商业性小额信贷可以盈利多一点，但是也不可以太高。像印度10个最大的商业性小贷机构，其资本回报率达到30%，有的甚至超过100%，而当地商业银行的回报率只有11%左右。这很不正常。过度追求利润，就会完全不考虑自身应有的社会使命。
文汇报：根据您的判断，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发生，会不会对小额信贷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类似印度的小额信贷危机会不会进一步造成信任危机，进而影响小额信贷的推广？
杜：实际上，负面影响已经产生。有业内人士指出，印度的小额信贷2010年业务指标非常好，但2011年会很糟糕。去年10月问题凸现以后，小额信贷行业遭受了重大打击。从外部来说，人们对小额信贷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不了解内情的人就会说，这是剥削行为。印度央行会不会再给予支持，把小额信贷列为优先贷款部门，也很难说。总之，从去年10月到现在，局面并不好，小额信贷处于萎缩停滞状态，坏账率大幅上升，穷人得到的贷款也越来越少。负面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文汇报：尤努斯是小额信贷模式的创始人，他本人受到质疑，会对这一模式的发展产生影响吗？
杜：尤努斯是公益性制度主义的第一代言人。小额信贷危机出现后，国际上的小额信贷机构发出了类似征询函，包括3个问题：第一，你认为孟加拉对尤努斯的处理对不对？第二，如果他真被解聘，会对孟加拉乡村银行产生影响吗？第三，小额信贷的前途，会不会因为这一事件产生影响？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个人的看法是：尤努斯是否退出格莱珉银行，要尊重他本人和格莱珉董事会的意见；如果尤努斯退出格莱珉银行，其手下的人力量依然很稳定，那么仍旧会按照尤努斯模式来运作，但是，孟加拉政府如果想把这一民营机构国有化，那就肯定要发生变化；小额信贷的前途不会因这一事件受到影响，小额信贷依然是好的理念，尽管有曲折，尽管它不是“万能药”，不能单靠它就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对小额信贷，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一定要辩证客观地评价它的作用。尤努斯如果退出格莱珉银行，对小额信贷会带来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小额信贷的理念已经被社会、业界、政府和国际组织所接受。
有帮助穷人的意愿，才会做这个事情
文汇报：您被称为“中国的小额信贷之父”。是不是都是理想主义的实践者在践行这一事业？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如何？
杜：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远不如印度和孟加拉国成熟，他们两国的小额信贷加起来，超过全世界小额信贷客户数的50%以上。不过，这一统计不包括我们的农村信用社。现在，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大约有30多亿元，小额信贷公司有1900个，客户数有25万户次，贷款余额在1000亿元左右。与商业信贷相比，差距还很大。
小额信贷起步初期，很可能需要理想主义，但是它发展到今天，情形不一样了。初期从国外引进这种理念和实践，由国际组织出资，请国内外专家设计，模式基本上是参考格莱珉模式和拉美模式，一般都是找政府的扶贫办合作，是当作外援项目来做的。从事这一项目的中国人肯定要接受这种理念。说理想主义也好，价值观的体现也好，至少，有了帮助穷人的意愿，才会做这个事情。
文汇报：根据您的实践和观察，我国小额信贷的短板在哪里呢？它有没有碰到什么特殊的问题？
杜：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是我国小额信贷的短板。目前，要特别扶持这一部分小额信贷的发展。从印度的教训可以看出，纯商业性的小额信贷如果不能规范，就可能走过头，造成“多输”，最终损害穷人的利益。公益性小额信贷实际上可以弥补这一问题。
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社会组织发展仍然滞后，社会组织的发育、管理、监督以及对其社会地位的承认、政策支撑，甚至包括其自身能力的建设，都有很大的缺陷。我们和孟加拉、印度、拉美国家的最大差距，就在于社会管理。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社会管理可能是突出问题。社会组织特别薄弱，从业人数和力量微乎其微，是中国最特殊的地方。
文汇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对小额信贷的发展有没有影响？
杜：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但在中国那么广大的地区，这一问题目前不是主要矛盾。到将来某个时期，小额信贷可能要做出业务调整，也就是走出农村，到城郊结合部、或者到城市的下岗工人中间去发展。
现在，我们的商业性小额信贷还没有走到最穷的地方去，真正在穷乡僻壤的，是公益性小额信贷，但规模太小。我们的国家级、省级贫困县有1000个，而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只有200个。我们倡导不要过度竞争，也不要垄断，一个贫困县如果有2个小贷机构，全国就是2000个，缺口显然还非常大。
文汇报：现在，中国政府注重改善民生。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对小额贷款的“金融扶贫”给予实质性的支持？
杜：2008年，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后，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尽管各地发展仍旧不平衡。现在亟需出台的，是对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区别化指导意见。
现阶段，至少应当由财政部为主导，协同其他监管部门，出台公益性扶贫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决定或项目，以此来缓解目前公益性小额信贷面临的制度性融资渠道缺乏、批发基金难的问题。由此可以产生正向激励机制，让不够规范的机构能够成长起来，社会上愿意做善事的人也可以投入基金来帮助穷人，同时缓解小额信贷能力建设不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