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波恩谈判没有取得更多实质性的成果，这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衔接面临很大的困难。
近日，由近40家中外民间环保组织发起的“C+气候公民超越行动”正式发布。该行动目的是希望在目前国际谈判停滞不前，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行动不足的情况下，发动各行各业行动起来，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帮助政府达到甚至超越承诺的减排目标。行动仪式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接受了《中国联合商报》的采访。
《中国联合商报》：波恩谈判的结果让《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处于“休克”状态，在今年11月底即将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简称COP17）大家又会有什么期待？
杨富强：在波恩会议中我们最关切的是，到2020年全球减排有50-90亿吨的缺口。这要求世界各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做出更高的减排承诺。在谈判中，世界各国合纵连横，都希望自己少减排，别人多承担减排义务。其中，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四国都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坚定的反对者。这让波恩气候谈判在减排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令人振奋的成果。
德班谈判，我们期待首先需要解决三大难题：《京都议定书》第一和第二承诺期的无隙连接难题、碳市场的发展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资金的落实难题。
《中国联合商报》：现在美国和欧盟都深陷债务危机，自身难保，这对今后的气候谈判启动资金方面将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杨富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谈判成果是，发达国家同意在2010到2012年这三年期间，每年出资100亿美元，共计投入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年的资金支持。现在看来，在启动资金方面各国缺乏透明度。据我了解，美国、欧盟等宣布启动的资金报表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缺乏可比性。更令人担忧的是2013年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现在美欧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整个气候谈判的政治生态环境都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还按照以前的谈判方法进行恐怕是不行的，当发达国家因债务危机自顾不暇时，他们是不愿意签署这个减排协议的。这让解决1000亿美元资金这个问题雪上加霜。而且资金的实施框架和细则等方面都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中国联合商报》：现在在气候谈判中，那些方面的分歧对谈判达成广泛共识影响更大？
杨富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大排放大国，中国已经做出40%-45%的减排承诺，可是美国至今没有做出与《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可相比的减排目标承诺，为全球其他国家做出减排承诺做出表率。在减排行动和方案进行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和LAR/ICA（国际咨询和服务）的这些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包括对如何定义“平衡发展”都有很大的分歧。
现在今年的联合国全体大会已经开幕，希望全球各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了人类子孙后代的福祉，对德班气候谈判发挥关键的推动作用。各国政府都需要更加努力，并寻求达成一个中间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推动全球的节能减排。
《中国联合商报》：在推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的NGO可以在那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杨富强：现在国际谈判中各个国家承诺的目标是远远不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需要，气候谈判会议的谈判拖得越久，应当减排量与承诺减排量之间的缺口就会越大。如果这种趋势不加改变。那么，2050年温度升高4℃的几率将大于65%。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实质是立即行动。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其基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需要各行各业以及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在中国，希望通过在中国的这些民间组织的行动，支持中国政府实现在哥本哈根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减排承诺，即中国在2020年不仅要完成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甚至要超越这个目标。
为了让民间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加强与外国NGO在推动减排方面的合作，还需要中国的NGO，包括C+气候公民超越行动联合起来建立一套独立的审核认证平台，让加入C+的各个项目的减排量达到可衡量、可报告、可审核的标准来推动节能减排。我们期待德班会议取得更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