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介绍中，透明国际说自己是一个非营利、不属于任何国家和个人的独立民间机构。但如同成立18年来世界对它的赞美之词洋洋洒洒一样，围绕它的争议也从未间断
位于柏林阿尔特·莫比特大街上的这栋深蓝色大楼看上去只有十年历史，几十米之外就是贯穿整个柏林的施普雷河（Spree）。
五楼是这栋大楼的中枢，大堂有些简陋，茶几旁的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与腐败有关的报告——《预防慈善机构腐败》、《非洲教育观察》、《促进收入透明：2011石油天然气公司报告》、《减少对非法木材的需求》……
这多少显示了大楼宁静外表下不同寻常的身份——它就是那股可以搅动世界政治和经济敏感神经、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民间力量：透明国际，柏林是其国际秘书处所在地。
如同成立18年来世界对它的赞美之词洋洋洒洒一样，围绕它的争议也从未间断。
自我介绍中，透明国际说自己是一个非营利、不属于任何国家和个人的独立民间机构，但却被质疑为何拿的都是西方国家的援助。因为不满意在清廉指数上排名太低，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怀疑它是发达国家打压它们的工具。
透明国际大楼的一幅漫画，他们形容自己是试图和腐败搏斗的堂吉诃德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图）
谁给钱谁就是老大？
每个周三，如果你足够幸运，可能在大堂后边的茶水间里，撞见正在冲咖啡的彼特·艾根。最近几年，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透明国际创始人，几乎已经退居幕后，很少再过问具体事务。
有关他1993年为何创办透明国际的原因，其实无须问他本人，这段历史已经被媒体演绎无数次：有一天，因为对自己这些年在南美洲和非洲所看到的情景感到愤怒，他辞去了世界银行董事的职务。这个令他愤怒的情景就是：世界上一些有权有势者把公共财产当成了自选商场的商品，他们编造一些没有人需要、没有人埋单的项目进行讨论决策并趁机大肆贿赂、收买人心……
2000年就加盟透明国际亚太部的老员工廖燃说，透明国际最大的贡献是把腐败提到了世界的议事日程。
没有透明国际的推动，不会有超过30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参与OECD的《反腐败海外行贿公务员公约》，公约第一次把行贿当成犯罪行为；没有透明国际的推动，2003年，《联合国反腐公约》也不会这么早通过。
而且在政府和市场不愿意干的情况下，透明国际总是一马当先，帮助各个行业制定反腐评估工具，帮助各国建立国家廉政体系。
廖燃还以“追讨被腐败官员转移到境外的非法资产”为例，“1999年，有12家银行同意透明国际的倡议，但瑞士的银行不理他们，认为会把顾客吓跑，直到‘9·11’爆发，美国出面，他们才响应。”
但这些都抵不上全球清廉指数的影响力大。透明国际美洲部主任Alejandro Salas回忆说，阿根廷因为排名靠后就曾批评透明国际是“犯罪组织”。更有人批评这个排名是发达国家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因为无论资金还是调查数据几乎都来自发达国家。
以2010年的清廉指数为例，11个数据来源虽然包括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香港政治和经济风险分析顾问等亚非发展中国家机构，但没有来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
1999年，透明国际又发明了腐败测评工具——行贿指数。第四次也是最新的一次行贿指数在2008年披露，根据26个国家调查2742名高管的看法，来自比利时和加拿大的公司是最不可能在国外从事贿赂活动的，垫底的是中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发展中心资深专家谢尔盖·普霍夫反驳说：“此类排行榜往往带有成见。如果我国公司行贿，这就意味着外国受贿。国外的腐败情况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和清廉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一样，行贿指数的排名靠前者也是透明国际的主要赞助商。而在所有赞助上，各国政府机构是大头。以2010年为例，透明国际的总收入大概在1800万欧元，政府机构就占了将近1400万，其中，排名靠前的包括欧盟委员会（注：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常设执行机构）、芬兰、瑞典、英国、挪威等。
按照规则，所有的经费申请都是按项目进行，而且由透明国际下边的四个部门自己申请。每年，在资金分配中，亚太部所分到的资金最少，只占总额的18％，也最为吃力。最近，经过三年的讨价还价，澳洲开发总署终于答应给亚太部600万欧元。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除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没有亚洲国家愿意出钱，排名第三的新加坡也不愿意出。”廖说。
2010年，打算早日从行贿丑闻阴影走出的西门子拿出1亿美元，说是给非政府组织搞反腐。廖燃说，当时西门子优先考虑透明国际，却遭到了拒绝。
如何监督自己也是难题
2009年10月，因为在全球腐败报告中点名了一家自由贸易区的丑闻为年度最大丑闻，引发该自由贸易区的强烈不满，透明国际马来西亚分会的主席刘胜权被迫辞职。
跟想象中不同，透明国际没有权力向全球近100个分会发号施令，他们只是提供协助的指导关系。每年类似的报告均由各地负责自行采写，由透明国际负责统筹，为了鼓励他们的独立性，透明国际也鼓励他们自筹资金。
但这是一把双刃剑。2009年年底，斯里兰卡大选，透明国际斯里兰卡分会私自发布报告，批评参选的现任总统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竞选，这对其他候选人不公平等等。结果遭到外界的质疑，认为透明国际这样做对现任总统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没有批评其他候选人。
“一些分会只有一个人办公，完全是一个皮包公司。日本分会都是几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在做，没有资源，没有能力，加上日本首相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政府不会听他的。而美国分会的表现也难如人意。以卡特里娜飓风为例，美国分会什么都没有做。”
而在缅甸等文盲比例很高的国家，人才的紧缺也使得他们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
至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反腐，透明国际在经历过几次教训之后，也开始变得成熟。
每个国家必须要独立的会计部门做账，必须经过审计，但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审计报告就是可以买的。“2005年之前，各国分会实行终身制，但后来改成了三年认证一次，发现有问题就取消你的会员资格。”廖燃说。
而在经历上述马来西亚事件之后，透明国际内部专门确立了出版委员会制度，在核实事实方面做得更扎实。
穷国真的很腐败吗？
在质疑清廉指数公正性之外，各国还是希望通过了解加强跟透明国际的合作。透明国际的宣传官说，他们经常接到一些排名靠后的国家打来电话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这两年的清廉指数的确有跟现实情况不符的势头，比如缅甸和索马里分列倒数第一、第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市场经济，跟中国上世纪60年代一样，你想腐败，但是你没有钱。索马里哪有钱？就是西方对他们厌恶。”廖说。
反过来，比如突尼斯在清廉指数的得分有5点多，但突尼斯就是因为腐败才被推翻的，从廉洁指数排行榜根本看不出来。
好消息是，2011年9月，受朝鲜方面邀请，廖燃可能会首次踏上朝鲜的土地，一个月前，廖已经给朝鲜寄去了廉政体系的书。
根据在大陆开展工作的经验——最好在大学里，不那么敏感——廖燃提出到朝鲜接触一些青年社团，他们提出的就是金日成大学的法学院。“我们打算去以后就是大家相互认识的开始，先取得互信，今后我们开会的时候再邀请他们多出来，主要是他们多出来，我们其实进不进去无所谓。
而在东帝汶这样的国家开展工作依然相当艰难。
“在东帝汶现在整个国家只有9个检察官，大概是150万人口，现在的检察官还在审理2008年暗杀总统的时候抓住的那帮人。我去拜访他们的申诉专员，我问他一年的经费，一年的经费扣完了工资、行政支出以后，只剩下2万美元。我说2万美元想反腐败，开玩笑，想开个会都不够。”
至于未来全球腐败会被制约到什么程度，却很难讲。
“全球化以后，资金流转更方便了。”廖说，“客观环境刺激了诱因。比如说，你以前在中国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话，你能贪污吗？没有中国和国际的合作，你贪污的金钱能跑到美国去买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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