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5月24日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的专栏文章《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我的同事林挺进博士于6月1日刊登的回应文章《“强政府、强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中，结合郑文谈了自己对强政府和强社会的看法，指出强政府和强社会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并结合目前的政策动向对“强社会”是否会出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郑永年教授的文章所倡导的强政府和强社会以及林挺进博士对两者不可兼得的看法，在笔者看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两人的观点又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什么是强政府，什么是强社会都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实际上郑教授略有谈及，但是不甚清楚）。正是因为如此，两人才对强政府和强社会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如此，郑文提出的强政府和强社会的政策主张非常容易被误读为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林文中的强社会，笔者认为，是和学界一直在讨论的，却不为官方舆论认可的，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为模版的市民社会一脉相承的。笔者认为林文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独特的螺旋式发展（这里说的发展，不单单是向前的发展，也包括倒退）和官方话语（discourse)和行动之间不一致、不协调的特色。同时由于也没有把胡锦涛提倡的“社会管理”放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当下特殊国情中，自然免不了有一些失落。
按照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政府存在的理由和基本职能是进行管制和提供公共服务。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创造有效的司法环境以提供社会公平和正义；不能通过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管制，提供优质的环境、水源、安全的食品、便利的公共交通和优质的教育；不能通过税收等财政手段有效进行转移支付，消除地区和收入差别；如果中央政府的政令不能在地方被有效的贯彻和执行，这样的政府还是强政府吗？如果一个政府只是把触角伸到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什么都想管但什么都管不好或者成本极高，只是在危机时刻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或者可以极高的效率做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把这样的政府称为强政府是非常牵强的，或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在笔者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因为政府太强，乃是因为政府太弱，在该强的地方不够强，在该弱的地方不弱。
中国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至于公民社会，美国式的公民社会，不消说中国，就是在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那里都是个个例，美国式或者更宽泛地说西方式的公民社会是不是适合中国，适不适合当下的中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原因，现在中国发展“市民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某个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发展的种种条件，在当下的中国都不甚具备。在不具备发展市民社会土壤的当下，片面强调市民社会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执政党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城市中产阶级有产者不愿意看到的。
现在的中国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去三十年里，由于历史、意识形态、体制惯性、旧的政策遗留问题等约束下，摸着石头过河，对很多重大的政治社会关系都没有进行梳理和达成共识。因此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面临着相当多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基本表现有：
一、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
二、中央和地方关系不顺，地区和地区间的差异的扩大；
三、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四、房价过高；
五、过快发展的高等教育，由于教育结构失衡的问题可能引发的大学生失业，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对这一问题的激化；
六、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各种问题；
七、简单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失衡；
八、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是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管理思维、管理方式和新形势的不适应；
九、相当严重的官员腐败，越抓贪腐级别越高越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大多数的公务员都是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但少数腐败分子对人民群众的影响，特别是一直以来长期的理想主义的宣传和社会现实的巨大落差所带来民众的心理失衡和不信任感，比腐败程度实际如何更为重要）；
十、对少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相对的忽视；
十一、大量的旧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些问题，使当下的中国成为一个火药桶，稍不注意就会爆炸。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政府执政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个人的私人生活。在这种体制下，政治决定一切，一切都是政治，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民众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参与意识。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全员政治参与政治动员仍然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样的政治文化使得一旦存在社会自治和参与的机会，相当一部分人会迅速高效的形成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产生爆炸式的政治参与，对执政党进行挑战，威胁社会现有秩序。另外在党内和民间并不存在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则和方向。最近的社会上左派状告茅于轼和辛子陵，体制内政府政策的自相矛盾、模棱两可，都是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条件下，这一点的体现。
可以说不管是历史或现在，笔者认为，中国当下都不具有发展“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法治，文化和教育等诸条件。现在发展市民社会，如果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方式跟不上，结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一点不仅执政党不愿意看到，城市有产的中产阶级也不愿意看到。当然一些形式的非盈利组织和宗教慈善团体的发展是必要的社会补充，但是一旦放开了口，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准备，“一放就乱”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之一。
因此对于笔者而言，现在，强政府还是强社会的命题是一个假命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根本就不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太强，社会太弱，而是政府太弱，没有为强社会的出现提供必要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执政党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就可以理解了。此外完全没有必要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丧失信心。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善于自我学习，自我调整的政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都是对旧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巨大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的包袱，思想意识形态的桎梏等等因素，政府的政治话语和政府实践以及政党内部的自我反思存在差异是非常正常的，“打左灯，向右转”是经常采用的策略。中央党校教授的观点和言论以及课堂教学的出位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官员的海外培训，新生代官员对国际社会的理解和中国发展路径的认识与老一代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笔者在中国进行田野研究，以及在海外接触到的中国官员的思想之开放和敏锐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当然，笔者并不是不主张政治改革，只是认为现阶段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发展美国式市民社会的问题，而是建立“强政府”的问题，特别是理顺党政关系、加强法治建设，革新廉政制度，完善人大制度，增大教育投入，大力进行公民教育。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