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应对校园霸凌，听听以前作为德国中学的社工怎么说？
德国社工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帮助解决霸凌、家暴、厌学、抑郁等学生身上，及家庭中出现的问题行为和心理疾病。
若遇到社工无法解决的问题，社工会转而求助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政府机构专业人员。
总之，在德国教育者眼里，孩子的心理问题不是小问题，一定要及时干预。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能演变成抑郁、自杀、霸凌，成为“定时炸弹”危害社会……
德国对于霸凌的认识
不管是显性的动手打人，还是隐性的嘲笑攀比、搞小团体搞孤立、传播流言蜚语，在德国都被定义为霸凌。
德国学校不会轻视霸凌行为，更不会低估霸凌对孩子产生的伤害。从入学开始，学校就会做很多“预防霸凌”的教育工作。
比如，重视培养孩子的“班级精神”，让班级成员有归属感，教育每一个班级成员都要为形成友爱互助的班级氛围做贡献；在教室墙上贴上海报，提醒孩子如何用语言协商解决冲突，不诉诸暴利等等；也会有相应课程，开设专门的情商课程教育孩子不可以搞小团体，不可以孤立同学，不能传流言蜚语……从一开始就告诉新入学的孩子们，哪些行为是错误的，对霸凌的定义非常明确。
总之，德国人对于霸凌的态度是：预防比制止更有效。
解决霸凌三步走
当然，即便德国学校做了很多教育方面的预防工作，霸凌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在哪所学校，哪怕是名校，霸凌行为几乎是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校园霸凌可以说是世界难题！
解决校园霸凌非常棘手，并不是随便一个老师就能做好的。由于霸凌通常发生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普通老师能做到及时察觉到霸凌行为的存在就已经不错了。而想要真正有效地消除霸凌，老师和社工都需要接受专业的培训。
在德国，现今解决校园霸凌所使用的最常用方法被称为 “No Blame Approach”，该方法的精髓是不责备任何人。这个方法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后来被传到瑞士。由于在瑞士实施的效果甚好，2002年被教育家引入德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进。
“No Blame Approach”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可遵循，可分三步走：
本次谈话目标是取得受害者对老师提出的解决方案的信任，相信在老师的帮助和行动下，霸凌行为一定会停止；获得受害者的同意，允许老师以建议的方式为他做点什么；询问霸凌者小团体成员名单和喜欢的同学名单。
霸凌行为通常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集体行为，包括霸凌者和围绕在霸凌者身边的“跟班”，以及在旁边添油加醋或者保持沉默的群众。有些“跟班”和群众只是受到了霸凌者的指使，跟着凑热闹起哄而已，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受害者造成多大伤害；也有的人明知不对，却因为懦弱而不敢站出来为受害者说话。正因为受害者处于在集体中孤立无援的境地，霸凌对受害者的心理伤害尤为深远。很多人成年后依然摆脱不了小时候被霸凌、被孤立的心理阴影。
在“No Blame Approach”中，霸凌小团体的成员和群众对于停止霸凌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第一步需要先让受害者决定挑选哪些成员参与解决行动。老师可以问：谁是你喜欢的人，你和谁是朋友？谁会给你带来麻烦？
在谈话中老师需要明确摆出的态度是：被欺凌不是受害者的错，霸凌行为本身才是需要改变的！受害者需要的是学校和同学的支持，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第二步：老师/社工与“支持小组”成员开会商量应对计策
老师根据第一步中受害者提供的名单，邀请6到8个学生组成“支持小组”。这其中有一半人是霸凌者小团体成员（积极参与了霸凌行动、帮凶、起哄者）；另外一半来自对受害者持积极态度或至少保持中立的人（可能的拔刀相助者、朋友，勇敢、社交能力突出的学生）。
“No Blame Approach”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老师将“支持小组”视为整个行动中的积极帮手，借助“支持小组”的参与来促进化解霸凌行为。在这之中，化解霸凌的核心力量是霸凌者身边的小团体成员和群众，因此老师与小团体成员和群众的谈话，并在谈话中赢得他们的合作至关重要。
例如，用以下话语：“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XX学生在学校感觉不舒服了，我想要改变学校里的情况。在我们学校，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毫无畏惧地上学。我今天邀请你们来，是因为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在整个对话中，老师要把支持小组成员视为参与消除霸凌的专家，用倾听和信任的态度引导学生自己主动说出解决方案，最后与支持小组约好一到两周后的下一次会议，复盘这段时间的执行情况。
第三步 1至2周后的后续谈话
1到2周后，老师先找受害者了解情况，事态是否有所好转。然后与支持小组的每个成员进行一对一的单独谈话，从他们口中了解受害者的近况。谈话结束后老师可以做出判断霸凌是否得到了遏制，3到4周后再次与受害者谈话，持续跟踪了解受害者的感受非常重要，以防留下心理阴影。
在德国，85%的校园霸凌事件通过“No Blame Approach”得到了解决，且大部分在一周时间内。如果没有得到解决，老师可以再进行一次与支持小组的谈话，或者更换支持小组的部分成员再试一次。依然无效的话，就只能诉诸其他办法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解决霸凌的行动中，德国老师都没有与霸凌者本人或其父母进行谈话，也没有指责霸凌者。德国教育专家甚至不提倡受害者的父母去找霸凌者或者霸凌者父母谈话，原因很简单：收效甚微。
霸凌行为一般是长期的持续行为，之所以霸凌者会出现这样的行为，一定是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父母如果想管早就管了，孩子也不会出现长期霸凌别人的行为了；而事实是，大部分霸凌者的父母意识不到自己和自己孩子身上的错误，很多人根本就不管孩子，甚至会袒护自己的孩子。如果受害者父母去找霸凌者本人谈话，则很有可能让霸凌者认为受害者胆小怯懦，自己没有能力搞定，只会求助父母，反而使霸凌者对选择的霸凌对象更加有“信心”，导致霸凌行为加剧。
校园霸凌从来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作恶。每一个跟着起哄或者袖手旁观的人都是“帮凶”，因为有了这些人的一次次纵容，霸凌者才有胆量愈演愈烈。解决校园霸凌，靠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力量是不够的。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校园环境，需要每个人站出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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