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量财富掌握在政府和国企手里，仅有一小部分财富掌握在企业家手中。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全面发展的方式。
中国慈善家：过去三十年，是一个财富积累较为集中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商业改变中国的时代；目前看来，未来三十年，将处于一个侧重财富分配的阶段，我们称之为慈善改变中国的时代。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公益慈善前景？
汤敏(博客)：现在我们积极提倡机会均等、包容性增长，而公益慈善就是推动机会更均等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的公益事业、中国的社会创新将会很有前途，尽管我们的起步比较晚，起点比较低，但很可能会跟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发挥后来优势，奋起直追，缩小差距。据最新统计，中国现有亿万富翁6万人、千万富翁96万人，如果这些富翁每年捐助出1%的财产做公益事业和社会投资，一年下来将近是1600亿元人民币。
中国慈善家：这是否要求各种民间力量通过包括公益慈善在内的途径，一同发力，纾缓一些社会矛盾？
汤敏：慈善的潜力非常大，却又不能高估它对社会改良可能起到的作用。应该说，社会通过公益的力量是会有一些改变，但从更根本上来说还得靠政府、靠商业、靠企业、靠公众的力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公益都只能起到一个拾遗补缺的作用，它承担不了太多的额外任务。
中国慈善家：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有学者担心中国已染上拉美病。为此，在缓解一些社会问题上面，也不乏企业家出钱出力，积极参与其中。类似友成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慈善机构，就是由一批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共同发起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家群体能在中国慈善业发展的进程当中，充当怎样的角色？
汤敏：首先可以肯定，企业家是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把自己的企业搞好，把产品做好、创造就业、交税，是企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公益慈善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事业。在中国，首先是政府的对公益事业的政策；其次是公众参与；再次，才是看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不但可以在资源上帮助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亲自参与。这是一个需要合作的关系，是一项广泛的公益事业。
中国慈善家：回望美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伴随经济急速发展，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这也促使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纷纷建立慈善基金会，从而推动了美国慈善业发展和社会改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业也从彼时发端。而今日中国，财富的迅速积累同样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潜伏。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迥异之处？
汤敏：实际上，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家都在办基金会。当然，在其他的方面，简单拿美国与中国对比，恐怕是不太合适的。中国的大量财富是掌握在政府和国企手里，仅有一部分财富掌握在企业家手中。另外，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世界上很多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益慈善事业的运作也越来越成熟了。我们没必要完全地重复十九世纪的模式。最近国际上公益慈善事业新模式，如社会企业、社会风险投资等等，我们可以跨越式发展，直接运用新的模式。在其他的领域也是一样，我们无法全盘照搬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模式。
社会应对行善者宽容
在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长期以来市场是比较扭曲的，主要是一些不受监管的公办的公益组织把这个市场扭曲了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公益事业才刚刚开始，发展势头也很好，包括很多企业家也都成立了基金会、NGO，但这个领域近期也出现了不少的风波。在您看来，对中国公益慈善领域而言，主要需要改进哪些方面？
汤敏：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更好、更宽松的环境。要做好、做强公益事业，一个宽松的环境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很多政策也需要调整。比如像监管、税收、各种规章、法律以及NGO组织的注册等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同时，社会的公众舆论也需要保持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在这段时间，像郭美美事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冲击很大。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少数的不受监管的公办基金会出的问题。这些机构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但是社会上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对公益事业一律指责。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对公益事业的推动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个事件体现了公众要求更高的透明度，要求更规范地运作，这些要求非常好，可以使公益事业发展得更健康。
中国慈善家：确实，社会的进步固然离不开公众的监督，但许多东西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应该允许有一个学习和试验的过程。
汤敏：中国目前在公益事业上为什么发展比较慢？凡事都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公益事业刚刚起步。公益事业在中国应该就像我们民营企业在八十年代初的阶段，是刚刚发展起来。不管是从政府到企业、到企业家、到社会，对它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要求得太高，有时候会把一些萌芽给掐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当然，跟几年前比我们有了很大进步，前面说的问题虽然都还存在，但也慢慢地都在松绑，包括政府部门对公益组织的一些看法，已经有所改变。
中国慈善家：今后，对企业家做慈善，我们的社会是否应有一定的容忍度？
汤敏：对，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民营企业的的发展问题就有一定容忍度，比如允许深圳办特区做一些试验、允许傻子瓜子犯点错误。实际上，在这些新领域，本来就没有规范，或者有的规定本身就是十分不合理的，是逼良为娼的规定，是恶法。在这些规定没有改革之前，按这些规定的规范化，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一开始就要求一切都必须尽善尽美、不能违反一点规定，也是不现实的，公益事业同样如此。我们社会要逐渐培养好心态，不断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我的微博前几个月引用了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王振耀的一段话，这段话非常好，可以用来参考这个问题。王振耀在“现代慈善的十大基本理念”一文中强调，对行善者要宽容而不是苛责。现代慈善的行为方式较为优雅，而在中国，常见到不捐赠者比捐赠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调反慈善为荣的极端现象。
慈善何以改变中国？
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连商业都在不断创新，对刚刚发展起来的公益慈善事业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慈善家：如今舆论上有不少呼声很尖锐，相比之下，具有民粹倾向的思想似乎占了上风，比如，对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等目标提出质疑。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汤敏：现在，中国的舆论环境已更为开放。其实这些舆论以前并非没有，只是没被听到，没有渠道可供抒发。这些民粹思想一直存在，现在随着微博的迅速发展，舆论也就越来越自由。听到一些这样的声音是正常的。
中国慈善家：像微博这样的新技术，对公益慈善发展、对提高社会民主化而言，您认为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汤敏：微博是一个技术平台，对于民主化提高、对于老百姓的交流、对于表达思想有很大帮助，但它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有一些人在微博上发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谩骂、传播谣言等等。当然，这是在所难免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以前欧美国家都是批评发展中国国家不民主、不自由，比如在伦敦暴乱时，他们也很讨厌一些煽动老百姓抢劫的短信，真有事情碰到他们的头上，他们也会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再比如，美国的费城铁路，发生问题后他们就把火车上的网络给关掉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一个工具可以用它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不能因为有人利用这个工具做坏事，而把工具否定掉。
中国慈善家：是啊，不可因噎废食。如今您也在研究一些新的慈善模式，用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其中有没有您认为比较好的？
汤敏：慈善有多种模式，没有哪个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很复杂，这么多的方方面面，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因此会有多种模式的存在。很多新的模式不是非常成熟，还值得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连企业、商业都在不断创新，对刚刚发展起来的公益来说更是如此。我更关心的是公益教育，同时还有社会投资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是学经济的，对这方面更关注。
“社会创新”以人为本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做公益。公益事业跟做企业一样，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也需要不断发展
中国慈善家：中国慈善业发展需要许多的支撑条件。现在听到不少人抱怨，认为我们主要缺的是政策、缺是的企业家捐钱。在您看来，我们的公益慈善主要缺什么？
汤敏：在我看来，其实我们最缺的是人，一批以专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的人。很多人认为公益就是志愿者，都是些奉献者、殉道士们，其实不是。公益本身就是一个事业，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一个能够拿到体面收入的工作。像美国这些地方，有10%的就业是在公益领域。
中国城市有三亿多就业，10%就是有三千万全职的人跟大家一样上下班和体面地生活。公益是能容纳三千万人的事业，它就跟你们做媒体是一样的事情，虽然不是赚大钱，但可以有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现在缺的是大批年轻人，把公益事业要当成一个正当的职业，拿到甚至比社会平均工资高一点的收入。我们现在需要大批专业的人参与推动公益事业。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公益事业，今后主要还是要靠更多专业的年轻人。
汤敏：但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能够系统推动公益事业、推动社会创新发展的平台。我们正在筹备成立一所新公益大学，我去友成基金会主要就是为推动这件事。友成新公益大学应该是这样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也是一个智库：它通过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各方资源，用参与式教育和基地实践的方式，为企业、为政府、为社会来培养社会创新人才和社会发展。
中国慈善家：是否可以说，如果我们能培养出更多的人去发现许多政府和企业解决不了、社会又特别需要的一些新方式、新方法，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才能发展得更好？
汤敏：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做公益。公益事业跟做企业一样，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但做公益比做企业还难。而且，做公益本身，也像做企业一样需要不断发展。
比如说，有个最新的理念，就是用做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现在西方理论发展出了企业社会投资的概念，并出现了一批社会企业，它跟企业一样，只不过不是为了赚大钱，但也要自我滚动、自我循环，至少能回收成本，而且还要越做越大。它是介于企业和纯公益之间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正在非常蓬勃地发展。中国现在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新公益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