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经济学领域，社会经济体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构成的思维被普遍接受。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还存在一个公共事务领域，这个领域市场和政府的两分法并不适用，她发展出了一个处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中间治理模式，她的代表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就研究了现实当中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处理机制，并认为自主治理以及治理模式多元化异常重要。
奥斯特罗姆认为，如果能够超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思维，超越市场和政府的二维思维，发展公民自治，社会治理会更完善。
在奥斯特罗姆看来，政府的分权、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新闻监督和信息透明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人应该学会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要过度依赖权力
《南风窗》：在美国，公民社会和政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既有协作又相互制衡。而在中国，公民社会尚处于襁褓之中，公共事务治理由政府强力监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有内生成长的空间？
奥斯特罗姆：我和在北京的教授们调研时发现，大约10年前，北京的摩天大楼建造地都相对集中，大型的商业区一般都由政府直接监管其设计方案，管理事务一般也由政府接手。但如今，一些市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已经代替了政府的集中管理，管理事务可以由业主自由支配。这种模式已经广为传播。现如今已有几千个这样的协会。
我们如何确保小区电梯安全运行？是不是每个住户都愿意接受富丽堂皇的入户大堂？我们是否需要一个社区花园，让老年人可以散散步……如果必须多次向政府呼吁才能争取到一点点的变化，公民维权的成本就太高了。中国的权力太过于集中，民众无法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如果权力分散一些，公民之间的合作就越顺畅，社区也能保持良好秩序。
我们对权威的崇拜历史悠久，与此对应的是对政府权力的高度依赖，并轻视政府管理。所以不要依赖集中的权力，努力找到政府与公共利益的对接点。
《南风窗》：公民社会的成长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纳税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纳税人权利的实现仍困难重重，您是否认为这是公民社会成长的一大障碍？
奥斯特罗姆：在公民意识落后的时候，发展民权举步维艰，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希望。在中国，政府预算已经一步步地走向公开化和透明化。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能够完全实现预算公开，将是相当大的成功。
《南风窗》：公民有权力和责任向公众反映他们发现的问题，但由于缺少渠道，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意见表达并不热衷，也不知如何表达。如何建立一种机制来实现公民意见的有效表达？
奥斯特罗姆：抗议并不是争取自由话语权的唯一方式，人们往往处于一种二维思维的境地，一面是权威，对立面则是抗议，但中间地带却被忽略。对争取话语权而言，投票权非常重要，一个人每4年只需要花上10多分钟的时间完成投票，这就是公民话语权的一种实现方式，而且这只是一种非常微小的变化，并不会导致剧烈的动荡。
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领域，公民应参与公共治理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你的孩子在接受怎么样的教育？你享受着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公共设施么？这些问题，应该由公民自己决定，我们必须将这些管理权从政府管理中分离出来。
《南风窗》：投票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公民社会的建设起着怎样的作用？
奥斯特罗姆：我的学生在美国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调研，在党派治理的小型社区与自治社区之间做了个比较，管理者分别由党派任命和市民选举产生。他发现地方政府比较偏向于党派治理，因为地方政府认为这种治理模式更高效。但他同时也发现，由党派任命的社区管理者将大部分政府预算用在了可以维持党派权力的地方，而不是着眼于社区公民的利益。
以往，如果你公开指责一名地方党的官员，你很有可能将丢掉工作，流离失所。但是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想法直接表述出来。现在很多官员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他们拥有一个同以往截然不同的开放心态。中国将会出现更多思想开放的官员与领导者，所以建设公民社会的基础越来越好。
政府不能决定所有事情
《南风窗》：很多人觉得政府权力应该分权至社会公共机构，以便达到权力的制衡。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奥斯特罗姆：政府并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但我也对“只有小社区才是好社区”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与全局性问题打交道。某些事情必须在大规模的操作下才能实施。
与此同时，翔实而客观的新闻报道必不可少。它有助于公民掌握更多的舆论支持，以约束政府公权力，对一般民众而言也是一种说服和教育的过程。
《南风窗》：相对于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小社区才是好社区”的说法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现实中，只有富有阶层才能享有“小社区”提供的良好的公共服务政策，您觉得应如何在“小”与“富”之间找到平衡？
奥斯特罗姆：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也很少对其进行思考。我认为，富人并不是天然就享受到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也许是因为他们比较富裕，所以他们的意见会得到更多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建造小的社区，因为“小”，人们的意见比较容易得到重视。
信任他人也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们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信任教育上。组成一个小社区就有一定的好处了，在这个小型社区里，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对其他成员表明自己的看法，“嗨，这个不对”。但中国人讲话含蓄，直言较少见。所以如果老师们可以教导学生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相信对整个民主化教育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确保公众知情权
《南风窗》：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非常严竣，您认为公共治理能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吗？
奥斯特罗姆：在一个小规模的自治社区中，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保证食品安全，但在自由市场，有效控制食品安全则是一个巨大难题。市场是非常复杂的，政府调控也同样艰巨，但如果我们完全依赖市场和政府，我们就必须接受任由市场和政府控制一切。在市场和政府的控制下，一旦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民众就开始指责政府，这并非一个长效的机制。
公众希望有力的监管，但公众无法了解在食品安全领域谁处于主导地位。如果公众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不举报，也不能接触到媒体，依赖政府去解决这类问题，几乎不会有任何效果。
媒体准确的信息传播尤为重要。公众揭露与其生活相关的问题，然后媒体开始介入，通过翔实准确的报道让更多的人享有知情权，这样人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避免事态恶化。这是一个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监管会有一点作用，但在这类事情上无法承担所有的责任，人们的知情权加上媒体的报道才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我们应该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南风窗》：听说您对网络技术非常感兴趣，也将其运用于研究项目，您是如何看待网络对公民社会的的影响？
奥斯特罗姆：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技术。网络有时比大多数技术都要有效得多，有助于发展多元文化。比如最近我就在网络上参加了一个纪念迈克尔·杰克逊的活动，叫做“一起行动”。这样的活动很好，这样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也很打动人心。我们之前想要研究“哪一个才是最好的信息传播工具”，就像“哪种体制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一样”，这个想法大错特错，没有最好这一说，只有更好。我们想要探寻的问题是：哪一种技术，或者说哪一类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