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在江苏无锡灵山参加中华慈善百人论坛，论坛会址挨着灵山大佛，灵山梵宫的设计让我叹为观止。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也忍不住赞叹：“真是大手笔啊！”
中国慈善界也太需要来一些大手笔了。什么叫大手笔？就是在追求一个功能性的目标的过程中，展现出让人惊佩的想像力、创造力和魄力。否则就像龚自珍先生感慨的“衰世”，样样都让人觉得提不上筷子，即所谓“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也许我的话会让一些中国本土慈善家不服：谁说我没有魄力，我都把成堆的钱上街去撒了，还不算厉害？接下来我来讲讲洛克菲勒的故事吧。
我读洛克菲勒的传记发现，他实际上很长时间都是一个非常苦恼的人，这种苦恼都是钱多、而且他有一颗敏感的内心所带来的。
如果你有一百万，怎么显示你很牛？你可以订两份牛奶，喝一碗，洗脸用一碗，别人会觉得你阔气。如果你有一个亿，怎么显示你很牛？你可以买两辆宝马车，自己开一辆，给家里小保姆开一辆，这样很多人会羡慕你。如果你有几十个乃至一百个亿，怎么显示你很牛，并且为自己赢得尊重？这个问题不仅今天中国的富豪会思考，也困扰着一百年前的美洲新大陆富豪们。那些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的好汉们，在举止高雅的欧洲贵族们眼中就是暴发户的缩影。
洛克菲勒就是一个出生低微的土包子典型。据他的传记讲，即使贵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十亿美元富翁，他也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无甚兴趣，亦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中世纪韵味的西服，或参加豪华舞会和沙龙，品鉴诗歌和音乐。他一生沉溺的爱好似乎只有骑马。
而且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高端访谈节目、精英杂志来宣扬这些企业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他们的内心世界很少被人窥知。以至于他和卡耐基、摩根这些富豪在当时都有“强盗大亨”的绰号，在各种场合常常被人唾弃。洛克菲勒一定能清晰地察觉到这种危机，今天我们读他写给儿子的信时，就能强烈感受到当时洛克菲勒那种不被理解的苦闷：
“我是我生命的重心，我决定什么适合我，所以我不在乎那些人说什么，我的心依然安宁。在有些人那里我似乎永远都是一个动机卑鄙的商人，即使我投资于惠泽民众的慈善事业，也会被他们视为一种诡计，怀疑我有追逐私利的动机，而丝毫看不到我无私的公益精神，更有甚者说我如此乐善好施是为什么赎罪，这真是滑稽。我想非常真诚地告诉你，你的父亲永远不会让你感到羞愧，装在我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我之所以成为富人，是我超群的心智和强烈的事业心得到的回报。我坚信上帝赏罚分明，我的钱是上帝赐予的。而我所以能一直财源滚滚，如有天助，这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钱返还给社会，造福我的同胞。”
1897年，从公司退休以后，老洛克菲勒更加专注于慈善事业。而老洛克菲勒要证明的不仅是他能够慷慨解囊扮演一个乐善好施的形象——那是他曾经嗤之以鼻的。他更要证明，他比那些大言炎炎的道德家们，能更有水平地把财富用于把世界变得更美好。
1913年，以他名字命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正式注册成立。这位后来活了98岁的富翁，一生对医学有分外的热情，这把他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头一年做出的决策就是投资中国。那时的中国疾病流行，于是董事会给出的建议是“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这项计划就是今天中国的协和医学院的缘起。
1915年协和医学院建院协议达成，所设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退伍，装备优秀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师医院和护士学校”。据后来统计，协和医学院的建设成本高达750万美元，而当时一加仑汽油的价格是5美分。
在基金会建立的最初十年，总共1000万美元用在了协和医学院上，甚至远远超过了捐赠给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钱。当一切条件和设备到位，1917年协和医学院开始招生。当我们今天还在为什么是研究型大学而争论的时候，当年协和的目标就是为中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医学人才。后来中国的第一代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如林巧稚、吴阶平等几乎尽出协和。
协和医学院不仅教学生对专业的探索，而且培养他们对同胞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赤脚医生”这一模式就是在1930年，由协和毕业生陈志潜在获得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创立的。他以北京协和医院讲师的身份，任中华平教会卫生教育部主任。为给协和医学生、护理学生建立一个公共卫生实习基地，他举家前往河北定县，和其他同事一样住在老乡们的简陋房舍中。
在实地探索中，他设计出解决农民基本疾病预防和保健服务的模式：在村民中发掘卫生工作者，他接受过基本培训，配备有一个急救套装盒，几种基本药品，在工作时接受村卫生站和区卫生站的指导。遗憾的是，这样的模式在后来被很多人归纳为“文革”的发明创造。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到194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协和医学院总计投入4800万美元。而很多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在享受协和医院服务的时候，都并不知道这个留给中国人民的卓越机构，来源于洛克菲勒当年的心愿。
除了协和医学院，翻开《晏阳初传》，你会发现著名的平民教育运动也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1934年12月，基金会的董事会投票表决同意并拨款一百万美元作为中国乡村建设三年的实验费用。包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考古活动,也是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洛克菲勒的这些投资，让他真像一个了不起的社会梦想家。他创建了一个伟大的组织，通过基金会，汇聚优秀的人才，探索如何把零星的捐助转化为组织化、职业化的事业，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也有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中许多人的财富水平已经和国际接轨，未来华人中出个世界首富，我也不会觉得太奇怪。眼下有些人已建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或把钱捐给一些受灾地方或者政府，捐助数额巨大，也足以被人当作乐善好施来赞赏。
但就实际展示的理念和花钱过程中投入的企业家精神和智慧而言，多读一读洛克菲勒们如何花钱的故事，不难发现，我们中国慈善界距离那些散财的“大手笔”还有多远。
（作者系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