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在其官方网站上透露，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5年来，国家已为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累计投入治污资金78.4亿元。5年前，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爆炸事故发生后，监测发现苯类污染物流入第二松花江，造成水质污染。此消息一出，公众质疑声一片：由亚洲最赚钱的公司中石油造成的污染事故，防治数目如此之大，却为何让国家和纳税人来买单？(《证券日报》6月7日)
虽然中石油是国有控股公司，但是，国有控股公司的钱并不等国家的钱，并不等于纳税人的钱。事实上，中石油上交国家的利润只占其总利润的10%，即使是今年提高上交标准，也才15%，大量的钱用于企业内部自用。近些年，中石油曝光出“天价吊灯”、“天价酒”和私建别墅等事件，充分说明在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大量用于权力自肥。利用资源垄断赚到的钱，归于内部人自己享用，而在生产中造成的污染，却由国家财政和纳税人埋单，将成本转嫁给社会，世上那有这样的美事？
然而，这等美事却不停地上演，国家为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累计投入治污资金78.4亿元，但是，中石油总共就向环保总局缴纳了100万元罚款，另外向吉林省政府支付500万，不过，这个美其名曰“捐助”---这相当于说，我伤害你了，再给你“捐助”医药费。这等怪事频频上演，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中石油这头怪兽无人敢惹，而国家相关部门则欺软怕硬，宁愿动用纳税人的钱，也不愿让中石油拔一根毛。
这事要是发生在法治国家，该会怎么样，我们略举几例便可知晓，2007年，发生在美国备受世人关注的 “特富龙”案中，杜邦公司在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和俄亥俄州生产特富龙5年期间，对土地、空气和饮用水造成污染，美国执法部门要求这家跨国公司向当地民众提供高达3.43亿美元的经济赔偿。在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水俣病事件中，受害者通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仅获取巨额赔偿，更使日本环境污染得到高度关注，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地减少。但是，在松花江污染事件后，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为代表的6名师生把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作为共同原告状告中石油污染环境，结果由于原告不合适并未立案。
这充分反映了公民的权利贫困。事实上，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看似与具体的个体公民无关，但实际上却是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为公益而诉讼，督促执法部门有所作为和敦促企业赔偿。例如说，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公民有权督促执法机关让污染企业赔偿，如果执法机关不作为，则可以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状告行政机关;或者直接起诉污染企业，要求他们直接作为赔偿，而不是由纳税人来埋单。然而，实际的情形是，我们法律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导致许多公民和民间团体没有诉权，无法提起诉讼。即使是个别案件中，公民具有原先的资格，但当地法院以种种理由，拒不立案，环境公益诉讼举步维艰。
中石油污染松花江却让纳税人埋单事件，需要从两步脚走路，一方面必须从财政预算公开和监督着手，从控制财政上防范纳税人为中石油过错埋单，这需要加大财政公开和财政预算审查力度，让财政不能为中石油埋单;另一方面则是必须改变公民权利贫困的问题，要建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和环境公益民事诉讼，让公民有权作为原告起诉执法机关和污染企业，督促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和敦促污染企业及时赔偿，法院必须及时受理和公正地作出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