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七宗罪”
原本被誉为各地经济发展引擎的工业园区，部分成了藏污纳垢的代名词。
丑闻不断，位于大连石化产业园区的PX项目，位于云南陆良县西桥工业园区的铬渣污染……提起这些，马勇感慨万千，他手里握着一份《关于我国部分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下称工业园区报告）》，集纳了工业园区重大污染问题，为控污治理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他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察诉讼部部长，常年与“环境访民”打交道。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环保部主管的非政府组织，活跃于民间。
尽管工业园区报告出自这个带有官方色彩的组织，但是出台近一年，反馈寥寥，各地污染事故频发。
这份报告来自马勇所在的法律中心接手的污染案件。他发觉，越来越多的案子直指工业园区，集中生产变成了集中排污。污染事件引发了众多群体性事件：江苏响水县数万人因污染谣言雪夜大逃亡；福建江阴工业集中区毒气外泄导致强烈冲突，几十名污染受害者被捕，等等。
中华环保联合会觉得有必要摸清中国工业园区污染的真实状况，在2010年3月到10月间，马勇和他的同事调查了八个省的18个工业园区。
调查的结果仅水污染一项就令人惊心：调查样本中有2个国家级、7个省级工业园区，都或紧邻重点流域和饮用水源，或居于人口集中区，100％有水污染问题，78％的涉及大气污染，17％存在固体废弃物污染。13个工业园区涉嫌污水直排江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省级以上开发区逾2000家，其中各类国家级开发区超过200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乔琦介绍，加上县、市一级的各类工业园区、集中区和集聚区，这一数字接近7000家。
约7000家工业园区的污染现状，从工业园区报告中可管窥一斑。
报告列举了污染七宗罪：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环评审批和“三同时”执行成为“表面工程”，工业园区污染治理设施形同虚设，环境纠纷隐患突出，污染转移现象严重，环境执法监管不力，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这七宗罪几乎成为工业园区通病。
“县市级的工业园区问题多多，省级以上的管理相对规范，但也少不了问题。”马勇清楚记得，江西省乐平工业园区是江西30家重点工业园区之一，曾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业园区和经济指标综合考评先进园区，建园长达七年之久，配套污水处理厂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调查期间还未投入正常使用。园内污水直排入鄱阳湖。
“可以想见，占七成的县市工业园，情况不会更好。”作为中国生态工业园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乔琦曾去过不少地方调研，每每听到一些园区管委会领导大谈环保、无污染，她都“很反感，感觉是被欺骗了”。
手握第一手资料，中华环保联合会力求有所作为。然而，在近一年时间里，马勇感到很无力，“我们也有一些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领导，批示了都没用。”
污水处理厂成“过水厂”
在调研的18家工业园区中，具备配套污染治理设施的共有13家，占70％以上。但在这13家中，污染治理设施或闲置不用或间歇运行，完全实现不了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污染治理设施俨然成为了应付检查的表面工程。
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调查发现，工业园区环评审批中违法、越权现象比比皆是：本该由国家或省市审批的项目，被分解为小项目由县审批；本该编制环评报告书的项目却被简化为报告表。甚至许多园区企业把环评审批文件当做“护身符”，敷衍执法检查，而环评审批中规定的治污设施却迟迟不能建设。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金山工业园区便是典型案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园区一企业环境影响报告表写明项目不产生废水，而2010年6月22日，赣榆县环保局却以“生产废水超标排放”对该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环评成了“必须且一定能通过”。按规定，工业园区污染防治措施要达到75％负荷才能验收，实际上，“是建设到什么程度就验收到什么程度。”马勇说。
福建省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的环保“三同时”验收早早通过，然而，时至2010年该园区运营八年后，污水处理厂还未投入正常运营，污水直排入邻近海滩。工业园区索性与村委会达成协议，将滩涂彻底变成排污场。
污染企业还有一招，以试生产做挡箭牌。按规定，企业在最多一年的试生产阶段，防污措施可不验收。一些企业生产了七八年，却一直处在试生产阶段。马勇揶揄这样的企业“试生产的设备都老化了”。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叶正芳直言目前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相当部分是“过水厂”。工业园区产品种类多，排放污水不均衡，水质、水量变化很大，而污水处理工艺大多采用活性污泥法加上混凝沉淀或过滤，“这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可能具备处理复杂化工污水的能力”。
环境咨询公司ERM中国区总裁谢辉发现，工业园区挂羊头卖狗肉是常见现象，“说是电子工业园，其实化工、重金属都进来”。据他了解，不少工业园区在工业污水中混入生活污水，“处理谈不上，稀释后至少浓度降低了”。
“过水厂”排放却能达标，江苏省连云港市响水县一位环保执法人士道出其中奥秘：污水排放指标有几十项，但真正被严格执行的，不过COD、氨氮等三四项，由于只能做常规处理，“最后可能也就COD能达标”。
“现阶段国家的环保要求就是这样。”上述人士表示，再加上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企业交排污罚款远比处理废物合算。马勇了解到，不少企业在做年度预算时，甚至早已把排污罚款纳入其中，有些甚至扬言要把一年的罚款都提前交了，“这相当于罚款换排污权，违法变合法”。
2006年7月16日，湖北宜昌市一个人工涵洞不停地“吐”着墨汁般的化工污水直扑长江。 （刘君凤/CFP/图）
“废物最小化俱乐部”
谢辉和马勇有个共识：行政的力量掣肘过于强大。
马勇感慨环保执法不力之时，常劝污染受害者们尽量不要起诉。“案子往往三五年也不能了结，即便结案败诉的可能性也很大”。更要命的是，一旦司法介入，行政力量则撒手不管，受害者可能两头无靠，案件多以调解告终，“这是在行政力量之外，为环境维权寻找缝隙”。
作为外资背景的环境咨询公司，谢晖和ERM的客户大多来自世界500强，却鲜有地方政府和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站一般都属于地方政府，很敏感，我们无法介入。”谢辉说。
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更是坦承，现在环境问题不断陷入应急状态，其根源在于体制，当一套体制的每个环节都有问题时，如何指望最末端的污水处理厂和除尘装备力挽狂澜？
不久前，乔琦回访天津泰达工业园，一个细节吸引了她。泰达是中国最早获批的三家生态工业园之一，这个园区成立了“废物最小化俱乐部”，试着把A公司的废物变成B公司的原料。
一开始，企业家们兴致不高。但管委会主任很积极，常往俱乐部跑。几番下来，企业老板们也发现了不少商机，先是建立了园区内部的废物交换网站，随后又把废物卖到了国外。
丹麦卡伦堡是这一模式的成功代表，早期是由当地几家发电厂、炼油厂为了应对淡水短缺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危机，自发形成废水、废气交换共生体。这种交换在1989年被学术界发现并命名。
这是生态工业园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中国获批的生态工业园区总计54个，不足全部工业园区的1％。被称为“第三代”、代表工业园区理想模式的生态工业园，其准入的基本条件中，有“过去三年内没有发生过重大污染事故和环境破坏事件”、“达标排放”等。
叶正芳有些不解，“这不是一个企业存在的基本要求吗？”
乔琦刚刚参加完国家“典型工业园区环境风险评估与环境监管技术研究”项目评审，可能将开始改变中国工业园环境风险估计严重不足、缺本底调查和基本数据的残酷现实。
“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在中国。”乔琦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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