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89期3月17日在北京召开。论坛成员、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发表题为“新需求、新模式、新人才”的主题演讲。汤敏说，国内外的经验都在证明，只有通过艰苦环境的历练，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才可能培养出社会精英。中国目前缺乏让年轻人吃苦的环境，所以必须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艰苦环境造就精英
汤敏首先谈了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1969年就在延安插队，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先生也曾在陕西延安插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1968年上山下乡。
在50人论坛成员中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所长樊纲、北京大学副校长海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包括汤敏本人等，也都插过队下过乡。
这些人，不管是在政界、学界，还是其他领域，应该说都是顶梁柱式的人。当年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那一段的磨练和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变成了人生的资本，对他们一生的奋斗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国外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有类似的地方。汤敏说，在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和平队，它是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的时候提倡组织起来的。实际上在他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次在密西根大学跟一批学生座谈，这些学生说我们美国形象非常不好，你看我们在越南，在全世界到处受人批评。肯尼迪就向学生解释说，别人说我们不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实际上你们生活得非常幸福，你们不知道真正的贫困是怎么样的，你们敢到第三世界去宣传我们美国的理念，去锻炼你们自己吗？他向这个学生提出挑战以后就突然有了一种设想，就是要想办法来帮助这些愿意去磨炼的学生。
现在，美国和平队以志愿者的形式，把愿意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送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当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在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一直到现在，和平队还在运作中。到现在，美国已经有20万左右从和平队毕业的人才，其中很多人在30年后的今天都成为了大公司的CEO，成了企业的领导者，成了政治家，成了参议员、众议员，成了公益领袖。
大家所熟知的美国第一个亚裔部长赵小兰，就曾经在美国和平队担任过队长。她是自己自愿报的名，她放弃了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和平队的环境比较艰苦，也可能献出生命，但是还是有很多美国人前赴后继地参加。
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叫“为美国而教”。这是美国民间的一个组织，它的工作主要是把一些大学毕业生送到美国贫困的地区去支教。这个志愿者组织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他们每年能够从常青藤等一些最好的学校收到很多学生，而这些支教的学生经过了培训和锻炼，能力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高，他们其中很多人后来变成了美国社会、企业的中坚人物。
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国家对精英也都有一套非常特殊的培养方式。比如说在日本，松下公司的董事长在1979年时候也办了一个特殊的学校，叫做松下政经塾。1979年他办这个学校的时候，全社会都在笑他，说你办这个学校一年只招十来个学生，能解决什么问题。然而他力排众议，花了一大笔钱培养那些年轻而富有成长潜力的人。这个学校没有常设的老师，他们的课程也不在课堂上，而在工厂里，农田里，甚至在军队里进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学校一共毕业了213人，为日本政府输送了2个部长，3个市长，30位国会议员。跟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相比，肯尼迪学院一共毕业了17000多人，但只出了17个国会议员。
总之，综观各国对社会精英的培养，这些培养方式的共同特点，就是要把他们放在艰苦的环境中，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给予他们锻炼。经过这样的磨练，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终能变成社会的顶尖人才。
汤敏说：“从世界各国一些精英走过的路，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精英是不可能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要对这个社会有所承担，首先要对这个社会有所了解，还要有一种能吃苦的精神，要有一种让人吃苦的环境。”
然而中国现在的社会却缺乏这样的精神，或者说缺乏这样的环境。现在的教育制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培养书斋里的学者的方式。虽然教育在改革，改革后可能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是中国的社会等不及，个人更等不及，中国教育界目前亟需要做的是怎样在这个新时代里创造一种合适的环境，培养新的精英人才。
培养精英的“雏鹰计划”
汤敏说，现在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也正在思考一些方式，比如说他所在的友成扶贫基金会推出的“雏鹰计划”，便是这样一种新的尝试。
据他介绍，友成扶贫基金会是由一批企业家和一些非常知名的企业捐助成立的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主要的目的是扶贫，而且是以人为本的扶贫，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进行社会创新。这里面就包括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一个称之为雏鹰计划。雏鹰计划的目的是给年轻人创造一些去基层锻炼，进而对自身能力自我发现的机会，通过建立青年和基层民众之间的联系，来培养青年的公益精神、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具体做法是，从今年开始，每年招收50人左右参与计划。这些参与者的学业成绩要优秀，自身要有社会责任感，而且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通过10个月左右的基层锻炼，2个月左右的课堂集中培训，培养自身的各种能力。“我们还找了一批知名的企业家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来担当他们的导师，并且一个学生配一个导师，以便能够及时跟踪、帮助这些学生不断发展。”汤敏说。
据他介绍，雏鹰计划的第一个内容是基层实践。在这10个月里，计划的参与者们主要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叫做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这个项目是世界银行批准的一个扶贫项目，为此世界银行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亿美金的扶贫贷款。过去的扶贫都是政府给一笔钱，同时政府决定这笔钱的用途，是给这个地方修路还是建学校等等，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扶贫。但新的理念是，政府把钱给这个村里，由村民自己来决定是修路还是建学校，并且由村民自己来实行和监督。这种方式已经在一些地方做了一些实验，事实证明，比过去那种政府主导型扶贫效果要好得多。
现在准备较大规模地推广这种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些人，称之为项目的协调员，去帮助村民实行。雏鹰计划的一部分参与者们通过宣传，帮助村民来了解到底这些钱需要怎么用。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员通过一系列的宣传、组织、发动来锻炼自己的相关能力。汤敏说，现在许多学生最缺乏的就是组织能力、说服能力以及了解老百姓需求的能力。通过这种锻炼，能够学到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帮助了这些贫困地区的发展。
另外一部分参与者，则会通过扶贫办组织的社区互助资金来帮助农民解决怎样运用资金的问题。汤敏表示，现在国务院跟扶贫办、财政部联手，国家财政在参与试点的每个村里拨15万元人民币作为种子基金，再加上村民自己的一些钱，给贫困人口发放贷款，让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脱贫。这种模式已经运作了好几年，到目前为止，17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资金已经拨了下去，中国已经有1万1千个村子在实行这种村基金模式。现在要做的是把这种模式向更多的贫困地区推动。
在推动的过程中，需要宣传，需要教给村民们怎样有效率的运用资金，包括怎样把村民组织起来，怎样去找出贫困人群，怎样建立账户，怎样来监管，怎样把钱收回来等等。这需要很多人帮助村民去做。在这个过程中，雏鹰计划的参与者们能学会怎么样组织村民，并且了解村民的需求，同时自己也能得到锻炼。
第二个内容是培训。对于这些参与者的培训计划，汤敏介绍说，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基础素质，包括公益理念的培训，中华文化的培训，还包括怎样组织群众，怎样管理，怎样解决问题，怎样做演讲，怎样进行人际交往。“我们会找最好的培训老师来给这些学生做培训，在下去之前和下去之中，都会掌握一定的方式。”他说。
第二个部分是导师制度。基金会会邀请包括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徐小平这些中国非常著名的企业家，还有一些知名教授等等，一个学生配一个导师。这些导师将作为帮助这些同学成长的志愿者。他们每年至少有两次以上与培训者交流的机会，面谈，答疑，帮他们修改报告等。接受培训者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通过电话与他们的导师进行交谈。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使这些培训者与这些人有所接触，从中学到有益的经验。
第三个是就业支持。这些接受培训者经过了一系列的锻炼，不仅有爱心、能吃苦，而且还了解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情况，这种人才往往能够受到企业的青睐。汤敏说：“我们跟一些企业签了约，这些企业有了就业岗位会优先考虑他们。企业对他们很关注，甚至在招聘志愿者的过程中，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就会跟我们一起面试。如果这些培训者们要到国外上学的话，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推荐信。如果一些人参与了这一年的培训以后有兴趣做公益，我们也可以向这些国内急需公益人才的基金会推荐。通过这些办法，使培训出来的人才不至于浪费。”
中国的公益事业要靠新人才
谈了这么多精英人才的培养问题，汤敏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宣传他所进行的慈善类活动。
对于慈善事业，汤敏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巨大的资源没有利用起来——退休人员。中国到目前为止有将近五千万退休人员，这些人有知识、有能力、有资源，但是因为退休制度，女性55岁、男性60岁就退休了。在现代社会，女性55岁、男性60岁还属于壮年期，真正老年期要到70岁以上。所以很多的退休人士还有很多精力可以工作。工作几十年紧紧张张的，突然一下什么都没有了，整天就待在家里头，很多人感到非常郁闷。那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给他们一些训练，让他们到贫困地区去帮助那里的农民脱贫就是一种很好的利用资源的方式。
汤敏说，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实验。在广西南宁把退休的老师组织起来到贫困地区支教，他们称之为“常青义教”。他们到下面去主要是培训老师。现在农村的学校其实都建得不错，就是缺老师，特别是缺有水平的老师。这些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下去帮助农村的老师提高，还把这一部分老师带到城市来让他们参观，这样城乡之间可以交流，可以把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
“老师可以这样，为什么医生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工程师不可以这样，干部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友成基金会就想办法找一种比较简便，一种安全，一种有效率的模式，把这些退休人员组织起来，去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他说，“我们的一个梦想就是在未来的三年里，大概要组织50个城市的老师，到500个学校去支教。”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方式，必须要看到，中国今后的公益事业主要还是要靠年轻人。
汤敏说，中国目前在公益事业上为什么发展比较慢？从政府到企业家，到社会、媒体，对公益事业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见。凡事都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公益事业在中国应该就像我们民营企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阶段，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不管是从政府到企业、到企业家、到社会对它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我们现在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要求得太高，批评心理太强，有时候往往把一些新生事物给掐死在萌芽中了，或者是把一些公益发展的爱心给泯灭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前看，就像以前说的在困难中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跟几年前相比，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上面说的问题都存在，但是慢慢地都在改善，包括政府部门对公益组织的一些看法。
实际上，公益大家都能做，不是圣人也能做，有缺点也能做，甚至犯了重大错误的人也能做，那么我们社会要逐渐培养这个心态，就会不断地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公益事业怎么样发展才能更快？看现在缺什么，缺政策、缺捐款。但是实际上按照我对公益事业的参与与理解，虽然我参与的时间不长，很长时间以来是业余参与，但是我感觉，实际上我们最缺的是人，我们最缺的是用一种专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的人。大家都认为公益就是志愿者，都是那些奉献者、殉道士们，其实不然，公益本身就是一个事业，在美国，10%的就业是在公益领域。
10%是什么概念？城市有3亿多就业，10%就是有3000万全职人员，跟大家一样上下班和体面地生活，它是一个事业。能容纳3000万人的事业，虽然不赚大钱，但有中产阶级的收入。公益需要专业的人来做，是要跟做企业一样，公益事业的捐献者、投资者是企业家，是公益投资，但是在公益部门工作的人，和一个职业经理人一样。我们现在缺的是大批年轻人，把公益事业当成一个正常的职业。我们现在需要大批专业的人参与推动这种公益事业。
再者，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做公益。公益事业有做得好也有做得差的，跟做企业一样，做公益比做企业还难。而且做公益本身也是像做企业一样不断地进步或者发展，比如说，现在最新的做公益的理念，就是用做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现在西方理论发展出一批叫做企业的社会投资，企业的社会投资家，出现一大批这样的社会企业，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企业一样，只不过是投资者，不是为了赚钱，但是要自我滚动、自我循环，至少要能够回收成本，而且还要越做越大，就是介于企业和纯公益之间，那种慈善性的公益市场，而这个市场现在正在非常蓬勃地发展，而在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新公益方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些很好的、政府解决不了、企业解决不了，但是社会特别需要的新的方式、方法，我们的公益就能发展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目前的公益事业，一是缺人，二是缺一些有创意的新方式，当然还缺政策。
汤敏，1953年生于北京，1958年迁到广西南宁。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赴美留学，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1987年获国际金融与贸易硕士；1989年获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1989年博士毕业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2000年，作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回国工作，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2007年8月1日起，正式履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10年12月份开始，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友成大学校长。
主要兼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曁南大学兼职教授，长城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问与答
问：为什么您说公益事业应该是个产业？
答：公益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里面有很多细分，比如说慈善组织，宗教组织等等。这些一般都是属于非营利性组织，虽然有些也能够收回成本，甚至有一些小小的赢利，但是它不是以赢利最大化为目的的。
但是参与公益事业的都是一些牺牲者吗？其实不是的。尽管公益事业本身不赚钱不赢利，但是参与公益事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应该拿到社会平均的报酬，应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应该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就跟职业经理人一样。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区，认为进行公益事业的人都是殉道士，应该不拿钱，其实这不对。要使中国的公益事业能够不断发展，越做越好，就应该走出这个误区。
做公益的人照样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这是未来公益发展的方向。公益是一个事业，同时公益本身也是一个产业，做这个事业做这个产业的人，应该得到社会平均的报酬，甚至略高一些。因为做公益的人，他的学历、他的知识能力应该更强一些。
问：怎样理解“新公益”这个概念？
答：新公益有别于老公益。老公益以慈善为传统的方式，新公益则是推出一些新的理念，像社会投资，包括网络，包括新的社会发展的新领域等一些新的方式，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这些就是一种跟过去的那种以慈善为主的公益活动完全不一样了。
所谓社会投资，又叫社会责任投资。它是一种特别的投资理念。比如友成基金会在一些贫困的农村里，帮助农民设计一些比较好的手工艺品，其中会邀请一些大的艺术家帮他们把最原始的艺术品设计好，并生产出来，卖到城市里，这就等于扶贫。这些艺术家并不是为了赚钱才去农村帮助他们设计，而是作为一种公益活动，但这种公益活动又不是毫无收获的。这就属于社会投资。
阿迪达斯公司是为富人服务的。孟加拉是贫困的地区，印度的尤努斯教授为了让贫困区的小孩能够穿上鞋，就提出跟阿迪达斯合作，让其设计一种非常便宜的塑料鞋，大概是12元人民币一双。阿迪达斯公司不是在捐献，因为它不仅能收回成本，还有小小的利润。这个利润虽然很小，但是作为社会投资，可以不断地巩固发展，这种方式也叫企业的社会投资。
问：友成扶贫基金会当前的发展状况如何？
答：关于资金的来源，所有的基金会，一般说来都是由企业家捐赠，主要还是以民营企业家的捐助为主。像泰康人寿，上海的阜新集团等这些国内非常大的企业，他们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支持公益事业。
政府现在对基金会，对民间组织越来越支持。基金会或者说民间组织是对政府的补充，因为很多事情由民间来做，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当然在这里面有许多基金会，有没有做得不好的？也有可能。但是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逐渐前进的过程。大部分的民间企业，大部分的基金会，都是希望社会更好。所以这些社会组织跟政府是有着同一个目标的。
问：您怎样看待公益创业？
答：不只是赚钱才是创业，公益创业也是创业，同样极具挑战。公益创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很多的民间组织都在支持公益创业，而且有很多的评比。怎么样才能成功呢？就需要想办法能够引入一些对这个有兴趣的企业家，有兴趣的民间机构。如果能够把它们的经营活动与公益事业结合起来，就能把公益事业做大做好。
问：请问如何吸引年轻人从事公益活动？
答：有志于拿出未来几十年的时间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可能是少数。如果你真的想锻炼自己，你觉得在未来人生的长河里愿意以一种新的，或者不同的生活方式，去了解中国的基层状况，想要让自己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异军突起，做公益事业可能会带给你不同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