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1.45亿从农村来到珠三角等地寻找高薪工作的农民工中，李军军（音译）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她在深圳做了16年清洁工，现年45岁，不仅比其他大多数人年长，也更为务实。
“我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一技之长，如果我不好好工作，就没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将来要是干不动了，我就回老家去，但那里没什么机会。”
李女士是在宿舍里讲这番话的，她和6名年轻女子住在一起。这些年轻人都在当地餐馆打工，大部分都是十七八、二十出头的年纪，其中一些人比李女士有野心，她们的梦想可不是在城市里打几年工，省钱养家，然后再回老家。
李女士说道：“我希望我的子女能过得比我好，我想这一定会实现。”她一个月挣1900元人民币（合297美元），是家里挣钱的主力。她丈夫留在甘肃老家务农。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已经结婚，23岁的儿子在军队。
李女士代表着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上世纪80年代来到沿海城市打工。而1985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野心更大，省钱养家的观念更为薄弱。
从某些方面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幸运，境遇也更好。他们不仅挣得更多，还能够把工资中更大一部分用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上，因为他们的父母已较少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第一代农民工。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关注深圳打工者的处境，该所所长刘开明表示：“第一代农民工离乡背井出来赚钱，然后回老家盖房子。如今，家里的房子已经盖好了，老家也没什么工作机会。他们来到城市里为自己的前途打拼。”
所以他们不那么听话、不好管束。在珠三角地区，员工流动率通常保持在每月10%-15%，一年下来远在100%之上。新生代农民工不那么容易踏实下来。
“我们的父母太传统了，他们是直线思维，他们喜欢给子女安排好生活，可是年轻人就该享受尝试各种可能性的过程。”深圳一位23岁的打工仔表示。
创科集团(TTI)人力资源部高管程晓江表示，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必须小心。这家电动工具及电子产品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在东莞，旗下拥有Dirt Devil和Hoover等美国品牌。
“15年前，假设过年后的第三天，你去员工宿舍说：‘来了一笔大订单，快来上工。’大家就都去上工了。公司是第一位的。现在，如果你再说同样的话，他们会说‘不去’。”
程晓江表示，年轻农民工就像老话说的“骑驴找马”，他们一边在工厂打工赚钱，一边在寻找机会。创科集团实施了一项计划，积极组织集体活动，并举行运动会，以增强员工的幸福感和稳定感。
然而，去年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发生的多起自杀事件，暴露出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苦痛。他们有着改善自身的更高抱负，可是这种抱负本身也造成了问题，特别是当现实满足不了他们的希望时。
在发生这些自杀事件之后，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工资水平一直在大幅上涨，但是一些根本问题依然存在。“户口”制度仍然束缚着农民工，农村户口不能在城市里接受教育，也享受不了社会福利。此外，如果不是住在提供免费食宿的工厂宿舍，在外面住租金非常昂贵。他们在城市里看得到财富，看得到奢华的住宅，但他们自身的机会有限。
政府试图把低成本制造业转移到内陆省份，此举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缓解农民工问题。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农民工就能在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找工作，不必再像在沿海城市那样孤单。
不过，年轻人仍将源源不断地涌入珠三角地区，不仅是为了挣钱，也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除非工厂或政府能够实现他们的希望，否则他们仍将处于焦虑之中。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