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中国小额信贷联盟举办的印度小额信贷发展经验座谈会上，印度小额信贷行业协会执行总裁泰塔斯向中国同行道出心声
即使危机已经过去4个月，在2月22日召开的云集中国小额信贷专家的印度小额信贷发展经验座谈会上，提起印度小额信贷危机，泰塔斯脸上依然不时出现些许无奈。
泰塔斯，印度小额信贷行业协会执行总裁，对于刚刚过去的危机他比其他人有着更加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在他看来，这次的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更为可怕的是，危机还未结束。
信贷风险演变成危机
2010年10月起，印度安德拉邦的部分小额贷款人暂停了还贷计划，并导致数起自杀事件的发生，从而爆发了小额信贷危机。世界银行将去年印度小额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于政府的干预，而泰塔斯却并不这么看。
在安得拉邦，每个小额信贷机构信贷员的客户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正常比例，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客户需求就匆匆放贷，风险贷款率自然升高。因此他认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原因就是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做好客户前期的调研工作。
他进一步表示，从2005—2009年，印度贷款出现大幅上涨，原因就是印度央行要求各家银行必须向规定的四个优先领域提供小额信贷批发资金，这部分资金必须占印度全部贷款余额的40%。如此巨大的资金，即使不全部投入到小额信贷机构集中度很高的安得拉邦地区，对于那里来说，无疑也是一枚巨大的“资金炸弹”。而投资人错误地过度看重盈利性小额信贷机构，使得竞争环境更加残酷。小额信贷机构未能及时从需求方考虑，贷款风险大幅提高，最终演变成一场小额信贷危机。
更为令人沮丧的是，其实早在危机发生前的几个月，一份由花旗基金会发布的《香蕉皮报告》已经提出对印度小额信贷机构风险的预警，但当时这份报告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重视。
政府支持十分必要
“替穷人服务”是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这一点在印度更是得到了政策层面的支持。而如果政府部门不出台更为严厉的政策措施，那么非盈利性的小额信贷机构将首先面临死掉的危险。泰塔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同样，在他看来，推动小额信贷合理发展，必须了解贫困客户的需求，而不是看小额信贷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这是全球性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中国，而由谁来为此负责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泰塔斯表示，在印度，如果单个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数量如果小于2万个，则这个机构将很难盈利，而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机构客户数应在2万—5万人之间。同时，印度约80%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在国有化的情况下，政府强迫这些国有银行去农村开展业务，而一旦自由化，这些银行将会回到传统业务中，这样势必会造成小额信贷批发资金不足，而投资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高回报率，到那时，非盈利性的小额信贷机构将面临“灭顶之灾”。
因此，泰塔斯呼吁政府应给予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更多支持，例如提供更为优惠的小额信贷批发资金。巧的是，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也发出过这样的呼吁。
“监督”胜于“监管”
据泰塔斯介绍，在印度，已经在政府备案的包括NGO在内的小额信贷机构有264家，其中不包括农村信贷互助小组，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杜晓山的认同。杜晓山认为，在印度没有备案的NGO小额信贷机构至少还有200—300家。而泰塔斯也并未对此予以否认。
但无论如何，对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都是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对于小额信贷的监管不是首要任务，监督其行为才是最重要的。”泰塔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于小额信贷监管问题的看法。
他表示，互助小组是小额信贷领域的基层操作模式，而在印度这样的小组多如牛毛，很多问题也都是发生在基层，如果对其也实施监管，势必会大幅度增加监管的成本，而采用“监督”本身就多发生于基层，且增加的成本有限，因此对于小额信贷，监督更重于监管。他同时强调，此种方式在印度尼西亚已经很成功。
另外，印度的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在此次危机中显现出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应尽快建立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并尽快开始信息的收集，做到未雨绸缪，以防止危机在中国发生。”泰塔斯这样建议。
他表示，此次危机发生后，印度的小额信贷行业协会迅速在利益相关各方之间开展对话。同时，迅速开展信息收集工作，向监管层、投资者提供情况，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而在日常情况下，进行行业信息收集与反馈，以及基于信息对行业发展预测，对危机预警，将是行业协会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