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阴影下的部分中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生长迟缓，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身材矮小。
中国至少还存在一千多万的学龄前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生长迟缓，这个数字仅低于印度，列全球第二，而6-11月大的婴儿生长迟缓率则大有持续恶化之势。
被忽视的“生长迟缓”
4月，正是春耕的时节，三周岁的荣统玺看着爷爷奶奶在屋里屋外忙活，自己在家门口和同伴玩耍。这里是距离青海省西宁市八十多公里的乐都县，一条湟水河把这个约30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分成了南山和北山，荣统玺和爷爷奶奶住在南山的峰堆乡上帐房村，一个只有六千多村民的典型的西北村庄。
站在一堆嬉戏的孩子中，荣统玺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矮瘦了许多。身高84厘米，体重9.4公斤，这样的数据足以让中国著名儿童营养专家陈春明痛心。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针对3岁儿童体格发育的参考值——91.1-98.7厘米，荣统玺足足比标准的最低值还矮了7厘米。
陈春明说，这个在爷爷奶奶眼中平日吃喝都挺“正常”的孩子很可能患有中度生长迟缓症。
在官方的定义中，生长迟缓症是由于儿童在2岁前长期营养摄入不足，造成体格发育迟缓，该症状一旦形成，将给儿童带来的是不可逆转的身高“生长迟缓”。
在这个以面粉、土豆为主食的西北村庄——峰堆乡上帐房村，荣统玺并不是个例。
根据当地村医荣德全的介绍，村里满6周岁的儿童有7个，其中3个身高和体重低于同龄儿童平均值。峰堆乡卫生院院长安君则说，该乡每年例行体检至少15%儿童患有轻度到中度“生长迟缓”。
而中国疾控中心在201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5岁以下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在9.9%。200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外宣称，中国至少有1270万儿童患有“生长迟缓”。
“营养不良造成的生长迟缓不仅给儿童的身高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它更能影响到儿童的智商和未来的学习能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与营养及水和环境卫生处处长谢若博博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然而，生长迟缓问题在中国乃至全球却经常被忽视。
“在某些地区，生长迟缓十分普遍，所以人们误认为它是一种遗传性而并非可预防的疾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麦吉莲说道。
“中国目前的社会投入力量关注大学生和在校中小学生，而5岁以下儿童更多被认为是家庭的责任，事实上，从投入产出比例来说，年龄越小，营养投入带来的效果越好，在我们国家的实践中，却恰恰相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专家常素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很大程度上，这一认识造成了我国一直以来对于2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的关注十分有限。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国家食物营养监测系统项目工作组的一组数据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贫困农村1岁以上儿童生长迟缓率虽然2008-2009年间基本不变，而2010年却出现反复，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6-11个月婴儿生长迟缓率在2008-2009年间增加了一倍，由6.7%增至12.5%，有所恶化，持续到2010年12.1%。”
数据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食物营养监测系统项目工作组 （李伯根/图）
关键的“1000天”
仅仅一河之隔，命运之神似乎更加眷顾北山的共和乡等9个乡镇的孩子。
2009年8月，乐都镇包括共和乡在内的9个乡镇被纳入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针对6个月到2岁儿童发放包含蛋白质、铁等微量元素的“营养包”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并针对孕妇发放营养补充剂。
作为“营养包”的发明专家，陈春明认为儿童营养不良所带来的生长迟缓，亦或贫血病，都可以通过“营养包”得到有效缓解，其中的关键在于母亲怀孕至儿童2岁这中间的1000天时间。
“孕期母亲需要补充叶酸和铁等微量元素，0-6个月幼儿进行纯母乳喂养，6个月-2岁儿童则进行营养添加，并继续母乳喂养，只有这三个阶段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对待，包括生长迟缓以及贫血率的营养不良问题才可以有效预防。”谢若博说道。
在常素英看来，作为补充营养最佳的机会窗口，“这1000天对于孩子的一生都是至关重要”。
该项目进行至今，从数据上更进一步证明，项目所涉及乡镇的营养不良的问题得到了一定改善。在共和乡，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与荣统玺同样年龄大小、两岁前参与“营养包”项目的男性儿童，经简单测量的数据显示：身高101厘米，体重16.4公斤，与前者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项目官员刘蓓博士在项目实施一年之后进行的跟踪调查中发现：乐都县12-14月龄婴儿的生长迟缓率由10%下降到了4.6%，基线6-8月龄儿童到18-20月龄时贫血率降低了38.6%。
1000天虽然是应对儿童营养不良的“最佳时机”，但它的重要性却一直以来被一个“乐观事实”——儿童营养不良率大幅下降所掩盖。
“事实上，过去几年营养不良率的下降更多是受到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常素英分析道。经济发展与惠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这自然而然提升了儿童的营养摄入水平。
但常素英提醒，除却经济因素，其他因素也在影响儿童营养水平，一旦经济发展进入平缓期甚至倒退，这反映在儿童营养水平上极其敏感。
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字也显示：自2005年以后，儿童营养不良率的下降逐渐迟缓，2010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率甚至出现了增长的势头。
以儿童营养不良的一个重要指标贫血率为例，这几年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在实施了“营养包”计划后，乐都的贫血率仍然维持在46.4%。
刘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西宁市抽样调查显示贫血率更高，达到64.5%。2010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的贫血率是12.6%。全国农村3岁以下的贫血率是19.2%。贫困农村3岁以下儿童则在23.2%。
“贫血问题不仅仅是在农村，包括上海、广东这样的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依然存在贫血问题，2010年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地区婴幼儿贫血率达到20%以上，而个别西南贫困县则高达70%。”刘蓓说。
如同“生长迟缓”，贫血对于儿童智力发育的影响也是“长期”和“不可逆转”的。
数据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食物营养监测系统项目工作组 （李伯根/图）
“只靠卫生部，解决不了问题”
57岁的乐都县共和乡村民李桂芳，在给1岁7个月的孙子吃完一包“营养包”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包装收了起来，“得拿空袋回去换新的。”李桂芳说。
为了鼓励和监督乡亲们按时定量吃“营养包”，乐都县卫生局想出了这样一个“以旧换新”的方法。自2009年进入“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成为服用“营养包”的试点后，乐都县从县到乡形成了“营养包”三级配送发放体系以及从县到乡的孕妇以及儿童营养培训和宣传体系。
眼见乐都儿童受惠于“营养包”计划，青海省政府在2011年年底决定拨款一千万在全省普及“营养包”计划。“这是全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资，在全省范围内普及‘营养包’。”常素英说。
从“营养包”推广历史来看，其在大范围内开始推广还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也在当年，国家第一次形成了“营养包”国家标准，“营养包”从实验室走向了商业化生产。
然而，所谓的大范围推广，连同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的项目，至今不过覆盖了全国13万多名儿童。陈春明和国内儿童营养学家焦急地期待着“营养包”能够普及到更多的儿童，尤其是贫困农村儿童。
“目前妇联下属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营养包’项目，覆盖了全国11个省，33个县，我们正在跟国家申请，希望更大范围的覆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儿童卫生保健部主任王惠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不过，常素英十分担心目前以项目为基础的“营养包”普及计划的可持续性。“营养包”此前一直都是基于基金会或者国际机构的项目推广，“项目一停，包括儿童营养水平监测、医务人员培训等就戛然而止”。
2012年4月8日，卫生部传来消息，计划对山西吕梁山片区实施“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营养与健康干预项目”。对贫困地区6个月-6岁儿童免费提供营养包也将考虑先从吕梁片区开始试点。
政府力量的介入似乎给这一计划的未来带来了一丝曙光。然而，已然87岁高龄的陈春明一辈子奔波于儿童营养事业，在她看来，目前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问题在于如何把符合营养标准的食物送到需要的孩子嘴里，即如何形成可持续的发放机制，这光靠卫生部，解决不了问题。”陈春明担忧地说。
此前，我国发放的针对改善学生营养的资金，就因为资金发放机制不够合理，本该用于改善学生营养的补助被家长挪作他用。
“乐都基本依靠政府县乡村的行政发放，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方式未来肯定也不可持续。”陈春明提出，未来如何形成可持续的发放机制，如何免费发放，如何市场化运作，这都是未来保证解决我国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