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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祖国测空气”——中国公众环保意识进入“粒子时代”

    一个月来,中国媒体关于空气质量和民间自测行动的报道铺天盖地,一幅以“我为祖国测空气”为题的漫画也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这幅漫画以昏黄雾霾笼罩着的城市和红旗为背景,三位白领打扮的人物,袖子高高挽起,或高举便携式空气测量仪,或手持城市地图,拳头紧握,神情严肃。无论从题目还是从内容形式上,都令人不由联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幅表现石油工人奋力工作的宣传画“我为祖国献石油”。

 

    当时的中国严重缺乏石油,尽快找到大油田成为头等大事,“我为祖国献石油”也成为响彻全国的口号。如今,测量空气质量被上升到口号的高度,足见公众的环保意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63岁的张祥是一位退休的林业工作者。自2005年以来,他在北京加入了多个环保组织,包括最初倡导这次测空气行动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我过去在东北小兴安岭林区工作。过度采伐带来水土流失,树木砍完之后工人下岗。破坏环境的苦我吃过。”张祥这样解释他热心环保的原因。

 

    张祥参加了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一系列活动,其中之一就是自今年5月开始的“一起写空气质量日记”项目。这项活动的初衷本是检测室内二手烟污染情况,而二手烟带来的主要空气污染物就是现在已声名大噪的PM2.5。

 

    “当时根本不知道啥是PM2.5。”张祥回忆说,“经过培训后大概明白了PM2.5和PM10。”

 

    就在张祥拿着从达尔问借来的便携式检测仪在50多个饭店和离家不远的四环线附近测空气的时候,十月底持续笼罩京城的雾霾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场空气质量大讨论。

 

    从潘石屹、李开复、郑渊洁等社会名流到普通网友,几乎人人都在议论美国大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指数与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报告之间的差别。阴霾之下,美国大使馆宣布北京空气“有毒害”,而北京市环保局则说“轻度污染”。

 

    造成这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中方尚未将一种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2.5纳入空气质量评价体系,而这种直径不到人的头发丝1/20的可吸入颗粒是形成呛人灰霾的主因。

 

    一夜之间,PM2.5从籍籍无名的专业术语变成了人尽皆知的热词。越来越多的人考虑走上街头亲自测空气。

 

    达尔问工作人员王秋霞说,最初只有20多个志愿者参加他们的测空气活动,入秋后迅速增加到了60多个。志愿者以白领为主,也有大学生和像张祥一样的退休老人,甚至还有小学生。

 

    除了北京,由环保组织牵头或个人自发的测空气活动在全国各大城市兴起。湖南长沙的环保组织“绿色潇湘”在11月开展了“我为长沙测空气”活动。一些居住在上海、广州、济南、南京等地的网友也纷纷在微博上发布自己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照片。

 

    11月17日,环境保护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将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虽然修订后的标准到2016年起才在全国采用,但环保部鼓励各地主动提前实施新标准。

 

    在这次空气质量大讨论中,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最近一个月来,几乎每天都有网友在微博上向他抛出关于空气质量的问题甚至质疑。

 

    在杜少中看来,民间的讨论和测空气行动是公众环保意识提高的直接表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越来越高,这也是前几年环保宣传工作累积的成果。”杜少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王秋霞也说,达尔问从2009年创立以来举办了多项活动,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作为环保NGO,想要达到的目标有很多,但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这方面,我认为我们是成功的”。

 

    王秋霞说,当温饱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身边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虽然公众越来越认可环保,“但他们多数还不太清楚自己具体能做什么以及环保方面的相关知识”。

 

    杜少中也谈到了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举例说,有些网友在讨论空气问题的时候,误以为PM2.5就是一种标准,这种对关键概念的误解造成了讨论中各说各话的现象。

 

    不过要解决问题,光靠讨论是不行的。杜少中认为,环保要抓根源。以治理空气污染为例,“减排才是硬道理,不减排,用什么标准也不行”。

 

    另一方面要让公众参与成为一种经常性机制,一种普遍现象。杜少中说,“环境问题没有公众的参与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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