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艾滋病应对从高层领导到草根组织各个级别都得到了显著加强。然而，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承诺和进展，中国如想实现到2015年将艾滋病死亡率减少30%以及将艾滋病新发感染减少25%的目标，仍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艾滋病的应对工作需要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让受影响的关键人群接受艾滋病检测、获得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的人数翻倍，以实现这些目标。
艾滋病检测是这一挑战的关键。2011年，估计中国大约有78万艾滋病感染者。在这78万人中，只有35.2万人已经确诊，这意味着中国一半以上的感染者对其感染状态尚不知情。2012年2月，中国部分地区政府意欲开展“实名检测”，也就是受检者需要在接受检测之前即提供身份证明来进行注册。这一举措在政府官员、卫生专业人员、人权倡导者、公民社会组织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社区之中引发了一系列辩论。
隐私保密：充分保护隐私是有效检测的关键
实践证明，对隐私保密的忧虑会导致不愿意寻求检测服务。在中国，艾滋病的初筛通常匿名进行，只在确认检测时才需要身份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教授解释说：“艾滋病感染的诊断需要做两次实验，第一次叫初筛，第二次叫确认。目前我国的通常做法是：初筛匿名，确认实名。”尽管在检测时收集个人信息的理由是明显的，这也是全世界的检测系统中常见的实践，关键在于采取行动保证这些个人信息得到保密。对社会性歧视和制度性歧视的恐惧使得人们不愿意接受艾滋病的检测、咨询、关怀和治疗服务。阳性的艾滋病毒检测结果会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如受到同学、教师、同事、老板甚至家人的歧视。对隐私保密缺乏信心足以使人们不去寻求检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吕繁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重申了保密措施的重要性。吕繁表示：“实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跟进……要层层培训相关工作人员，强化相关法律监督与执法机制，大力加强反对艾滋病歧视的宣传教育。”在很多情况下，对有高危行为的人群以及行为通常招致污名的人群来说，对隐私保护缺乏信心阻碍了他们采取艾滋病检测。歧视和恐惧的共同作用使得处于更高感染风险的人群更为边缘化、更不可见，从而导致更多的艾滋病新发感染。“当人们可能因为艾滋病检测结果呈阳性而失去一切，他们将不会冒险暴露其状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协调员马克说，“所以，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消除污名与歧视，在中国建立有效可行的隐私保护，以保证人们可以没有恐惧地接受检测。”
中国政府已经表明承诺，保证需要艾滋病相关服务的人群能够及时得到这些服务，并实施一系列大胆的政策标准和财政承诺。正如吴尊友教授所言：“2003年，国家提出了‘四免一关怀’的艾滋病政策，简单地说就是艾滋病的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免费母婴阻断、艾滋病孤儿免费教育。”扩大这些服务的覆盖面仍是工作重点，而检测是这一切的基本要素。人们必须先知晓其艾滋病感染状态，才能开始接受已被证实可以拯救生命的治疗服务。隐私保密是推广测试的核心要素。“不然的话，对隐私暴露的负面结果的恐惧会成为扩大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主要障碍。”社区组织中国爱之关怀的负责人托马斯蔡说，“我和我的同事们从2010年开始从事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方面的工作，主要在重庆、武汉、襄阳和南京。我们发现，已知的暴露隐私风险极大地阻碍了人们接受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意愿。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小的地方，所有人之间互相认识，流言传的飞快，就像中国谚语‘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描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只有极少的隐私暴露案例，已经足以吓跑大批处于更高风险的人群。”
优质的咨询服务令所有检测者受益
艾滋病志愿咨询检测前后全面、友好的咨询至为关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教授告诉《中国日报》：“由于广大民众对艾滋病缺乏科学的认知，社会上还广泛存在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这样的歧视也使得处于更高风险的人群不敢查明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毒。“恰当的咨询不仅能够帮助检测者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处境和选择，也能鼓励他们权衡、考虑，并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我们的工作是使客户熟悉所有可用的后续服务以及国家资源，并让他们了解尽早接受治疗的重要性。”托马斯蔡说，“但决定接下来怎么做毕竟是客户的权利，我们完全理解这往往需要时间。” 自2005年5月以来，京城彩虹健康中心开展的艾滋病检测已超过22000人次，其负责人肖冬告诉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面对面的咨询和电话咨询两种方式都具有重大价值：“客户随时来我们办公室，我们随时能为他提供咨询。同时，免费的热线咨询也能打消客户对于暴露身份的顾虑。”成都一家为男男性行为者提供服务的组织成都同乐健康咨询中心的负责人王晓冬告诉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我认为更好的艾滋病检测意味着更好的咨询服务。提供高质量的咨询不仅为更多人提供艾滋病相关常识，还能通过与不同的检测者之间耐心、有针对性的讨论减轻他们的焦虑和担忧。”
咨询不仅有助于减轻测试者的焦虑、改善后续服务，还能促进减少高危行为、鼓励告知性伴，从而加强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总体效果。咨询提供了一个加强了解和减轻顾虑的机会，也在促进积极的行为改变方面被证明是高效的。高危行为是可识别的，也可以对如何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作出指导。
公民社会组织：扩大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过程中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
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动员人们查明其艾滋病感染状态和提供从检测前的信息到后续的关怀和支持等综合服务方面担当着重要角色。他们带头为艾滋病感染者和高危人群提供服务，了解其真实需求。“中国的艾滋病社区组织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和进步。”托马斯蔡说，“然而，为了扩大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覆盖面，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宣传，让这个过程更加透明化，减少社区对其隐私受到侵犯的恐惧。”
公民社会组织也在提供研究成果和为政府部门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建议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托马斯蔡强调，社区组织与各级疾控中心之间的有效合作至关重要：“不应该有任何关卡。检测者从社区组织转到疾控中心的衔接过程越顺利，这些新确诊的感染者就能越迅速开始接受治疗。”肖冬表示，他希望社区组织能有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受到更多支持的环境：“在社区组织从事艾滋病免费快检咨询的人当然会感到疲惫，也会离开。我希望国际组织和我国政府能够为社区组织的工作人员提供全面、常规的培训，从而激励他们的热情，也增强他们的能力。这样，他们将能够为其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为了扩大艾滋病检测的覆盖面，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建议采取具体行动为艾滋病感染者和处于更高风险的人群创造一个支持性环境。首先，检测覆盖面、咨询以及后续支持应该在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下得到扩大，特别是在受影响的关键人群之间。第二，消除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和受影响的关键人群的歧视，应被视为倡导和政策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三，政府、卫生系统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加强其工作人员在艾滋病检测和咨询方面的能力，尤其应重视保密管理和咨询，让艾滋病检测者能够受到友好、专业的对待。通过努力加强对艾滋病检测的需求，我们可以抑制艾滋病毒的蔓延，并实现中国在2015年将新发感染减少25%、将艾滋病相关死亡减少30%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