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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工会职能回归

        2012年5月27日,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举行工会改选、直选工会主席。公司的员工在为投票选工会主席进行计票。经过当天的直选,一名来自一线的制造部科长当选为工会主席,而工会前任主席则在第一轮即出局。摄影/陈以怀

 

        深圳:工会归位

 

  工人民主选举工会领头人,工会真正成为工人的代表人、利益的维护者,这不是新的创举,只是还原了工会的本来面目和角色定位。

  5月27日,当新的工会主席被选举出来,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姆公司”)的工会改选立即被赋予某种耀眼的光环。

 

  今年3月,欧姆公司员工对公司的工资制度和福利待遇不满,向公司提出了加薪、提高福利待遇、调整休假机制以及重新改选工会等12条诉求。不过,劳资双方在这12项诉求上未能达成共识,700余名员工采取罢工静坐的方式表示抗议。

 

  随后,为真正体现职工意愿,在深圳市总工会的支持下,欧姆公司工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进行换届改选,把工会主席的提名权和选举权交给会员。媒体用“直选工会主席”这样的字眼给予盛赞——在过去,多是由公司或者上级部门提名候选人。

 

  然而,在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看来,真正的变革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欧姆公司的工会选举不过是轻车熟路的又一次实践。

 

        2012年5月27日,参加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工会改选的职工。摄影/陈以怀

 

  分享增长的成果

 

  2007年3月24日,当深圳盐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国际”)的承包商开始罢工的时候,很多人感到诧异。

 

  作为全世界著名的港口,盐田国际的单港集装箱吞吐量和装卸量名列全球第四位。“盐田国际是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工人的工资在同行业中处于高位,更远远高于深圳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王同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罢工在深圳时常发生,但过去大多数的罢工发生在恶意欠薪、福利待遇差的企业,说盐田国际罢工,没有人相信。

 

  即便是盐田国际的高管也从未往这方面想过。第一时间进驻罢工现场的王同信问,“承包商罢工了,你们自己的工人会不会罢工?”

 

  “不可能。我们工人的工资很高,工人队伍很稳定。”面对王同信的问题,盐田国际一位主要负责人信心满满。

 

  话音刚落没过几天,4月6日,盐田国际的工人起来罢工了。

 

  “当时是星期五,大多数罢工都选择在这个时间,可能因为管理人员都不在。三四百员工在食堂静坐,拒绝上工。”尽管并未参与到罢工中去,盐田国际第二届也是现任工会主席王东川仍然记得当时的场景。

 

        各方都很关注,盐田国际怎么了?

 

  王同信带领的12人工作组发现,“工人的要求很明确,第一,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么多年来公司欠我的,你要还给我。说起来就非常具体了,每天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加班要求计算工钱,累计起来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最令王同信吃惊的是,在罢工现场,工人打出的标语明确提出要“共建、共享”。“过去那么多的罢工中从未看到有这么明确的诉求,当时我就意识到,这绝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他与多数企业的农民工群体不同,盐田国际工人们的诉求不是维护已有的法定权益,而是不愿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要求与企业分享增长的成果,争取更大的利益。”

 

  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如盐田国际的那位高管所言,工人的工资非常高,远远高于平均工资水平。不过,工人提出的问题是,十年来工资从未涨过,而公司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按照王同信的说法,“利润呈现陡峭的增长”。相比之下,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工人实际感受到的是工资下降了。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李莹回忆说,“在2007年那个时候,提出‘共建共享’这样诉求的不多见,绝大多数,至少80%到90%的劳资矛盾仍然是工资纠纷,或者是企业欠薪逃逸。”

 

  令人吃惊的不止于此。盐田国际的工人还提出来,要建立工会。“而且是一线工人自己的工会”,王同信把这句话理解成“没有管理人员参加的工会”。

 

        建立一线工人自己的工会

 

  “很显然,这是一种民主意识、自主意识的表达。”时隔五年之后,王同信如此说。

 

  在当年提交深圳市委的调研报告中,王同信与他带队的工作组的判断是:“他们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新的阶层,衣食已经无虞,精神诉求颇多,主人翁意识开始觉醒。”

 

  尽管盐田国际对工人的管理方式相当先进,但他们还只是把工人作为企业的雇佣劳动者,由于工资较高,公司管理层习惯性认为,工人对此应该是满意的。

 

  然而这只是公司管理层的单方面想法。据了解,盐田国际当时一线工人学历都在高中和中专以上,班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大学本科和香港英语三级的水平,70%的员工是深圳户籍。

 

  “虽然员工们也很珍惜工作岗位,但他们并不接受管理者高高在上任意驱使,渴望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劳动。”王同信这样理解当时工人的罢工动机。

 

  “工人们发出的呐喊是:我们是人,不是机器。”调研报告这样描述。

 

  很显然,罢工之前很长时间,盐田国际的管理层忽视了这一点。双方在管理的方式、细节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深层次的背景则是:劳资双方所处的境地与往日大不相同了。

 

  “在深圳,在广东,在我们国家前沿、最发达的地区,它的资本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同信认为,“到这个时候,已经越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走向了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强调素质、强调技术标准,资本的稀缺性大大降低,不太缺钱了。”

 

  这种情况下,政府亦有底气对昔日强势资本说不。而这在早先,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新闻周刊》获知,早前亦有建立企业工会的动议。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企业能否依法成立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资方说,我不想成立工会,成立工会会影响我的生产,影响我的商誉。

 

  深圳某港口企业就曾说,我们不能成立工会,一成立工会船就不来了。

 

  2006年深圳甚至有一家著名的外资企业给市委书记写信,说有特殊情况,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某个项目,成立工会会有怎样难以估量的后果。

 

  如此巨大压力之下,妥协是难免的。

 

  随着“用工荒”的到来,王同信认为,对招商引资不再那么迫切,人的素质因素影响更大了。它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生意越来越难做,工人越来越“难管”。

 

  带来的结果是:资本对劳动者没有过去那么强势,资本愿意向劳动者让步,谈判的余地出现了。据此,王同信将盐田国际的罢工看成是劳资关系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不过,“当深圳市总工会工作组着手帮助盐田国际组建工会时,工人们却又对工会组织抱有普遍的怀疑,甚至质疑工会能否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深圳市总工会在给市委的调研报告中如此写道。

 

  “盐田国际的事件直指工会公信力、代表性的问题。”王同信如此判断,他将当时的情况看成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经历不少波折民主选举组建起来的工会委员会内部,一些共识逐步建立起来。他们随即向管理层提出,在每年第四季度开展集体协商,当年的奖金、第二年的工资涨幅,都被提出应当协商确定。通常的做法是,每年的11月份开始谈,经过前后五轮细致的沟通,最后将协商结果提交职工代表大会确定。

 

  在2008年年底的协商中,因为当年全球的经济危机,很多企业面临减薪和裁员的压力,盐田国际工会仍然与管理层达成第二年涨薪2%的要求。但2009年的效益却出乎意料的好,到年底协商时,对与2008年同样的涨幅,职工代表大会不干了,直接否决了协商的结果。

 

  “给我们提出的难题是,要不要另外进行一次协商,显然,这么繁琐的程序需要耗费成本。”到2010年协商的时候,工会有了经验,提前与工人和管理层作了更为细致的沟通,说明情况,当年成功实现10%的涨薪幅度。

 

  王同信认为,集体协商已经成为盐田国际职工生活的大事。通过这样的工作,盐田国际的工会已经建立起了公信力。“我敢说,它是我们最好的企业工会了。”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王同信碰到盐田国际工会主席王东川。后者跟他说,有个员工给工会提意见,“你们最近这几年没有做什么事情”。王东川问他,你这几年涨工资了没有?涨了。你这几年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没有?没有。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没有。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工会没做啥事儿。

 

  王东川说,那我恭喜你,你在这个企业按时涨工资,你从来没受过企业的刁难,没有遭受不公正待遇,这就是工会的作用。

 

  “当工会和企业持续互动,确保了企业和工人之间关系的平平稳稳,但工人不知道有工会存在,工人可以不受到任何打扰,可以很平静、快乐地工作。”王同信认为,“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工会状态。”

 

  工会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盐田国际的罢工以及工会的建立,让深圳市总工会工会自身的改革提上日程。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五年前是否建立工会还是一个问题,但今天的问题是,工会应该怎样发挥作用。”王同信发现,“如果有类似盐田国际这样的工会组织在,欠薪这类劳资矛盾就不可能发生。”

 

  但现实的情况是,李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深圳市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集体劳动争议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重大的集体劳动争议时有发生。”

 

  劳动争议案件多发说明一个问题:已有的企业工会中,很多还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出现新的情况。2011年12月初,海量公司发生集体罢工,与五年前盐田国际罢工工人要求“共建共享”“建立工会”不一样,这一次是因为涉及到公司股权的转让。

 

  “按照现有法律法规,股权转让如果不影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用人单位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李莹认为,从法律上来讲,股权转让并无问题。

 

  李莹认为,“工人们担心的是,这种股权转让,不可避免地会对劳动关系产生影响。新的股东进来一定会对整个生产经营,甚至经营策略产生很大的影响。工人担心自己的权益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这种担心累积起来,却没有很好的沟通渠道,最终爆发出一场持续22天的罢工事件。而在此之前受“康百联盟”影响的百事公司员工,通过企业工会的有效沟通,成功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企业生产经营也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因此,深圳市总工会启动一项重要工作:对2012年到期换届的163家千人以上企业工会,严格落实工会法、工会章程的要求,按照“民主选举、规范运作、向职工负责”的思路,进行换届,最显著的改变就是,把建立企业工会的主导权交给工人,工会要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在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以前,工会的同志经常说,我们要处在调处劳资矛盾的第一线。工会似乎成了第三方组织。而实际上,你根本不是一个调解者,工会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工会跟工人本身就是一方。”王同信认为,只有这样,工会才算回归他本来的面目。

 

  他的理由是,“如果工会把工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劳资之间相互力量的平衡。只要这个平衡的力量存在,资方做事情就会顾虑到工人,不会无所顾忌,不会肆意妄为,结果就是矛盾的减少。”

 

  恢复“工会本来的面目”这个思路亦得到广东省委高层的认可。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对理光公司工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给予了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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