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加衣”源于微博，在媒体、爱心人士、民间慈善组织的推动下，爱心如潮水般从全国各地涌向云南、贵州等最需要帮助的地区。这无疑是“微公益”的典型案例，目前，活动还在高潮迭起。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云南的志愿者团队已经坚持20多天。爱心慈善缺平台、志愿者组织缺管理、官民组织缺“统一”……云南慈善现状，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益活动的发展和推动。“对官方慈善缺信任，但又感觉个人的力量有限”，这种矛盾让志愿者组织觉得纠结的同时，大型公益活动执行的持久性和辐射面都要打上问号，民间慈善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高调”或“低调”的选择
付颖是“衣加衣”活动云南站志愿者的组织者，但接受采访时，付颖一直推辞：“不要采访我，采访这些真正做事的人。”付颖拉过来EMS送货员。“EMS不但给了‘衣加衣’无法想象的优惠，还派了这位送货员和车，专门负责‘衣加衣’活动衣服的运送。送货员不仅送货，还帮了很多忙。”付颖和其他志愿者都很感谢。但是，送货员腼腆地笑着，什么都没有说。
周俊就是“衣加衣”活动中一个真正干活的人，整理、打包……他说，助人为乐，自己不是上帝，不需要高调，能够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就够了。“低调不炫耀就是慈善。”没有任何宣传的低调，是“衣加衣”活动，也是云南的慈善事业努力去做，但又无法完全做到的。没有机构化管理的社会志愿者团队，很多时候在依靠大学生志愿者，而近段时间学校在考试，志愿者很难召集。活动期间，云南站每天都在为招募志愿者着急。
从甘肃到云南，从援建的希望小学到还是土坯房的村小，数以万计的孩子在这个冬季收到了他们缺乏的衣物，暂缓了严寒侵袭的脚步。而在“衣加衣”内部，也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年‘衣加衣’的收衣告一段落，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将衣服发放出去。今后‘衣加衣’应该如何常态化？经费怎么解决？志愿者如何培养？监管如何更加规范？这些问题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衣加衣官方微博上如是说。
在衣加衣内部掌握话语权的人之间，同样存在着观念上的冲突，其中以慈善公益需要“高调”还是“低调”之争最为明显。“衣加衣”深圳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承认：“很反感用官方的方式做慈善，不喜欢大张旗鼓，只想踏踏实实做事。”因为他担心挂上炒作的名义会影响到爱心人士的爱心。在衣物送达的某所小学，他对学校的“太当回事”显得极为不满，以至于最后自己也后悔“把校长说得太没面子了”，甚至对于媒体的跟踪报道，他也颇有微词。
不仅仅是志愿者的招募，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市民马成不知道冬衣要捐到哪里，甚至不知道有捐赠冬衣的活动，可以将他的冬衣送出去。所以，杨海龙并不排斥做事高调的志愿者。2005年开始在红十字会云南分会工作，杨海龙接触的志愿者中，有喜欢做台面上的事的人，也有很多光鲜的人物，做什么事都要炒作，杨海龙不会因为炒作而将他们从团队中剔除。“其实他们也把整个活动带动着炒出去了。”杨海龙说。
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志愿者招募不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公众对志愿者认识不够，不理解志愿者的工作。“当你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做事的时候，经常不被接受。”对慈善活动的宣传，也是让公众知道有慈善活动在进行，让公众认识、了解公益事业，接受志愿者。
坚持高调的志愿者更愿意这样认为，慈善公益应该是“陈光标式”的高调：“既然我们做了好事，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呢？别人不知道又怎么可能加入到其中？”前期到达云南的一位基层负责人称，必要的“炒作”并不是件坏事，起码在目前来说是公益活动所需要的。
慈善的过度解读
在所谓高调“炒作”面前，简单的公益活动也会被解读出多种意义。新闻的迅速扩散，在让更多人参与活动的同时，诸多的骂声也让地方政府背负了不小的压力，评论中诸如“地方政府干什么吃去了”之类的质疑并不少见。尽管在地方政府看来，山区的教育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新闻受众对家庭贫困、交通不便、支持不力的“过度解读”让他们坐如针毡。
“事实上，当你看到‘因为没有，所以习惯了’这样的字句时，下一个问题肯定会在你心里冒出来：‘为什么没有？’”看到先前的报道后，一位当地老师如是说。
在云南受捐赠的某所乡级小学，随行记者曾有意报道一位长期坚守村小学的残疾人教师。这位杨姓老师只有一条腿，小学文化，却一直在学校里，用一根木棍支撑着身体教一、二年级的孩子读书认字。作为代课老师，他的月工资只有300元，也没有任何残疾人补助。随后的几天，乡小学的老师找到了记者，吞吞吐吐地告诉记者：“这事闹得太大，上面在查。”并恳请暂缓报道。这样的情况，让记者始料未及。
同样感到疑惑的也有到实地送衣的志愿者，“为什么这里会这么穷”之类的问题不停地出现。他们心里也明白“衣加衣”只能解一时之急，却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
昭通永善县的燕子岩小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生源不足、条件艰苦，没有教师。三年前集中办学后撤销了这所小学，村里的孩子便只有走路到云荞村小学去上学，每天往返时间要3到4个小时。进入冬季，大雪覆盖的山路让成年人走起来都觉得危险，孩子更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踏上求学路，有的只能辍学在家。虽然今年燕子岩小学出现了一位不拿工资自发教孩子的老师——杨世国，但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山区都出现这样的教师，而这也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但是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孩子们在寒冷的时候，能穿上足够的冬衣。”一位20岁的志愿者说。顿了顿，她有些黯然：“只能这样了。”
“官路”VS“民路”
低调也好，高调也罢，不管坚持何种公益行事方式，在慈善活动中云南民间团队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都不愿意与官方机构合作。他们提到更多的不是郭美美系列事件后对官方机构的不信任，而是官方机构的程序。“走很多程序，请示汇报完了，人都可能冻死、饿死了。”周俊说得有些极端，但也确实发生了“‘大肚女孩’辞世月余红会募捐款还未送到”的事。产生各种中间环节是民间组织一直尽量避免的。
但是，政府也期待民间机构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云南慈善总会秘书长李勇一直强调：在慈善事业中，政府才应该是大头，民间组织只是拾遗补缺。在李勇看来，政府部门是权威，大面上的工作一定要由权威部门出来才有分量。那么，有没有这种覆盖慈善事业面的政府部门呢？李勇说，他接触的“这样的”政府部门是统计局、审计局等单位：“只能找这些单位。”
政府部门的协调作用不仅仅在于建个网站、作个统计，杨海龙认为，政府的功能更重要的在于对慈善资源的整合。在“衣加衣”活动中，志愿者郭秀全和杨海龙之间，凭着私人关系，也在协调调用志愿者。杨海龙说，组织间是需要相互帮忙的，“个人的努力是没用的”，这个补充性的合作需要官方的整合。而在几年的慈善工作中，杨海龙没有见过政府部门出面协调慈善组织间的合作。
未来之路
官方支持不可缺少
黄刚目前是上海志愿者团队的顾问，做了10年的志愿者，他认为志愿者团队是否属于官方并不重要，但志愿者团队要想走得稳走得远，官方的支持不可或缺。
2001年，通过红十字会的无偿献血，黄刚第一次接触到慈善活动的志愿者。“那时整个社会的慈善氛围还不是很好，一个志愿者团队仅有两三个人。”黄刚说。随着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等各种主题的慈善活动，黄刚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慈善，也目睹了志愿者队伍逐渐壮大。“志愿者都是兼职的。”黄刚说，“现在上海仅一个区就有近300名志愿者，这些人大多是企业的白领或普通员工，甚至连团队负责人也是业余的，但这个团队仍是红十字会下的一个小团队。”
可以说，黄刚所在的志愿者团队从一开始就与官方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大型团队的志愿者，因红十字会的活动而结缘，因共同的慈善行为而相聚、壮大，无论怎样发展，都属于红十字会的下属团体。在黄刚看来，这样的组织方式，对开展慈善活动十分有利，志愿者们可以同时开展主动和被动两种慈善活动。一些小型的慈善活动，如给贫困山区的学校捐文具等，志愿者们可以通过志愿者论坛、QQ群，自发组织，自行开展，而一些大型的慈善活动，则可通过红十字会进行组织、协调。黄刚举例道：“进大学做慈善活动或宣传是志愿者团队的常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只需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一个总结，将活动次数等内容汇报给红十字会就行。如果要开展大型的活动，则会提前向红十字会汇报，获得认可后则可争取到官方的支持及宣传。”对慈善活动来说，能扩大影响力，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动中来，以帮助人为目的，就不需要在乎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黄刚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志愿者团队要尽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
“深圳的志愿者团体也都是挂靠政府。”深圳志愿者高敏说，虽然各个志愿者团队内部的管理模式、慈善层次不同，但大多是以政府单位为依托，有的依靠红十字会，有的则依靠共青团。
和黄刚的看法不同，九江志愿者史丽娟则认为，依靠官方，有利有弊。虽然志愿者都是来自民间，团队领导者也是普通老百姓，但史丽娟在说完志愿者团队是纯民间组织后，仍补充了一句：“团队依靠红会。”对大型志愿者团队都依靠红会，史丽娟认为，好的方面是志愿者组织开展活动、志愿者团队的壮大有了一定的支持，而不利的则是可能导致志愿者开展活动时缩手缩脚：“比如一些大型活动，官方的考虑可能会比较多，这反而会使活动无法顺利开展。”
志愿者没有工资，志愿者们都是兼职，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组织是松散的，甚至是无法管理的。但从上海、深圳、北京等志愿者团队相对壮大的地区来看，志愿者团队内部也需要管理。
在北京，志愿者团队的管理从招募志愿者之时开始。志愿者团队人员流动性大，这是令很多志愿者团队领导者最头痛的一个问题。而这在北京志愿者吕建华看来，是一件完全可以解决的事。只要在源头上加以控制，人员的流动性就不会这么大。吕建华说，在招募志愿者时，他们就会对前来“应聘”的志愿者进行筛选，如果志愿者对团队的理念、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不认同，第一关就会将“应聘志愿者”淘汰。对刚加入志愿者团队的新人，也会有一年的“考核期”，如果考核不合格，就会被“淘汰”出志愿者团队。除了招募志愿者要规范，吕建华认为，志愿者的组织架构也要规范。吕建华所在的志愿者团队实行会员代表大会制，设有日常的理事会，团队内下设6个部门负责管理各项事务。理事会每月召开例会，对志愿者工作、慈善活动进行汇报及安排，并在每年开年会时向会员公布工作报告、来年的工作计划。理事会会员由志愿者选举产生，同样有考核期，考核期不合格，则自动“下岗”。
在上海，志愿者团队的管理则从对新志愿者的培训开始。黄刚说，对新加入的志愿者，团队都会进行统一的培训，包括基础培训、提高培训、礼仪培训等多项内容。志愿者团队按区划分，通常针对哪个区的活动，就由该区自愿者团队自行组织开展。有活动时，团队领导者通过QQ群或论坛告知志愿者，对活动感兴趣的志愿者就会自行参加。
高敏说，深圳的志愿者团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圳模式，大多是以“会长+协调员”的方式进行管理。会长是团队的主管，协调员则负责活动的组织、宣传、联系等工作，大多是专职从事志愿者团队工作。虽然志愿者都是自发参加组织活动，团队不会强求志愿者们必须参加，大家都比较自由，但高敏称志愿者团队也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团体组织比较规范，大家都会自觉遵守。
“活力是团队存活的重要标志”
“活动的持续性是评价一个志愿者团队好坏的重要标准。”史丽娟说，能够持续地开展活动，这是证明一个团队存活、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提到如何保持团队活力、能具有持续的凝聚力时，史丽娟直接地回答道：“需要有很多持续的活动。”通过持续地开展活动，团队一方面可以将队员凝聚在一起，使大家做好事的热情不减，同时在活动时还可以吸纳新的人员加入，扩大团队的影响力。史丽娟说，因为做的活动多了，她所在的团队和当地媒体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遇到大型活动时，媒体不仅会帮忙协调各方，还作大量的报道，这样再次扩大了团队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活动，加入到活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