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记者再次见到坤叔时，恰逢他以前资助过、如今在东莞打工的凤凰女孩龙平凤回来探望。坤叔有点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是我最早帮的一批孩子，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坤叔，是人们对66岁张坤的尊称。他所带领的公益团队助学23年，资助学生数千，但因为各种理由，曾被注册部门拒之门外。
直到去年9月29日，南方日报一篇《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的报道带来转机。接踵而至的省委书记批示、有关部门国庆假期加班、助学团队转正……坤叔多次用“幸运”来注解这段经历。
近半年过去，从草根组织转身成“正规军”，坤叔多年夙愿达成的同时，开启了广东社会管理创新改革的新篇章。
但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坤叔坦言，“转正后并没有开展更多的善行。”“下一步怎样走，真的很迷茫。”坤叔苦笑。
坤叔说——
◎想对得起社会的期待，对得起转正的结果，但最好有具体指导文件明确，我们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如果接受社会捐赠，是不是就一定要听命于人，如果要违背我们20多年的做法，那么我宁愿维持现状
监管者说——
◎在先行先试和依法办事之间，我们的确希望能依法行政，有例可循
◎培育扶持和规范管理缺一不可，不能偏颇，这才是对社会负责
转正篇七年六挫坤叔注册走进死胡同
东莞市天海大厦的外墙已经有点旧，一楼接待客人的木沙发缩在一角，空荡荡的大堂显不出曾经“踏破门槛”的热闹。倒是大厦门楣上挂着的“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千分一”)的牌子澄澄发亮。
1988年，做建材的东莞民营企业家坤叔，在帮女儿回复歌迷信件时，发现了贫困学生的求助，并由此开始了一场“收不住”的自发助学之旅。1999年，坤叔投资的最后一单生意——天海大厦建成，关掉了建材生意的他，把房地产开发的生意也摘掉，这座大厦为他的商人身份画上了句号，继而开启了他的专业助学路。
坤叔每月花10元租金，租回天海大厦二楼的一个110多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千分一”的办公室，也是助学者和被助学者的联络站。大厦的其他收入成了贫苦孩子的糖果、衣服，还有去探望孩子的各种车水杂费，“我自己一个月就花500元”。
“我们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也可以借住在这里。”20岁的龙平凤是坤叔早期资助的孩子之一，当年在凤凰山江镇读小学三年级，直到去年在东莞联合技工学校毕业后，在一家茶馆找到一份茶艺生的工作，坤叔对她的正式资助才结束，但有困难的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找他。
龙平凤是近4000名被坤叔救助的贫苦孩子中的一员。
20多年助学以来，从个人慢慢发展到团队，坤叔及其团队尽管在民间赢得了无数口碑，但在官方话语中却始终默默无闻。
由于团队没有合法身份，自发形成的“千分一”公益理念只能口口相传，“每次团队核心成员聚会讨论时都不敢超过20人”。
“2000年，团中央要给我们颁奖，临时想了个名叫‘坤叔助学团队’，当时确实有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坤叔说，“更重要的是我年纪大了，没有一个机构，我怕一些事情将来慢慢就淡了、丢了。”
于是，2005年起，坤叔开始向东莞民政部门申请组织的身份认证。当时的情况是，像助学团队这样的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必须先找到一个主管单位，才能向有关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关工委、教育局、残联、妇联、团委、政协、个体协会……找过多少部门“婆家”，他自己都不太记得，就记着几乎如出一辙的答复：我们管不着你。
“当时我已经灰心了，注册不注册没有关系了，但大家还是鼓动我再试试。”2011年8月5日，东莞出台社会组织登记新政，不仅无须挂靠主管单位，民办非企业类组织的注册资金门槛更是从最初的3万元降到了1万元。
8月9日，坤叔抱着一堆登记资料来到东莞民间组织管理局，与局长利伟中探讨注册事宜。坤叔欲取名“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这个名称寄托了一个美好的愿景：如果每个人都拿出自己收入的千分之一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全世界没有哪个人得不到帮助。
这是一场愉快的会面，双方都以为“松绑”后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然而，几天后，坤叔被告知，因登记机关认为“千分一”有可能会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等，违背了慈善自愿的原则，不能用。
申请7年的第六次“闭门羹”，坤叔公益团队“转正”之路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谁料，2011年9月29日，省委书记汪洋在《南方日报》刊发《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一文上做出批示“很为坤叔的公益团队愤愤不平”，要求立即派工作组到东莞，解决“千分一”登记问题。
“7年争取，一个多钟头就搞定了。”10月1日下午，一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批准通知书》放到了坤叔的面前，“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注册成功，坤叔感觉“有点晕”。
“你们同意了，我们很感激！”当晚6时，坤叔在微博发布了团队在惊喜中获“转正”的消息。这一刻，距他开始助学过去了整整23年。
名分篇 正式挂牌是否接受捐赠很纠结
2011年12月1日，坤叔助学团队“转正”终于手续备齐，“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在天海大厦正式挂牌。
“我们做了20多年‘乌合之众’，突然有了‘名分’，反倒有点不适应。”坤叔说，转正后的第一个月，每天都有记者来找他，最多的一天要接待3拨不同地方来的媒体。
“别人可能认为我们比较多波折，又比较戏剧化，事实上我也不觉得什么，就是比较幸运而已。”话虽这样说，但“名噪一时”的轰动还是带来了鲶鱼效应。
坤叔说，有了合法身份后至今，“千分一”团队又从湖南凤凰、江西寻乌领回了400多名贫困学生的资料，并将孩子们的资料挂在网站上。
“以前我们不敢多领，怕不能成功认助，辜负了别人。”他说，经媒体曝光后，很多善心人也来找到他，“过去平均两至三天才成功认助1名孩子，现在每天约能认助3名孩子”。
这个速度，坤叔感觉有点“到顶了”。
“逐一核实、登记资料、放到网上，我们运作一名孩子的资料起码要花3个小时”，坤叔说，由于团队里只有他是专职助学，大量的基础工作都是他本人完成，“到最后找到人认助这名孩子，把双方成功搭上线形成对子，大约需要5天”。
今年3月初，一位来自深圳松岗的文女士想认助1名学生，但她对坤叔助学团队的操作完全陌生，所以有许多问题咨询，什么时候可以一道随行、买些什么给孩子、怎样过账、钱经不经过“千分一”的账户等等，问得特别细。
“我和她在QQ上聊了3个晚上，每晚都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她才认助了凤凰1名四年级小学生。”坤叔说，但令他高兴的是，成功牵手一个孩子后，文女士马上就发动了她的6个朋友，再认助了16名学生，“也不问问题了”。
半年下来，坤叔逐渐习惯了这样的工作强度。
不仅网上咨询的人多了，还有很多人经过天海大厦，看到“千分一”的牌子就直接走上二楼找坤叔。“有的捐钱，让我们帮忙买些文具用品，有的捐些旧衣服，让我们帮忙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更有一些团队想把坤叔拉进去，壮大声势。“有个叫民间致富QQ群的，开群两三天就喊我进去。”坤叔说，他第一天入群就有几个人提出来，说“千分一”现在注册了，有实力了，要给任务，一个月内资助多少学生。
“简直是荒唐！”坤叔说，他有点理解为什么政府管理部门要对社会慈善组织登记仔细核对了，“真的是龙蛇混杂，有些组织理事长月薪三四万元，有的居然还摊派任务，很难令人信服。”
最令坤叔纠结的是，随着身份合法化，很多人赋予了“千分一”更大的期望，但“千分一”本身却有点力不从心。
“差不多半年过去，我们没有很大的新进展，反倒压力大了。”坤叔告诉记者，他把以往团队中的核心成员组成了一个理事会，参与决定今后“千分一”的事务讨论。
这个由21人组成的理事会已经开了两次会，讨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是否应该接受社会捐款”。每一次，赞成或反对的人都差不多对半开。
“如果想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确实需要社会捐赠，因为目前的管理费用已经很庞大，每年都需要20万元至50万元左右。”坤叔说，比如探望一次孩子，我们给每个孩子买3斤糖果，大约30元，现在有差不多1900名孩子，单是这笔开支都要五六万元，“这些目前都是我们理事自己掏腰包，如果不接受社会捐款，确实很难再扩大。如果要扩大受助范围，就得请专职的工作人员，否则我的身体撑不了多久。”
然而，一个曾经撕开过的社会捐赠的口子却让坤叔团队“十分难受”：一名社会人士曾捐赠3万多元，支持坤叔助学行为，但其听说坤叔去看小孩要买糖果、御寒衣服，就不客气地指出“钱要用在刀刃上”。
“捐赠人说，捐出去的钱只能是给孩子读书用，不能涉及管理费、礼物费等等其他费用。我一听，就气得想跳起来打人！”坤叔说，这些花费虽然非学杂费，但却是我们希望孩子幸福所必须的。
“如果接受了社会捐赠，是不是就一定要听命于人，如果要违背我们20多年的做法，那么我宁愿维持现状。”坤叔倔强地说。
新困篇 指引缺失培育和管理缺一不可
坤叔说，转正后的近半年，“千分一”并没有更多的作为。
“我一直在想，除了维持现在的助学，还能做什么。”坤叔坦承社会捐赠所带来的风波令他情绪受到影响，面对一些求助，“千分一”没有资金，没有能力解决，但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放开社会捐赠的口子。
“一个慈善团体所接受社会捐赠的费用怎样用才算合规、合法，或者社会捐赠的比例多大时须听从社会捐赠者的意愿，甚至社会捐赠者在捐赠物资时是否已经承认了委托等等，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例可循。”
坤叔说，目前仍在团队中参与实质助学的有900人，专职做基础事务工作的只有他1人，“这显然不够，但下一步该怎样走，真的很迷茫”。
“想对得起社会的期待，对得起转正的结果，但没有办法，最好有具体指导文件明确我们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坤叔盼望着。
在坤叔团队“转正”前，广东已经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社会建设文件，还成立了高规格省社工委。去年7月中，省委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大力发展有“稳定器”之称的社会组织。
不过，在政策、组织架构上取得突破后，实际运作中政府部门的老观念仍是“拦路虎”。
“之前，我们比较谨慎，思想不够解放，想渐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不敢一下子把步子迈得太大。”上周，利伟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坤叔事件后，一下子就把思想包袱放下了，社会公益热情也得到了释放”。
据其介绍，“坤叔事件”后，东莞又有近10家社会组织提出了转正申请，更多的社会组织也开始咨询登记政策。而在审批时间上，东莞市民间管理局也给予了最快速度，自闭症儿母亲罗女士申请的“东莞孤独症患儿家长互助中心”的审批仅用了4个工作日。
“有近40家是坤叔事件后冒出的。”利伟中说，政策松绑至今，东莞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有60家，其中已登记成立的有44家，已通过名称核准的有16家。
“没有压力是假的”，坤叔事件后，利伟中感觉“自己只是个小学生”，需要边实践、边摸索、边学习。
由于目前可援引的有关法律条例只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广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的相关政策，但具体的工作指引却仍然空白。于是，降低门槛后的严管尺度如何拿捏，考验着监管者的智慧。
“社会组织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规范管理、使其有序发展至关重要。”利伟中说，目前，该局已接到群众的投诉，称个别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运作上不规范。“登记时是无偿为失业者找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收取了费用，相当于一个职业中介。我们已经给予其警告。”
利伟中坦言，半年来他最操心的是怎样制订监督的措施，提高监督的能力和水平。“在先行先试和依法办事之间，我的确希望能依法行政，有例可循。”
去年11月底，广东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再次推出新规定，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方案明确，从今年7月1日起，申请成立社会组织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
包括坤叔、利伟中在内，许多人认为，广东社会组织改革的主要方向已经清晰可辨，而“政府不止为社会组织松绑，更要为社会组织插上翅膀”，也成为更多人的新期盼。
“培育扶持和规范管理缺一不可，不能偏颇，这才是对社会负责。”利伟中说。
编辑：蔡娟 实习生 伍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