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山田茂老人到南非的阿曼达妈妈，再到一元钱关爱行动，个体强大的榜样力量和精神激励，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激发了无数市民的公益动力。这是一种榜样的示范效应，更是一种媒体的放大和集聚效应，当一种善的力量被广泛扩散时，它就像蒲公英一样会在更多陌生人的内心扎根，也会像动人的音乐获得人性深处的共鸣。
其实，自古以来，这样的现象一直生生不息，无论是传说中乐善好施的济公、行侠仗义的游侠剑客，还是明代广做慈善的东林党人、清代卖艺乞讨筹资助学的武训，直至当下许多扶弱助困的普通人，任凭世态如何炎凉、世事如何变迁，总有无数人的内心生长和绽放着善与爱之花，我们把它们称之为良心。
在人们用普遍赞誉和追捧的逻辑思考看待这些人性之美时，也不妨逆向思考一下：一个社会永远无法实现个人境遇的完全平等，再完美的社会也有一些不幸的人沉没在社会的底层，靠游侠、靠武训、靠白芳礼、靠陈贤妹、靠媒体、靠微博，这种事后的偶发式、散沙式救助，是一种被动式帮助，理论上不可能编织出一道密不透风的网络，最大程度地救助所有需要救助的人。所以，我们目睹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大爱故事接踵上演，却又很快看到新的悲惨故事层出不穷，嗷嗷待哺。在实现社会公益、慈善、救助最大化的理想感召下，孤立的个体、媒体乃至有限的组织，无法在社会这个最广阔的空间里达到理想目标。
固然可以将这个希望寄托在强大的政府公共关照上，不过，同样会遇到诸多障碍：公共资源的有限、公益慈善的相对不专业、可能存在的官僚主义、人力精力的限制——它们使得一个必须束缚住权力越界的政府，在无边无际的社会大海中，没有办法全面地关照到所有不幸的人。在散沙状的公民、有限的政府之外，还需要一个充分发展、足够发达的力量来进行社会问题的自我修补与救助，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
公民社会内涵极其丰富，仅仅从公益大爱的角度出发，公民社会就是为各类爱的组织积极松绑、降低门槛、依法保护，让散沙状的公民个体在爱与善的感召下，从一滴水变成一桶水、一缸水、一池水，浇灌枯黄的植被。这样的组织团体一旦从“一木为树”到“两木为林”再到“三木为森”，就会像无处不在的空气，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哪怕你是深山老林里老无所养的翁妪，哪怕你是涵洞阴沟里住无所居的流浪汉，哪怕你是被孤独和恐惧袭身的孤儿弃儿，哪怕你是被苦难和不幸击打到绝望的边缘人，都会有不同的救助团体以集体的力量送来温暖。
我们为印度的特蕾莎嬷嬷感动，她用瘦弱单薄的身躯数年如一日，为麻风病人、将死之人送去人的尊严，人性的力量跨越地域民族，告诉世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暴力武力强力，而是坚守良心、守护人性；我们也为蹬三轮的已故老人白芳礼、捡破烂的老妪陈贤妹所震撼，打动我们的是那种对最朴素的常识与善良的自然践行。但他们从来不应仅仅作为膜拜的对象和景仰的楷模存在，无论公权还是大众，最需要的是为这种精神找一个强大的出口、为良心之种开辟一片广阔沃土，用社会制度把他们的精神固化、放大和传承。
应该有更多的地方像广东一样，为爱与善的民间团体扫清制度的桎梏，去掉计划经济时期捆绑在民间社会组织身上的大大小小包袱，让它们自由生长、轻松上阵；应该有更多的地方积极推进社会改革，从历史中寻找改革的动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借鉴适合的公共政策，从公民的开放讨论中聆听进步的呼声，让越来越多的人凝结成团，用抱团取暖的力量去温暖角落、边缘所有需要帮助的弱者。一旦公民社会足够成熟，第一，它可以轻易破解社会救助的需求与社会爱心的释放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用所有人帮助所有人的模式实现供需平衡；第二，它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公益慈善的社会成本，凝聚民间的力量聚沙成塔，避免爱心成为一种负担；第三，它能够修复社会的道德、扭转颓废的风气、砥砺人性的良知，善与爱是人之常情，文明社会与生俱来，助人的现象在公共社会具有传染性、效仿性，其间蕴含的道德良知同样也会随着行为的传播和扩散，进而消解社会戾气、仇恨，凝聚不同阶层民众的共识，催生全民向好向善的希望。
如果把对弱者的关怀、对不幸者的帮扶事业看做一辆载着孩子与希望的校车，那么当下这辆车并没有总行驶在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很多时候还在崎岖的山林地上逶迤，而公民社会就好比车子最坚固的底盘、最坚硬的车体，无论车子如何颠簸起伏或腾转挪移，它都能保障把每个孩子安全、平安、顺利地送到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