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公益圈里的朋友给王行娟打电话。问她：“你们红枫的问题，解决了吗？”
八年前，福特基金会开始资助红枫中心妇女热线，每年10万美金。今年，福特基金会改变了资助计划，缩减对红枫这样的草根NGO资助，红枫又要开始为钱发愁了。
王行娟1988年创办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今年八十三岁的她还在奔波，“我要给红枫找钱，找出路。”
王行娟很无奈，红枫中心为社会服务了二十三年，她却总是忧心：如果身份的问题不解决，资金的缺口跟不上，红枫还能走多久？
喝洋奶的尴尬
现在，红枫中心的账上还在等待三笔境外资助：2010年福特基金会拨给的10万美金；雅芳125周年庆典时捐赠的用以支持反对家庭暴力项目的6万美金；全球妇女基金会资助反对性伤害项目的2万美金。
这些钱就在银行里，因为政策调整，现在取不出来。
2010年3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实行《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这个规定出台之后，福特基金会捐赠的10万美金被打回了美国。红枫中心收到通知，这笔钱要重新审批。
红枫中心想要拿到资助，需要出示经过有民政部门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公证的捐赠协议，协议中需要列明资金用途。同时，资金还要通过有外汇账号的机构收取，最后再转给红枫中心。
对于草根NGO来说，办齐这些手续并不容易。
王行娟找到了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民促会有民政部登记的身份，又有外汇账号，正是红枫中心需要的。
于是，红枫中心成为了民促会的会员单位，暂时解决了资金流程的问题。
从去年开始，不少没有民政部门登记身份的公益组织都遇到了和红枫同样的问题。
“很多组织的资助直接被退回。重新出示证明的审批非常严格。”黄浩明说，“红枫中心至今接受了近八十万美元的境外资金捐赠。境外资金一直是草根NGO的主要资金来源。新的规定会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去年，王行娟辞去了红枫中心的日常工作。她说自己的年龄大了，身体不比当初，公益的大环境也让她心累了。在一次女企业家会议上，王行娟一眼看中了既懂经营又活跃于公益事业的姚越。
刚刚接手红枫中心的姚越，最直接地感受到境外资助带来的难处和尴尬。
姚越心里明白，草根NGO接受境外基金会的资助，有关部门是不放心的。这也是红枫中心多年来一直拿不到注册身份的主要原因之一。
姚越说：“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境外的资助。我们尝试了通过国内的公益机构寻求帮助，但毕竟国内刚刚开始有意识，而普遍的大环境又是对公益慈善的不信任。国内企业觉得慈善不可靠，想找到资金很难，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继续喝洋奶。”
今年年底，银行里的三笔境外资金就应该完成审批了。
王行娟说：“真的等了很久了，这些钱可以支持明年上半年红枫中心热线和项目的运作。”
红枫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王行娟觉得资金的问题没有那么乐观。她思考福特基金会停止对红枫资助的原因，“今后，拿到境外资助不会那么容易了。”
福特基金会改变了资助计划，在中国的办事处缩减了四分之三的规模。王行娟了解到他们把资金和人力转移到了非洲和南美洲。
“很多境外基金会这几年都做出了缩减中国资助项目的调整。中国公益事业给他们的印象是，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王行娟列举了这两年政府出台支持公益组织的政策，比如放宽民间公益组织落地的要求，十几个小时办理民间非营利机构的注册身份，政府提供大量的项目购买计划。
“境外基金会觉得我们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二十三年，我们红枫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的资助。”
想要一个认可
二十三年，王行娟说自己的头发从黑的变灰白，最后一片雪白。这期间，红枫中心所有的困难、危机和发展她都经历过。
如今，三条热线每天爆满，不断有人上门要求与优秀的公益项目合作，红枫的著作和报告成为心理学教材。在公益圈子里的资源和口碑，不止一次地在最关键的时刻帮红枫中心渡过难关。
王行娟说：“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红枫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注册。”
王行娟口中的注册是指在民政部门注册民间非营利机构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几乎是所有草根NGO梦寐以求的。然而，红枫中心现在的身份却是工商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免税资格，也很难申请到政府购买项目。
工商部门注册的公益组织这个身份，对于红枫中心来说，有太多无奈。
回溯到1995年，北京召开了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
那时候，红枫中心还叫妇女研究所，作为唯一一家没有中国部委领导的草根组织参加了这次大会。一时间，外国媒体蜂拥报道，当时与会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带着她的团队参观妇女所。
王行娟没想到，声誉却捅了个大娄子。有关部门层层上报，甚至惊动了高层领导人。公安局也派人来调查，王行娟是什么人，为什么美国人要去参观妇女所。
上级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割断了跟妇女所的联系。王行娟不得不给自己的组织改名字。红枫诞生了，也成为了中国NGO组织走工商注册的第一人。
在当时，民间组织还是绝对的新生事物。
王行娟说，之后三年，红枫中心处境艰难，她本人也是如此。王行娟只能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申诉，她想：“对于新生事物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做的是对国家有益的事，只要国家了解我做的是什么，这个误会是会消除的。”
红枫中心的员工习惯把这件事情称作“历史原因”。项目总监吴群芳说：“这个历史原因到现在还是会有影响，政府不愿意给我们身份，我们也拿不到政府购买的项目。”
今年，红枫中心通过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申请了两个政府购买项目。一个是关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牵手两代共成长”项目，一个是“妇女之家”的热线项目。
申请项目的报告已经上交了大半年，红枫中心没有收到一点回复。吴群芳打电话给首慈联的朋友，得到的答复是：还没下通知，你们别抱太大希望。
吴群芳说：“以红枫现在的经验和资源，做这样的项目绰绰有余。但是因为没有身份，我们申请政府购买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
在官办公益组织工作的朋友宽慰王行娟，有个婆婆真不好，东管头西管脚，什么都要管，工作也不好开展。
有人管的公益组织也不好干？
王行娟说：“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子，全力以赴，结果得不到一个支持。我们所有人在想，如果有政府支持是不是就没那么困难。我们只想要一个认可，注册下来。这样能做更多的事情，发挥更大的作用。”
红枫中心每年能接六百多个电话，但是其实打进的电话要超过三千个。由于资金不足，他们没有能力开设更多的线路，只能放弃这些电话。政府购买项目可以帮助红枫开通更多条热线提供资金支持。这才是红枫渴望身份的原因。
今年7月，民政部传来了NGO的好消息：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
得知通知以后，红枫中心把所有的材料又提交了民政部，现在还是要等消息。吴群芳说：“红枫中心也向妇联交过材料，没办法落地，我们希望通过枢纽型机构实现挂靠，目前还是石沉大海。”
虽然知道这一等又不知道是多少年，但红枫中心所有的员工都对政府的认可抱有希望。
草根的困惑
红枫中心的员工对自己草根NGO的身份更多的是自豪。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毕业的胡蘋选择毕业后在红枫中心就业。
胡蘋说：“在香港、台湾，有大量的草根NGO。不少草根组织很专业，甚至更能发挥公益的作用，政府购买草根的服务，扶持他们的生存。在台湾，草根NGO可以申请到50%到60%费用支持。”
之前在红枫中心实习，让胡蘋看到了公益组织的专业和激情。毕业之后，她放弃了高薪和稳定的工作，决定留下做全职员工。
她的决定让身边的朋友不理解，一个草根NGO能给她怎样的发展？
现在，胡蘋每月拿到两千多一点的工资，要分析处理大量的数字。她说：“红枫是做研究出身的，需要我做这样的工作，这样红枫才能保证它的专业性。至于工资的问题，我不会考虑太多。”
但这个问题，今年35岁的杨波却不得不考虑。
杨波是姚越的助理，在红枫中心是副主任级别，工资每月三千多。
杨波无奈，“这些钱都不够还房贷。”为了支撑自己继续在红枫中心工作，杨波不得不利用心理学专业积累的知识在外讲课。“做草根NGO的大多数人，都是不能不做大量的工作，来供养这份公益事业。”
姚越同样为此困惑，自从杨波开始在外授课，她就感觉到工作上的掣肘。因为很多次，红枫中心需要杨波的时候，他出去上课了。姚越说：“红枫中心需要人才，但是确实没有能力给他们一份体面的生活。”
杨波一直觉得，草根NGO留住人需要有两个触动。公益的触动，红枫可以给一百分，甚至两百分。但基本的物质层面，红枫给不了。
“缺钱是所有草根NGO都面临的问题。”姚越为此伤透脑筋。2009年，姚越还是红枫中心理事的时候，整个团队就开始思考如何自我造血。
红枫中心还在工商局注册了一个社会企业——红枫诺思博。社会企业既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不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姚越说：“社会企业通过商业手法运作，所有的盈余没有股东分红，全部用以贡献社会。”
红枫诺思博通过开设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课程实现赢利。一年多时间，已经有60多人参加培训，今年诺思博开始有了盈余，可以为红枫中心添块砖。
姚越坦言：“社会企业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我们会有担心，公众能不能信任这个概念，信任我们。”
王行娟对于这个尝试也颇为担心，公众对于公益慈善的信任已经非常脆弱，红枫的造血尝试实在是无奈之举。
王行娟最不希望的就是，因为钱，砸了红枫二十三年积攒下来的牌子。
王行娟说自己真的很心痛看到今天草根NGO的生存状况：“红枫应该发展，把精力放在为社会作贡献上。而不是每天为了资金发愁，甚至把家底败光。”
看了一眼座位对面的墙，墙上挂着二十多年来红枫获得的证书和奖状。隔了一会儿，王行娟说：“我想不至于，那太惨了。”
如果还没有足够的资金补过来，红枫能撑多久？
“我还有一套房，现在应该值三百多万，卖掉还能维持那么一两年。都是我置办下来的家产，如果真的维持不了，我也认了，我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