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日的郭美美拍摄大片登上《嘉人》杂志引起的声讨讲起，这个年方二十的女孩因为网上炫富引起的话题而惹“火”上身，烧着的却是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的招牌，就此拉开全民关注中国慈善事业的浪潮序幕——据《京华时报(微博)》消息，9月13日，民政部透露，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份全国社会捐款额度锐减一半，仅为5亿元；此前，深圳市红十字会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0”，除原先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唯一一笔捐款为100元；更有好奇心炽的人同一天多次捐款1-30000角钱来测试红会的捐款平台。
红十字会是“登台亮相”的第一位慈善界重量级“演员”；接下来的是由“卢美美”引起的中非希望工程项目的质疑声，顺便揪扯出来了九年前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挪用希望工程善款超过一亿违规投资并巨额亏损的旧闻；然后是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微博)(以下简称“河南宋”)以“投资换取捐赠”的违规操作招致而来的审计调查。
中国三大公益基金会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慈善事业公信力危机。
相比之下，艺术圈的慈善事业因为动作不大、官办性质不明显，尚属初级发展阶段，暂时没有问责声。
艺术家周春芽(微博)捐资发起的旨在帮助残疾人的五彩基金，基金主要成员均为艺术家，主要为残疾人士提供艺术教学与交流，帮助掌握生存技能，算是以本惠人；拍卖行中当属嘉德的慈善义拍最为有名，三年前曾为汶川地震发起过一次慈善拍卖，拍卖会上共筹集善款5100余万元；个人和民间代表则有蔡国强等一众艺术家自动发起的“为了海地”中国当代艺术义拍，筹得的322万元人民币全部交由艺术家捐赠海地用于震后灾区重建；去年的第八届BAZAAR明星慈善夜上，曾梵志“太平有象”系列油画最终被企业家戴志康(微博)以1000万拍走，捐助给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用于玉树重建、西南旱灾和贫困地区的环保公益建设。
谤随名高，名随谤高
九年前，代表希望工程形象的一张“大眼睛”海报红透大江南北，解海龙1991年在安徽省金寨县革命老区拍摄的这张原名《我要读书》的照片真切反映了贫困儿童学习生活状态，令无数人记忆犹新，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那是中国青基会也是中国官方慈善公益事业公信力的鼎盛期，“把每一分钱用到孩子身上”。
拐点出现在记者方进玉开始对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挪用希望工程善款超过一亿的行为进行调查指证之际，也就是1992年。随后国家审计署对青基会进行的审计报告却从未公布，阴影从此笼罩在时任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身上，被紧咬不放的“罪名”是违规投资。这个指控现在看来并不过时，如今堪称全国2000多家慈善基金会中最能募款的组织——河南宋被曝光的原因同属此类。
然而当时的青基会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公开指责，那时负责青基会的徐永光被定义为“最富有争议性的慈善领袖”：他一手打造了青基会，高效率的工作为同时期的官办慈善机构做出了表率；随后内部工作人员爆给新闻记者的关于“挪用善款违规投资”的资料则引起了直至今日仍未完结的“贪污腐败”疑问。
青基会遗案可大致摸索出中国慈善事业从“寂寂无声”到现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脉络。青基会于1989年成立，当时可依据的法规寥寥，只有来自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其中的第九条要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意味着除了“零成本”运营之外，如果要做事情，就必须另想办法谋取做事的成本——与现在的官办慈善机构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日常开支以及补助金的形势完全不同。压力之下，寻求的出路就是不敢也不能公开化的项目投资行为——在1990年代末2000年初的公众心里，公益事业无疑是“神圣”的，“善款做投资”的行为如何能企望被接受？
徐永光在1997年召开的第七次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说，“希望工程做到今天可以评90分，但一不小心就会直接降到0分。”这种担忧是值得体谅的，徐永光意识到公益品牌的失信会带来怎样强大的杀伤力，因它伤害的是全中国人的善良情感，那种力量令徐害怕自己的行差差错可能以死谢罪都不够；郭美美背后的红会伤害的除了全体纳税人的情感还有钱包，后者可能更重要，所以会有人对报道郭美美的《嘉人》持支持态度，认同不同价值观的存在性。
“谤随名高”用来形容徐永光是合适的，一个人名气大了，招致非议是常理，这证明了他的努力与过失；而对于郭美美，在当下的年代里，可能要用“名随谤高”一词形容才恰当，且得来全不费工夫。
慈善怎么了？
慈善机构的演变随着社会与经济的进步，最基本与最根本的功能成为了别有用心者的方便工具，风险越大，回报越多，“筹码”却是民众的善意与慈善的公信力。
河南宋基金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不存在隶属关系，前者巧妙的钻了文字空子，用基金名字混淆视听，将善款进行企业放贷与投资房地产等商业活动，目前由河南省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开始对河南宋基会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被顺便抹黑。鉴于红会与青基金都是挂着“官方”旗的慈善机构，“国进民退”的现象除了国企垄断与强行拆迁之外，如今发生在慈善领域更是难平众怒，文章开头的近期红会善款募集结果已然说明了纳税人对其的情感，成立于1904年拥有107年历史的红会声誉毁于一旦，验证了徐永光的“从90到0分”的直降说法。
自半官方的红会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草根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和组织也能够进入到公众视线，除了监督红会和官办公益慈善机构的管理透明化、善款的使用去向之外，人们也开始注意机构工作人员的收入与待遇问题。
据公益服务网(http://www.ngocn.net)公布的公益人工资数据看来，北京地区的公益机构中，助理级别的员工税前基本工资平均3000元人民币左右，主管级别为5000元左右，秘书长级别为10000元左右，其他地区则普遍偏低。徐永光任职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算是同行中公益人待遇水平高的慈善机构了，靠网络开展工作的格桑花教育救助公布的薪资数据看来很低，实际上自今年6月以来，已经因为被指会员名单造假和财务数据混乱而引起质疑和追问，官网上有志愿者发帖揭露“格桑花”管理人员胡乱花费捐款的事例。
慈善究竟怎么了？纯洁信念创造出来的事业竟如此复杂。
要规模还是要规范？
壹基金是由中国的功夫明星李连杰创立的慈善机构，在2007年启动之前，李连杰在体制与法律面前连连碰壁，当初设想的复制香港模式在大陆成立个人基金会的理想被现实击碎，后来的解决办法是挂靠在红会旗下作为专项计划亮相。
2008年，壹基金的名字叫做“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依附3年后，壹基金在去年2月份向民政局申请独立，由此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漫长等待。2010年9月，李连杰对媒体诉苦，担心壹基金会被中断，那时关于壹基金将要消失的新闻纷沓而至。转机出现在2010年12月3日，壹基金获得深圳民政局审批，成功落户，合法拥有从事公募活动的权利。五位名人背后的集团基金合资成立深圳壹基金，他们是影星李连杰、蒙牛集团董事局主席牛根生、腾讯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注册原始基金达5000万人民币。
不得不感叹壹基金冒着被中断的风险闹独立是明智之举——不然今天的壹基金也有可能因为郭美美而遭遇尴尬之境。
据廖羽翎介绍，壹基金的战略项目主要分为三项，一是儿童救助，二是灾害处理，三是与其他慈善机构的合作，在此基础上，再具体将项目分类执行，其中存在捐助企业或者项目方指定的救助方向，譬如有的要求救助儿童，壹基金就会按出资人的意愿定向执行。“我认为壹基金是比较透明化的，因为它是第一个沿用会计事务所审计，将财务公开化的慈善机构。”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Deloitte)和毕马威国际会计师公司(KPMG)对善款的收支进行审计；凯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KCS)提供善款的财务报告。为壹基金免费做广告传播的国际4A公司有奥美公关、麦肯光明和BBDO。理事会成员如冯仑、王石等企业家，除了捐助善款之外，他们也会为壹基金提供其他资源。
在此光环下，记者针对公益人参与慈善事业的动机感到好奇，“做这样伟大事情的人，是否真为奉献而来？”曾任百位中国企业家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基金会)秘书长的卢思骋对近年来参与公益的中国青年人评价并不高，关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我跟他们接触时就有一个感觉，很多人其实不是真的对气候变化感兴趣，也未见有所承担。”事实上，这样的评价是委婉的，无论是卢美美还是河南宋，这群人的目的都是利用公益的品牌和名目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面对记者的提问，廖羽翎不否认行业内存在一部分动机不纯的公益人，“有的人是真心投身公益事业，也有人只是当慈善事业是一份普通工作用以生存，当然还有人别有用心才来到这里。”随着公益事业的透明化，时间会证明一切，“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好与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能否真正帮助到人，不能改变别人，那么改变自己。”
“现在因为郭美美，大家将官方公益机构一船打翻，对它们有误解，这个思维是不对的。”据廖羽翎介绍，民政局已经逐渐对民间慈善组织进行提携与帮助，官方慈善机构也在进步，“我是福利基金会的‘免费午餐’淘宝店的店长。”这个项目与2000年申请“取消编制”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微博)设立的“爱心包裹”等新型公益品牌项目有异曲同工之妙，网友可以通过最新的网络社交工具如微博、团购和淘宝商城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助免费午餐。
这样看来，在慈善界并不存在官办公益基金会排挤民间慈善事业的现象，相反，权利往后退社会力量往前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既然如此，为何公益事业被诟病的疑点和问题却如此之多？记者谈起徐永光一案，廖羽翎作为慈善圈内人肯定的表示：“徐老师是值得尊敬的，体制的问题造成了中国公益事业最大的阻碍。”
在民政部官方网站上关于基金会管理条例中，第二十九条是造成中国公益事业硬伤的“利器”之一：“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如果是一个上百亿的大型基金会，管理费用按比例来算是非常充裕的，打造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工作团队很容易，开展工作阻力自然就小，一个100万的小型基金会，一年下来的管理费只有10万，你叫它怎么生存？”这是严苛的现实。“我们一直在讨论民间慈善组织需不需要管理费？需要的，而且也不应该硬性规定管理费一定占基金总额的10%，视乎基金会的大小才合理。”廖羽翎介绍国外基金会管理的情况是带有羡慕的，“他们没有这样的规定，管理成本由机构人员自己决定。”国外慈善基金会的从业人员素质普遍偏高，几乎不存在像国内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的风气，做慈善是他们的自由选择，大型基金会使用的管理费可能只有基金总额的3%-5%。
像徐永光为了“养活”青基会做的投资行为，廖羽翎与同行们是认可的，“国外大型基金会一般都是家族性质的，他们允许拿部分本金去做投资，得来的收益用于慈善。”按照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每年一定要用掉70%以上的基金，只剩下不到30%的余额，接下来要继续募款，“随着项目的增多，需要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需要的管理费增加，募款的数额也需要更多，压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体制造成的运作难度反映到上面因为“看不清”、“害怕”等多方面的原因而无法一时间解决。为求出路，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除了等善款上门的保守派之外，像南都等公益基金会都会做一些投资来寻求更好的发展。河南宋的案例则不属此类，连“吃第一只螃蟹”的徐永光也认为河南宋基金的捐款不属于公益性质。“公益捐款不能用于捐款人直接受益，然而河南宋却规定捐款人可以获得除了现金之外的其他回报，这是私益。”
“投资如果失败，国外基金会会酌情体谅，算不上过错，在中国，一定会被认为是犯罪。”廖羽翎承认慈善圈内也有不够干净的地方，“国人比较浮躁，功利心较强。”内忧外患在一起，慈善事业进入全民问责期之后该如何面对挑战？
“我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愿景是很好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良的民族。”这是廖羽翎的结束语。
艺术&慈善
苗世明今年31岁，是民营组织WABC(worldofartbrutculture)的创始人。“无障碍艺途”旨在以当代文化艺术为媒介去教育和提升残障人士的精神生活品质，希望能够超越简单的物质帮扶形式。2009年还是艺术家兼策展人的苗世明在北京798策划了一个双年展，项目WABC以智力障碍者、精神障碍者、抑郁症群体为主，来发展他们的绘画、建筑、摄影等方面的艺术才能。有记者朋友告诉苗世明“WABC是NGO组织，上海有这样的组织，可以将它变为可持续发展机构。”2010年4月，苗世明带着他的梦想坐着火车来到上海，7月，在上海社区对近40名精神障碍学员进行了一个为期2-3个月的艺术潜能培训，并与卢湾区社区中心人员合作，进行了一次“天生我才”的展览，此次展览引起了上海政府的注意，经过洽谈获得了支持。10月，WABC在上海的金茂大厦举行了机构成立仪式。
苗世明针对的是患有精神病症的残疾人群进行扶助，2009年同时也成立了另一家“艺术助残”为宗旨的基金会——五彩基金，隶属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人是知名艺术家周春芽，扶助对象是在5o12地震中致残的少年，通过教授学画的方式鼓励他们重拾生活信心，同时让他们学得一技之长。
五彩基金采用流动教学的方式在四川境内开展活动，这种能动性强的服务模式与周春芽熟悉当地实际情况有关，他也是地震的亲历者，“我正在工作室，突然觉得脚下晃了晃，直觉告诉我地震了，很快的跑出去，外面的房子像玩具一样左摇右晃，可惜只记得带手机，没有带照相机。当时我就猜到，如果成都没事，成都周围肯定出事了，结果是汶川。”五彩基金跟壹基金又有些不同，挂靠的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并不会干涉它的基金管理与支出，“壹基金募得的基金需要上交给红会后再听从安排，我们不需要。”而就管理费方面的问题，周春芽同廖羽翎的观点相同，“如果是一个上百亿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总额的10%计算，岂止是充足，简直是富裕。这样的硬性规定的确是有问题的。”周春芽对为基金会工作的年轻教师们深感抱歉，“吃的最好伙食可能都是在我请客的情况下，他们真的为我们的残疾学生付出了太多，我只能多画画，挣了钱补贴他们来报答大家的奉献。”
因为负责人的知名度以及项目的可行性，五彩基金伊始便能得到娱乐与艺术圈各方的鼎力支持，名模吕燕为其拍摄宣传片，在她的牵线下，上海日播实业有限公司在以合同形式承诺在几年内为五彩基金捐款300万-500万元人民币；今年6月份在今日美术馆，五彩基金的100多位残疾学员的画作组成了五彩基金两周年纪念展览。“五彩没有壹基金那样的宏图大计，我们的扶助对象单一，只限于对艺术有兴趣的残疾儿童，现在已经有100多名，如果数目增加到500甚至上千，我会担心自己还能不能做好。要做好一件事情，准备之前就应该掂量一下自己的能耐，坚持是最难的部分。”周春芽提到已经被大学录取的学员非常骄傲抒怀，比问起他自己的艺术创作还要兴奋，“试卷上可没有写明考生是不是‘残疾’人，他们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考上大学的！”五彩基金会继续支持已经踏入大学府的学员四年下来的学费以及生活补助。
相比五彩基金，苗世明的“无障碍艺途”成立以来受到的社会关注并不算太多，除了上海本部，北京只有一名全职工作人员，近几个月才拥有了正式的公办地点。
两家基金会的项目目标都很简单，规模也较小，虽然影响力不如壹基金等社会公益组织，但是透明化程度非常高，至少五彩基金是这样，很多捐款人与提供帮助的人都是与艺术家周春芽相熟的朋友。WABC最近已经获得批准在上海拥有一个相对大型的文化活动场所，苗世明说，“我的理想是做成像尤伦斯一样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心。”他昨天刚刚与上海的一个电视频道商定参加节目的协议，歌星胡彦斌将与WABC的学员一起进行节目录制。在商业方面，主要是以学员的艺术创作图像作为合作资源，譬如正在与星巴克谈的就是杯子上的图像使用。另外像500强企业当中的强生、甲骨文等品牌，WABC都与之开展项目合作或者交流活动。据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巩祎临介绍，目前WABC已经在来广营、大屯、麦子店和东风社区开展流动教学活动，参与WABC的工作人员包括艺术治疗专业的研究生，艺术家和志愿者，项目与活动得到的收益由机构的财务部统一管理，支出经费包括教学与学员使用的画具、教师补助、外出写生以及展览活动的筹备。目前WABC为了能在两地同时开展活动，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民政局都进行了注册。学员的绘画作品对于WABC来说除了可售性还具有研究精神疾病的价值，出售的时候需要学员的监护人签字，产生的部分利益作为版权使用费返还给学员与其家人。
在艺术圈内，带有公益性质的还有南京的原形艺术中心。这家位于偏僻小岛上的艺术机构主要做精神病人的艺术研究和疗养工作，也有作品展示的项目。与五彩基金和WABC不同的地方是，原形艺术中心是私人性质的艺术机构，每年靠私人捐助的30万左右的款项维持运营。
上述机构和组织都是与艺术有直接关系的公益品牌。由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拨款的“根茎论坛”，发起人为长征空间负责人卢杰。“根茎论坛”以论坛交流为主轴，以艺术、文化、教育为工作面而连接起各种现场的综合性交流、教育活动。
“根茎论坛”的存在意义在于对需要帮助的群体进行精神方面的鼓励与支持，无论是壮族文化的“土风计划”还是北京外皮村的“工友之家”，通过艺术摄影和录像等方式，将平时大家不为人知的人群推入公众视线，让大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需要的关注，这是“根茎”一直在做且会继续做的事情。
公益不一定非要跟钱和物质维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五彩基金、WABC、原形艺术中心还是“根茎论坛”，艺术圈的公益慈善虽相对式微，却健康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