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国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有200多种民族、几十种语言、十余种宗教。一句话,社会成员构成极其复杂,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前不久,我们有幸到澳大利亚访问,也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无论是在政府机构还是大街小巷,无论是在饭店、超市,还是公园广场,各色人物都有。当然,白人居多,但黄种人、棕色人种也为数不少,黑人也不在少数。虽然国民成分复杂,但是澳大利亚社会稳定、族群和谐,每个民族、公民都受到了尊重,每个民族、公民都把这里当作他们新的家园,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澳大利亚怎么让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群和谐相处的?怎么让这么复杂的国民同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的?我们感到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刚性的法律制度,健全细致,无所不及,这是行为规范,不管什么人都必须依法行事；二是有诸多柔性的社团组织,让社团组织发挥内部凝聚、外部协调的作用,让每一个人都有归属感。
澳大利亚非常重视、积极鼓励并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将此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中,专门有一个机构负责指导这项工作,当然这个机构的名称有所不同。公共财政支出中,专门有一笔经费用来资助社会组织建设,有的是定额资助某个社团,如“环保志愿者协会”、“糖尿病病友会”、“家庭暴力受害人协会”、有的是随时支持某个团体的某项活动,如华人社团的“过新年舞龙灯”活动、牧民团体的“剪羊毛比赛”等。不同党派的政客,都十分重视社会组织,经常参加有关社会组织的活动,以示支持。特别是竞选的时候,更是频频造访社会组织,作出种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组织背后的巨大力量。
各个社团是靠什么组成的呢?或者说以什么为纽带组合到一起的呢?笔者通过访问并查阅了资料,总结出以下几种情况:
(一)族群纽带。无论哪个民族,其内部都是有一定凝聚力和亲和力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往往建立自己的社团,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比如华人社团,不但有福建同乡会、广东同乡会、台湾同乡会等省级同乡会,还有泉州同乡会、潮州同乡会等市级同乡会,甚至还有莆田同乡会等县级同乡会。
(二)职业纽带。就是由从事同一工作的同事、同行们组成的组织。比如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军人俱乐部”,经常在一起聚会活动,主要是沟通感情,纪念亡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工会。给我们开大客车的曾师傅说,他换了几次工作,每到一个新单位,马上加入工会。问其为什么?他说,道理很简单,团结起来力量大啊!加入了工会,雇主就不敢随意跟你过不去,有组织保护么。特别是近几年,工党执政(工党主要靠工会所代表的劳动群众支持),工会特给力。
(三)生活纽带。有些团体,因为相同或相近的生活需要而组合到一起。比如我们参观过的一个叫做“摩尼河谷”的社区,这里居住的多是从非洲和印尼来的难民,生活水平较低,语言也不过关,工作特长也不突出。社区就指导他们组成语言培训、技能训练、子女教育等团体,分别活动,使他们尽快适应环境,融入社会。一些华人为了让“香蕉人”(指接受西方思想教育的黄种人)子女学好中文,也联合起来,组织了中文补习团体。
(四)兴趣纽带。这类团体,基于相同的志趣、相同的爱好而组织起来。比如澳洲南部有个飞利浦岛,是澳洲唯一有企鹅栖息的地方,故而成为一处景观。为保护企鹅,志愿者们组成一个团体,在景点义务工作,包括回答游客问题,阻止游客拍照、触摸企鹅。墨尔本的街头,我还看到老人组成的指路小组,统一着装,手持地图,天天醒目地站在繁华路口,为游客义务指点迷津。至于钓鱼、远足、养狗、太极拳等团体更是五花八门。
(五)信仰纽带。相同信仰的人更容易引为同志,组成团体。澳大利亚宗教很多,一般都受到宪法和国家的保护。这些宗教把本宗本派的信徒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生活上有困难互相支持,思想上有疙瘩互相排解,解决了个人难题,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和谐度。给我们当向导的詹清惠女士是基督徒,澳洲留学期间就一直住在基督教会提供的学生宿舍里,解决了后顾之忧,完成了学业,她对基督教很有好感。
当然,除了上述五点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纽带——利益纽带,比如在此基础上建立并运作的政党机制。这点更宜归纳为政治领域,不再作为社会领域的事情在此谈论了。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社会组织是比较广泛而丰富的。他们有的完全是民间组织,与政府无关,也有的是接受政府的指导,甚至是接受政府的经费；有的是比较严格的团体,有章程、有领导、有机制,甚至实行公司治理模式,也有的是比较松散的团体,自由灵活；有的完全是非盈利组织,也有的适当盈利,但不是经济目的,只是用以维持自我运转；有的是全国性、全行业的大方面军,也有的是小股力量。但是无论那种,他们都不是政府部门,都是“非政府组织(NGO)”。话说回来,虽然不是政府部门,但他们确实发挥着政府部门难以发挥的特殊作用。
(作者系河北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