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识
中国社会领域同样面临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不管是中央政府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还是加强社会建设，都在一定层面推动了这个社会不断进步。而从国家层面对于一个公益性质的机构出台发展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为数不多的一次。中国红十字会拥有着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比拟的国家支持，这样组织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成为今天公益事业的焦点事件，更何况又是有着改革前提的国家意见出台。
赵白鸽在发布会上答问
2012年8月2日上午，在时长一个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中，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梳着一丝不乱的短发，端坐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的讲台，微笑而一丝不苟地面对众多媒体，甚至在最后一个问题被问及“运尸费”和“捐你妹”的时候也保持了相当良好的风度。
但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另外一场网络上的同步“发布会”。
当天的发布会10点整开始，仅3分钟后，社科院学者杨团就开始在自己的微博上不断地直播发布会的内容，且在之后数天内就红会改革相关问题，持续不断地与网友微博互动乃至辩论，力挺红会改革。
事实上，杨团的背后，是一个由数十位学者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课题组”;《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背后，是一场发轫于2011年10月22日，名为《红会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专项课题。《意见》正是红会与专家团共同工作的课题成果。
在《意见》的文本里，红会被定义为“在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赵白鸽说：“红十字会是什么？它是一个慈善机构吗？它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团体吗？不是，它是一个受着”三重赋权“,一是政府赋权，二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赋权，三是社会公众赋权的重要的社会组织。”
试图正本清源之后，还打算要多管齐下。在《意见》文本以及赵白鸽的阐述中，被重新定义的红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府与地方红会关系，以及首次亮出的信息化时间表，都充分地引起了媒体以及公众的注意。
对比以前红会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出的各种有关改革的信息，诸如其他尚未触及核心层面的信息化建设，公开招聘、整顿关联机构等举措，这一回，红会显然是真正地要在自己身上动刀子了。
至此，一个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机构的改革，由于《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的正式下发，终于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版图和时间表。
“三重赋权”的概念廓清
红会的改革，可谓是被一个偶然事件推上了历史前台，却实际不乏深层次原因的。
在赵白鸽的表述中，将红会的改革动因上升到了中国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层面上，将之阐述为中国社会当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已经被列入国家社会组织综合改革试点，这是第一个。”她说。
“如果我们以80年代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的话，那么它的起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去30年，使相当一大部分人脱贫，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但大家知道，一个社会不仅仅是物质的，它必须要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发展，我们的红十字事业是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五位一体发展的重要成分。”赵白鸽说。
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而新中国建立后，其定义也已经经过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至1966年，定位为全国性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第二阶段是1976至1993年，定位为全国性的人民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团体；第三阶段是1993年至今，定位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此次颁布的《意见》中对于红会性质的表述是：“在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
作为改革的设计者之一，杨团的表述更为直白：“红会是最早的国际组织，没有联合国和奥林匹克时候就有它，它是必须有的，它起的作用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种族的。我们认为它的确不能跟政府混在一块儿，我们提出的叫法定机构公法社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概念，法定机构和三重赋权，国际、中国国家和社会这三重赋权，跟别的组织只有社会赋权不同。”
赵白鸽在发布会上答问
2012年8月2日上午，在时长一个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中，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梳着一丝不乱的短发，端坐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的讲台，微笑而一丝不苟地面对众多媒体，甚至在最后一个问题被问及“运尸费”和“捐你妹”的时候也保持了相当良好的风度。
但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另外一场网络上的同步“发布会”。
当天的发布会10点整开始，仅3分钟后，社科院学者杨团就开始在自己的微博上不断地直播发布会的内容，且在之后数天内就红会改革相关问题，持续不断地与网友微博互动乃至辩论，力挺红会改革。
事实上，杨团的背后，是一个由数十位学者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课题组”;《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背后，是一场发轫于2011年10月22日，名为《红会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专项课题。《意见》正是红会与专家团共同工作的课题成果。
在《意见》的文本里，红会被定义为“在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赵白鸽说：“红十字会是什么？它是一个慈善机构吗？它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团体吗？不是，它是一个受着”三重赋权“,一是政府赋权，二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赋权，三是社会公众赋权的重要的社会组织。”
试图正本清源之后，还打算要多管齐下。在《意见》文本以及赵白鸽的阐述中，被重新定义的红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府与地方红会关系，以及首次亮出的信息化时间表，都充分地引起了媒体以及公众的注意。
对比以前红会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出的各种有关改革的信息，诸如其他尚未触及核心层面的信息化建设，公开招聘、整顿关联机构等举措，这一回，红会显然是真正地要在自己身上动刀子了。
至此，一个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机构的改革，由于《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的正式下发，终于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版图和时间表。
“三重赋权”的概念廓清
红会的改革，可谓是被一个偶然事件推上了历史前台，却实际不乏深层次原因的。
在赵白鸽的表述中，将红会的改革动因上升到了中国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层面上，将之阐述为中国社会当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已经被列入国家社会组织综合改革试点，这是第一个。”她说。
“如果我们以80年代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的话，那么它的起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去30年，使相当一大部分人脱贫，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但大家知道，一个社会不仅仅是物质的，它必须要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发展，我们的红十字事业是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五位一体发展的重要成分。”赵白鸽说。
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而新中国建立后，其定义也已经经过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至1966年，定位为全国性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第二阶段是1976至1993年，定位为全国性的人民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团体；第三阶段是1993年至今，定位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此次颁布的《意见》中对于红会性质的表述是：“在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
作为改革的设计者之一，杨团的表述更为直白：“红会是最早的国际组织，没有联合国和奥林匹克时候就有它，它是必须有的，它起的作用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种族的。我们认为它的确不能跟政府混在一块儿，我们提出的叫法定机构公法社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概念，法定机构和三重赋权，国际、中国国家和社会这三重赋权，跟别的组织只有社会赋权不同。”
8月2日，国新办举办贯彻落实《意见》新闻发布会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定义
红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准备从松散走向紧密。
《意见》中称：“加大上级红十字会对下级红十字会的财务监督、业务指导、工作督查力度，下级红十字会主要专职负责人的任免提名要听取上一级红十字会的意见。”“过去我们对各省有一点儿纠结，没有完全理清楚，这次《意见》给我们明确的规定。上级红会对下级红会负责人的提名和选择要参与，这个过去是没有的。”赵白鸽说。
而在加强红十字会组织建设的条款中，在强调加强市、县级红十字会组织机构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到“在乡村、街道、社区、学校等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等于进一步廓清县级以下组织的性质和关系。
各级政府对于红十字会的支持力度被强化了，《意见》中明确强调了“各级政府要依法对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给予支持和资助”,并且“加大中央集中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红会的支持力度”.
而与这些关系的厘清相辅相成的，就是红会信息化建设的一张时间表。
赵白鸽首次披露了红会信息化的具体时间表。她说：“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整个软件和硬件的设计、招标工作，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我们预计在12月底，它的基本功能，特别是与资金捐献相关的功能要实现。就整个时间表来说，第一个时间表大约在2012年底实现外网的门户，完成捐赠平台和筹资管理系统基本版的上线。基本的经费数要能够掌握，包括试点省的。第二个时间表要在2013年底基本功能全部上线，要推广到80%的省红会。第三个时间表到2014年底所有的功能上线要达到80%的市级红会和50%以上的县级红会，这是规划中提出的。”
一个可能的推论是，这张信息化的时间表，或许也是红会整体改革的波及范围与节奏的映射。
此外，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被反复强调。此种形式并非红会首创，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1993年就建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而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向《公益时报》记者透露，目前江西省红十字会已经开始试点工作。红会希望在这些基础上，尽快筹建，并能将此做法推向全国。王汝鹏将红基会类似机构描述为“由各界人士参与，公开招聘监督巡视员，对捐款管理、资助项目等进行跟踪检查监督，并向社会监督委员会提供监督巡视报告”。
战争与和平年代的人道主义路径
红十字运动的发端，很多人耳熟能详。1859年6月24日，瑞士商人亨利·杜南路过哀鸿遍野的法意联军和奥地利军队的战场，他组织劝说当地人开展急救--无论是法国伤员还是奥地利伤员。此后，国际红十字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及普遍”的红十字七项基本原则深入人心。
但是这种在战时，在灾害来临时能够给绝望的人们带来希望的强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和平年代，或者说日常的社会发展中将如何表达，并且让大众广泛地接受？此前红会面临的拷问，无疑是与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在中国大众心中达成非常有效的传播有关，随之而导致的就是认可度和信任度降低，随之发端于2011年6月的危机也就并非意外。
显然，红会试图用此次《意见》的出台的机会，更有效地解决和平年代组织理念的传播问题。
赵白鸽在发布会开场白中，用大量时间集中表述了红会的法定职责：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以及开展民间外交。
其中，除了广为人知的红十字传统项目之外，《公益时报》记者在发布会现场注意到，当被问及有关“三献”工作的时候，赵白鸽花了很多时间强调此项卫生领域工作的意义。她晒出了一组数据：“这项工作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我说几组数据：第一组数据，目前全世界的供需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全球平均是1:25,有25个人需要的时候，一个人捐献。目前美国是1:4,4个人需要的时候就有1个人捐献。英国是1:3,3个人需要的时候就有1个人捐献。看看我们中国，我们是1:150,也就是150人要的时候只有1个人捐献，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但和我们的宣传也是有很大关系。”而红会的献血工作是和卫生部协同，红十字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宣传、表彰和推进。而器官捐献的部分也是与卫生部协同，红会在其中的作用只能是进行宣传推动、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参与器官分配、缅怀纪念以及人道救助。
显然，红会与卫生部的协同将在未来继续加深--这种协同的传统起源于1949年红会最初被赋予的定义“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而这一定位的加深也同时被赋予了非常现实的操作路径。
好榜样抑或先烈？
谈及改革，在发布会中赵白鸽有一处非常微妙的语词变化。当被问及作为改革试点的心态时，首次谈及压力与挑战，赵白鸽并不避讳地说红会可能会成为“先烈”,但几轮问题过后，这个词微妙地改为“失败”.这个转变被发布会主持人国务院新闻办一局局长郭为民敏锐地发现和提醒。这个微妙的转变，在过后相关的各类报道中却难觅其踪。
一向以精明强干、雷厉风行而着称的赵白鸽，正式上任红会常务副会长之后不到一年，即正式发动一场将波及全国近十万家组织机构的变革，这中间有既有利益格局的顽固挑战，也有新的传播环境而导致的防不胜防的问题突袭，甚至躺着中枪的局面也根本不稀奇。上述的语词拿捏，或许只是赵白鸽心态的一种真实呈现。
从目前所显现出的改革意图来看，红会在“去政府化”的方面表现并不十分清晰。
红会和政府的联系某种意义上被强化了。
当然这与红会特殊的性质有关，资金来源和人员组成都和政府脱不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意见》中，通过对各省红会人和钱两方面的加强管理，进一步呈现出红会中央集权将进一步加强。而《意见》中，对于将地方红会的工作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以及中央彩票专项公益金支持力度的加大，也都在加强红会与政府的紧密关系。
而对地方以及基层机构的加强管理背后，必然是纷繁杂沓的工作，以及利益博弈的挑战。
《意见》中，红会对现有的近10万家各级组织机构的管理也宣告加强，很明确的是全国信息化平台的时间表上，明确地出现了县级红会的信息化规划。此外，还将“在乡村、街道、社区、学校等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这部分的官方表述异常审慎。但是相对照的此前乡村、街道、医院都可设立红十字会的情况，显然是极大的转换。
赵白鸽以一贯的无畏之姿谈及失败：“我们认为可以把我们很多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共享。因为中国这30年经历了一个压缩性变化的过程。六七十年代我当了五年码头工人，40年以后，生活居然变得像今天这样了。我们用40年走过了整个西方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数以百年走过的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获得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因为我们不是没有教训的，我们的教训也不少。”
期待与争鸣
“如果红会能够做到去行政化，我们的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作为国字头基金会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对《公益时报》表示。
“红会的财政管道是一个制度安排，只有一部分资金来自社会捐赠。”涂猛说。由于红会自身特殊的属性，涂猛认为此次《意见》对于整个公益行业的影响并不直接，“这次的《意见》首先是针对红会本身的，其次才是对公益行业的影响。红会是彻头彻尾的官办组织，青基会虽是官办但募款完全来自于市场，这一点上很多基金会跟红会都是有区别的。即使有的机构获得一部分政府资金，但都属于政府购买”.
涂猛认为大的制度构架上，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政策。涂猛说：“我曾写过--还帽于官，还魂于民。我是特别希望把我们这样机构的帽子摘掉的，把机构专业化，具体点儿说就是整个人力资源的配置市场化。我们一条腿站在体制的船上，资金服务的这另一条腿又站在市场的船上，我们就是脚踩两条船。要做到‘还帽于官’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安排，对此我特别有期待，这种期待不只指向红会。”
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正坐车去往首都机场，准备到上海出差。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就放着刚刚出台的《意见》。
王振耀对《意见》的出台持高度肯定态度。
“这份《意见》是一种全方位改革的精神，对未来中国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会起到促进作用。”王振耀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红十字会的整体的多方面创新的一个系统规划。“这是整个红会改革的纲要，是《红十字法》颁布以来、红会发展近二十来年改革观念的变更。是代表中央政府对社会组织，特别是对红会为代表的整个社会组织改革的一个最积极的回应。也特别是对去年郭美美事件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意义很大。”
《意见》最大的价值之一在于更多地强调红会的社会服务功能。王振耀说：“公益组织应该承担大量的社会服务功能，过去对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强调太少，过多的强调了它的政治功能。民间组织会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政府也会越来越多地委托民间组织来办理各类社会服务事业，这是一个趋势，也需要很好的规划。”
瓷娃娃关怀协会发起人黄如方对这次出台的《意见》也有自己的想法。瓷娃娃可谓是首批政府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注册的受益者。黄如方认同《意见》出台的积极意义，认为这表达红会自己改革的决心，同时也给国字头的基金会起到示范作用。但是，“目前的改革，包括出台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改革不是很彻底。根本的改革应该去行政化，这是最根本的”.
8月2日，国新办举办贯彻落实《意见》新闻发布会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定义
红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准备从松散走向紧密。
《意见》中称：“加大上级红十字会对下级红十字会的财务监督、业务指导、工作督查力度，下级红十字会主要专职负责人的任免提名要听取上一级红十字会的意见。”“过去我们对各省有一点儿纠结，没有完全理清楚，这次《意见》给我们明确的规定。上级红会对下级红会负责人的提名和选择要参与，这个过去是没有的。”赵白鸽说。
而在加强红十字会组织建设的条款中，在强调加强市、县级红十字会组织机构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到“在乡村、街道、社区、学校等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等于进一步廓清县级以下组织的性质和关系。
各级政府对于红十字会的支持力度被强化了，《意见》中明确强调了“各级政府要依法对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给予支持和资助”,并且“加大中央集中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红会的支持力度”.
而与这些关系的厘清相辅相成的，就是红会信息化建设的一张时间表。
赵白鸽首次披露了红会信息化的具体时间表。她说：“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整个软件和硬件的设计、招标工作，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我们预计在12月底，它的基本功能，特别是与资金捐献相关的功能要实现。就整个时间表来说，第一个时间表大约在2012年底实现外网的门户，完成捐赠平台和筹资管理系统基本版的上线。基本的经费数要能够掌握，包括试点省的。第二个时间表要在2013年底基本功能全部上线，要推广到80%的省红会。第三个时间表到2014年底所有的功能上线要达到80%的市级红会和50%以上的县级红会，这是规划中提出的。”
一个可能的推论是，这张信息化的时间表，或许也是红会整体改革的波及范围与节奏的映射。
此外，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被反复强调。此种形式并非红会首创，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1993年就建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而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向《公益时报》记者透露，目前江西省红十字会已经开始试点工作。红会希望在这些基础上，尽快筹建，并能将此做法推向全国。王汝鹏将红基会类似机构描述为“由各界人士参与，公开招聘监督巡视员，对捐款管理、资助项目等进行跟踪检查监督，并向社会监督委员会提供监督巡视报告”。
战争与和平年代的人道主义路径
红十字运动的发端，很多人耳熟能详。1859年6月24日，瑞士商人亨利·杜南路过哀鸿遍野的法意联军和奥地利军队的战场，他组织劝说当地人开展急救--无论是法国伤员还是奥地利伤员。此后，国际红十字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及普遍”的红十字七项基本原则深入人心。
但是这种在战时，在灾害来临时能够给绝望的人们带来希望的强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和平年代，或者说日常的社会发展中将如何表达，并且让大众广泛地接受？此前红会面临的拷问，无疑是与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在中国大众心中达成非常有效的传播有关，随之而导致的就是认可度和信任度降低，随之发端于2011年6月的危机也就并非意外。
显然，红会试图用此次《意见》的出台的机会，更有效地解决和平年代组织理念的传播问题。
赵白鸽在发布会开场白中，用大量时间集中表述了红会的法定职责：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以及开展民间外交。
其中，除了广为人知的红十字传统项目之外，《公益时报》记者在发布会现场注意到，当被问及有关“三献”工作的时候，赵白鸽花了很多时间强调此项卫生领域工作的意义。她晒出了一组数据：“这项工作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我说几组数据：第一组数据，目前全世界的供需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全球平均是1:25,有25个人需要的时候，一个人捐献。目前美国是1:4,4个人需要的时候就有1个人捐献。英国是1:3,3个人需要的时候就有1个人捐献。看看我们中国，我们是1:150,也就是150人要的时候只有1个人捐献，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但和我们的宣传也是有很大关系。”而红会的献血工作是和卫生部协同，红十字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宣传、表彰和推进。而器官捐献的部分也是与卫生部协同，红会在其中的作用只能是进行宣传推动、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参与器官分配、缅怀纪念以及人道救助。
显然，红会与卫生部的协同将在未来继续加深--这种协同的传统起源于1949年红会最初被赋予的定义“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而这一定位的加深也同时被赋予了非常现实的操作路径。
好榜样抑或先烈？
谈及改革，在发布会中赵白鸽有一处非常微妙的语词变化。当被问及作为改革试点的心态时，首次谈及压力与挑战，赵白鸽并不避讳地说红会可能会成为“先烈”,但几轮问题过后，这个词微妙地改为“失败”.这个转变被发布会主持人国务院新闻办一局局长郭为民敏锐地发现和提醒。这个微妙的转变，在过后相关的各类报道中却难觅其踪。
一向以精明强干、雷厉风行而着称的赵白鸽，正式上任红会常务副会长之后不到一年，即正式发动一场将波及全国近十万家组织机构的变革，这中间有既有利益格局的顽固挑战，也有新的传播环境而导致的防不胜防的问题突袭，甚至躺着中枪的局面也根本不稀奇。上述的语词拿捏，或许只是赵白鸽心态的一种真实呈现。
从目前所显现出的改革意图来看，红会在“去政府化”的方面表现并不十分清晰。
红会和政府的联系某种意义上被强化了。
当然这与红会特殊的性质有关，资金来源和人员组成都和政府脱不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意见》中，通过对各省红会人和钱两方面的加强管理，进一步呈现出红会中央集权将进一步加强。而《意见》中，对于将地方红会的工作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以及中央彩票专项公益金支持力度的加大，也都在加强红会与政府的紧密关系。
而对地方以及基层机构的加强管理背后，必然是纷繁杂沓的工作，以及利益博弈的挑战。
《意见》中，红会对现有的近10万家各级组织机构的管理也宣告加强，很明确的是全国信息化平台的时间表上，明确地出现了县级红会的信息化规划。此外，还将“在乡村、街道、社区、学校等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这部分的官方表述异常审慎。但是相对照的此前乡村、街道、医院都可设立红十字会的情况，显然是极大的转换。
赵白鸽以一贯的无畏之姿谈及失败：“我们认为可以把我们很多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共享。因为中国这30年经历了一个压缩性变化的过程。六七十年代我当了五年码头工人，40年以后，生活居然变得像今天这样了。我们用40年走过了整个西方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数以百年走过的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获得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因为我们不是没有教训的，我们的教训也不少。”
期待与争鸣
“如果红会能够做到去行政化，我们的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作为国字头基金会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对《公益时报》表示。
“红会的财政管道是一个制度安排，只有一部分资金来自社会捐赠。”涂猛说。由于红会自身特殊的属性，涂猛认为此次《意见》对于整个公益行业的影响并不直接，“这次的《意见》首先是针对红会本身的，其次才是对公益行业的影响。红会是彻头彻尾的官办组织，青基会虽是官办但募款完全来自于市场，这一点上很多基金会跟红会都是有区别的。即使有的机构获得一部分政府资金，但都属于政府购买”.
涂猛认为大的制度构架上，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政策。涂猛说：“我曾写过--还帽于官，还魂于民。我是特别希望把我们这样机构的帽子摘掉的，把机构专业化，具体点儿说就是整个人力资源的配置市场化。我们一条腿站在体制的船上，资金服务的这另一条腿又站在市场的船上，我们就是脚踩两条船。要做到‘还帽于官’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安排，对此我特别有期待，这种期待不只指向红会。”
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正坐车去往首都机场，准备到上海出差。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就放着刚刚出台的《意见》。
王振耀对《意见》的出台持高度肯定态度。
“这份《意见》是一种全方位改革的精神，对未来中国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会起到促进作用。”王振耀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红十字会的整体的多方面创新的一个系统规划。“这是整个红会改革的纲要，是《红十字法》颁布以来、红会发展近二十来年改革观念的变更。是代表中央政府对社会组织，特别是对红会为代表的整个社会组织改革的一个最积极的回应。也特别是对去年郭美美事件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意义很大。”
《意见》最大的价值之一在于更多地强调红会的社会服务功能。王振耀说：“公益组织应该承担大量的社会服务功能，过去对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强调太少，过多的强调了它的政治功能。民间组织会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政府也会越来越多地委托民间组织来办理各类社会服务事业，这是一个趋势，也需要很好的规划。”
瓷娃娃关怀协会发起人黄如方对这次出台的《意见》也有自己的想法。瓷娃娃可谓是首批政府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注册的受益者。黄如方认同《意见》出台的积极意义，认为这表达红会自己改革的决心，同时也给国字头的基金会起到示范作用。但是，“目前的改革，包括出台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改革不是很彻底。根本的改革应该去行政化，这是最根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