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过去十年，作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西方的公益慈善领域斗转星移，瞬息千里。尽管必须认识到，对西方发展经验的生搬硬套会出现“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问题，但对于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的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公益部门而言，西方的发展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仅仅对近现代历史简单一瞥，就能发现有两大因素───全球经济的勃兴和新技术的快速成长，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影响深远。首先， 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使全球数百万人脱贫，与此同时，也使极富群体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与过去相比，富人的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现在世界上近一半的财富被仅1%的人所占有。2008年以来，许多西方经济体增长缓慢，国内矛盾加剧，也导致政府大幅削减公共福利供给以及海外援助。
全球经济衰退既给西方公益慈善组织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公益组织必须比以往更为努力，去筹集资金，引入创新手法吸引更多慈善资源并用更为有效的方式去管理，与资助方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由于手中掌握的善款缩水，资助方也希望看到捐出去的资金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对政府而言，削减开支的压力也为公益部门在应对国内外问题的发展方面创造了机遇。人们对此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这将产生积极的变化，也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影响，认为公益组织的角色在于与政府携手并进，共同面对国内外的问题，而非独自填补政府遗留下来的空白。与西方世界发生的变化相应，一些南方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和企业均财力大增，在这些财富聚集的新区域，慈善部门得到发展并日渐成熟。这不仅使西方的公益组织有了新的合作伙伴，同时还需要就是否继续向这些日渐富庶的地区投放资金做出新的资助决策。
另一个影响巨大的因素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个人和机构在全球互联互通已属易事。相比以往，遥远地方的社会议题和发生的灾情已能环球同此凉热。资助者因而有了多种新的捐赠方式。当然，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挑战，如如何有效地将新的技术手段、既有实践及公益组织自身的支持方结合起来。同样，“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使得人们能够更为深入地洞悉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分析技术为公益组织提供了新的有力工具，去应对全球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起伏变化带来的挑战。新技术的发展也为成熟组织带来新的挑战，如果能成功地驾驭“大数据”，可能在未来对公益组织赢得社会支持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上述新经济增长和强大的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公益部门之间进行跨境交流，分享观点和实践的兴趣愈加浓厚。无疑，这种交流最主要的方向，是从更为成熟的西方公益部门向其他国家正在兴起的公益部门传播经验。
有几个要点值得在此予以强调。首先，当人们谈论“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常常是指学习美国经验。然而，美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为其充满活力和强大的慈善部门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且，那些新兴的慈善部门中的公益人士，如果期望照搬、移植其他国家成熟的慈善部门的实践，其中必然潜伏着风险。这些想法忽略了不同国家文化、政治和历史因素的巨大差别。这些差别意味着，慈善在不同的背景下有着非常不同的运作方式，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如此。
举个简单的例子，英美两国通常被认为在政治、文化和历史方面非常接近，如果我们对英美两国慈善事业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仍然能够列举出两国之间在这方面的一些差异：首先，尽管语言相同，两国对与Giving（捐赠）相关的词语在语义上却有很不同的理解（例如在英国，人们对Philanthropy一词的理解就有很多负面含义）。第二，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普遍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认为非政府组织应该在公共福利的提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欧洲国家的人也和英国人持有类似的观点，这意味着当中国慈善的创新推动者向美国学习经验时，他们有时候会被认为是找错了地方）。第三，宗教在美国的慈善捐赠中有着重要作用，而在英国，宗教对公益慈善或者人们的生活发展的影响已经式微。此外，就两国的公益慈善部门而言，围绕对待财富的态度、捐赠人的角色以及税制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差异[在英国的语境中，Philanthropy常常意指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贵族慈善”，与精英化、居高临下、道德判断和低效过时的慈善行为联系在一起。而Charity则意指现代的、施与受平等关系和令人尊敬的公益慈善行为。这两个词在语义上的差异，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英美两国在公益慈善的理念方面存在的不同。]。
下面我将对“西方”慈善近期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归纳。它们相互关联，都不能在中国简单“复制”，而是应该加以“转换”以适应本土背景。
技术发展和在线捐赠的兴起
在经济衰退带来众多新挑战的同时，复杂的社交媒体快速发展和传播，功能强大的软件和个人设备成为机构和个人能够运用的强大的新技术工具。在美国，2013年在线捐赠增长了13.5%，占当年捐赠总额的6.4%[ Blackbaud .慈善捐赠报告[EB/OL].www.blackbaud.com/files/resources/downloads/2014/2013.CharitableGivingReport.pdf，2014]。皮尤研究中心的“互联网和美国人生活研究项目”发现，20%的美国成年人参加过在线捐赠，其中9%是通过手机进行捐赠。移动捐赠的首次爆发始于2010年发生的海地地震，人们通过手机短信捐赠了大约4300万美元[皮尤研究项目.实时慈善捐赠[EB/OL].www.pewinternet.org/2012/01/12/real-time-charitable-giving/，2012]。新媒体促成了新的人际关系形成，个人现在能够很方便地找到新的组织和感兴趣的公益活动，以前在扩及目标群体方面缺乏有效手段的组织，现在也有了与目标群体直接沟通的管道。新技术还能加强已有的联系，社交媒体最为主要的特征是双向沟通，年轻的成年人特别擅长与新技术相融合。调查显示，有近50%参加调查的新千年一代（注：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与1~5家非营利组织保持着在线联系，超过65%的人加入了1~5家非营利组织的邮件列表[千年影响研究项目[EB/OL].www.themillennialimpact.com]。
因可及性的加强，网络上的互联互通带来的高参与性（如评论、转发和“点赞”）被成倍放大。通过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个人能够在家、在单位，甚至在移动过程中参与公益组织的活动。社交媒体平台的运用效率日渐提升，使得组织、公益活动和已经参与其中的个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得以加强。改善的信息流动提升了公益的意识和行动能力，使公益组织能够优化调整所提供的服务。社交媒体提供的横向联系也促进了组织与慈善事业之间的（信息）“流动”。新技术还使组织得以发挥全面展示捐赠“影响”的潜力，告诉捐赠人和潜在的资助者，他们能够有效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身处更为竞争性的经济环境下，不能利用这些技术优势的组织将陷入新的不利境地。
这自然也给公益组织带来了问题。首先，公益组织过去一直依赖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在大众媒体上打广告，或通过邮政信件服务与社会发生关联和互动。新媒体作为新的可资利用的资源，给公益组织带来了一个过渡性的问题：它们不得不对已有的技术和操作程序进行调整，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化。其次，过度强调新媒体的运用也有风险，可能会削弱组织与不善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的联系。这些人群包括年长的一代，他们构成了传统慈善的核心支持群体（他们相比以往各代寿命更长），以及各类弱势群体中的很多人，他们是公益慈善事业致力于帮助的目标人群。第三，相比大型成熟机构，那些规模较小、新近成立或者更有活力的组织更善于利用新的传播技术。它们能够用技术，比如通过降低组织成本、扩展沟通能力来弥补资源方面的短缺问题。这给大型成熟的基金会带来了压力。
新技术还使捐赠的创新手法呈出不穷，P2P(个人对个人)筹资是其中一种。P2P筹资强调以组织或慈善事业的支持者为纽带，来从其他渠道获取资金。这种做法建立在假设人们更可能通过亲朋好友的圈子去捐赠资金，而非对一家组织发起的筹款需求予以回应的基础之上。P2P筹资通过专门软件，给慈善事业的支持者提供平台，从而有效地提升公众意识，而捐赠人能够无成本地捐出善款（如：www.causevox.com）。这种方法能够大大扩展公益组织的捐赠人网络，所需花费的筹款成本也非常低。与此类似，慈善领域还兴起了“众筹”这种筹款方式。通过像www.microgiving.com这样的网站，既能提高个人对某个公益议题的认识，募捐对象也不只限于通过亲朋好友(如P2P)，同样扩及陌生人群。移动技术的迅速发展还为组织提供了另一条联通个人的通道。手机软件（App）如“Instead”（通过改变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捐赠节省下来的小额资金）和“JustGive”（自选一项慈善活动直接捐款），都更加强化了组织和个人之间的连接。
新技术还大大加强了小额捐赠这种筹款方法。小额捐赠是一种一直存在的捐赠小额资金的做法，比如，在商店柜台边放置捐款箱，购物者可以把零钱投进去。通过越来越强大的软件，小额捐赠已经和现在非常流行的网上购物结合起来───在网上付款环节提供一个捐赠选项。一些慈善组织开始用这种方式筹集善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成立于2010年的英国“便士基金会”（Pennies Foundation），它和许多大型商场、酒店和餐馆合作，通过“取整付款”的选项来筹集善款[ 例如，一位顾客花费10.59英镑，他可以选择支付整数额（如11英镑），从而捐出0.41英镑即41便士给零售商选择合作的公益项目。详情见www.pennies.org.uk/]。便士基金会利用线上、线下、手机终端等渠道，迄今为止已获得900多万人次的个人捐赠，为100多个公益组织筹集到200多万英镑的善款。
“冰桶挑战”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通过技术实现的筹款活动，在中国也风靡一时。“冰桶挑战”流行于2014年，其做法是参加活动的个人将一桶冰水从头浇下，同时承诺捐款并点名要求其他人参加。最为关键的是，整个行动的过程被拍摄为视频并在社交网络上广为传播。
“冰桶挑战”为美国ALS协会筹得大额资金。ALS协会的宗旨是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患者（通称“渐冻人”）提供帮助，其他国家的同类组织也通过这项活动筹集到了资金。但“冰桶挑战”也受到了不少批评。实际上，此项活动的参与者中真正捐款的比例有点低，清楚地表明了大部分参加者只是在冰桶挑战中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并在社交活动中露面，而非真正关注渐冻人这个议题本身[ Baton, C.冰桶挑战：6个英国人中就有1人参加，但捐款者仅占1%，独立报[EB/OL].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ice-bucket-challenge-one-in-six-britons-took-part--but-only-10-donated-9729991.html，2014]。在视频中，很多人未能提到活动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去捐赠。很多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参与者的自我陶醉，不只让他们（尤其是社会名流）得以展示自己的利他精神，也给了他们炫耀个人的社会关系甚至身材的机会。另一种比较普遍的批评意见认为，“冰桶挑战”还助长了“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 懒汉行动主义一词，用来描述某些个人只是在网上点击、粘贴某个议题的资料以表示关注，但并不能真正对该议题产生积极影响。]，也挤压了其他公益议题的筹资。“冰桶挑战”毫无疑问是筹款和公众教育的成功方法，却与关注指标和结果的有效捐赠的积极趋势逆流而动。它不关注结果如何，而是聚焦于投入并盲目捐赠，不去追问善款的去处和最有效用法。
新慈善家
过去数年内，人们开始谈论“新慈善家”的出现。新慈善家常常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它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特殊人群：生于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新千年一代”。根据联合研究项目──“千年影响项目”的成果，参与非营利工作是这一代年轻的成年人的重要表现。2013年，有87%的调查参与者曾向非营利组织捐款，在就业选择中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年轻人的比例也很高。这对公益慈善部门有以下若干影响。
首先，由于他们和新的传播工具之间更为融通的关系，公益组织通过邮局寄出信件，或通过电视广告面向这个人群筹款的效果要大打折扣。对这些伴随着大数据和新技术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言，衡量影响力可能会变得更为重要。第二，相比上一代人，新的这一代捐赠人对不同的公益议题有着不同的兴趣和参与方式。有几个因素可能对此产生影响：其一是新媒体对这代人有着全面深入的影响，年轻人现在有着比以往更强的参与社会事业的意识，也更看重帮助弱势群体的方式。另一个因素是随着全球经济衰退，人们对营利部门产生了幻灭和怀疑。巨富阶层失掉了他们的光环，贫富两个阶层都日益意识到财富占有上的巨大悬殊（如全球“占领”运动所针对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企业和个人都在重新评价他们的当务之急。为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社会责任也日益成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慈善家”还关注在现世进行捐赠。过去很多人都是在离世之际才将自己的财产捐赠出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现世行善。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捐赠誓言”活动。2010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承诺捐出一半的个人财富，迄今为止已有100多位亿万富翁签名加入。很多依靠新技术创富的富裕慈善家群体也是如此。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脸书（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他创下2013年全美捐赠的最高记录。还有一些并非巨富的个人，现在也开始在生前选择将钱捐给亲朋好友以及慈善事业，而不是在通过订立遗嘱的形式来散财。与此同时，“现世散财”也和另一个趋势相关联：“参与所捐赠的事业”。捐赠者无论贫富，越来越有兴趣介入慈善资金的分配，去了解其“投资”的效果，并亲身参与决定公益活动的方向和管理。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在“通过”一家组织去捐赠，而非将资金“捐赠给”一家组织。这与上述讨论的“冰桶挑战”中的 “盲目捐赠”行为形成对比，是慈善领域的进步。当然，这种趋势也有着负面的问题，例如公益项目“主导权”的问题，本文将在结尾部分予以阐述。
公益领域的另一个发展是，组织或者个人联合能够促进更大的影响力已渐成共识。正如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总裁梅丽莎•波曼所指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想参与到解决庞大而复杂的问题中去，单枪匹马是做不来的。他们需要和其他的慈善家、其他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合作。”[陈一梅谢世宏.站在全球慈善的前沿:梅丽莎•波曼访谈.[J].中国发展简报，2014年春]这一趋势的一个表现是“捐赠圈”（Giving Circles）的兴起，一些个人共同将资金投入到一个资金池内，集体决定资金的流向。“捐赠圈”的资金分配通常由投票来决定，其规模大小不等，参加者的收入层次也各不相同。根据一项研究，“捐赠圈”能够让捐赠人和公益事业/项目联系更加紧密，并增加捐赠的数量和频率。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概念是“联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这一概念认为不同背景的行动者联合将资源投向共同的目标，能够极大地增强影响力，与过去个别慈善家单打独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形成对比。“联合影响力”特别适合需要多个行动者共同去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情况。当然，要保证“联合影响力”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很多组织层面，特别是协调方面的问题需要克服。咨询公司FSG将成功实现联合影响力的条件归纳为5点：共同的议程；共享的衡量标准；共同强化的行动；持续的沟通以及核心支持[ http://www.fsg.org/OurApproach/WhatIsCollectiveImpact.aspx]。
与“捐赠圈”和“联合影响力”的理念类似，“同伴学习”，即由经验丰富的慈善家系统指导，通过执行慈善项目将经验传递给入行的新手，这种做法也开始变得普遍起来。这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促进网络合作，加强成熟慈善家与慈善新手之间的联系的桥梁，后者可能缺乏经验，但也可能富有创新意识并充满活力。
慈善教育：教人们行善之道
延续“同伴学习”的做法，西方慈善部门越来越看重“慈善教育”的重要性，着重于培育新一代慈善家的成长，认识到行善的态度以及睿智而有效的慈善实践是可以习得的。一个成功例子是“曾经基金会”（Once Upon A Time Foundation）把10万美元托付给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班的学生去做资助。这家基金会同时还对其它大学提供了类似的资助。
学生们在基金会的指导下将资金拨付给他们选择的地方性慈善项目，以此学习公益慈善项目的管理流程，比如如何做出资助决定、确保问责并衡量影响力。其他慈善教育的例子还包括沃伦•巴菲特的妻子多丽丝•巴菲特在2003年成立的“捐赠中学基金会”（Learning by Giving Foundation），也把资助金交给大学本科生，教他们如何开展资助。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近来也发布了《慈善指南》系列，该项目由盖茨基金会资助，致力于为年轻的慈善家提供学习“工具”，帮助他们更系统有效地开展慈善活动。《慈善指南》系列免费发放，内容包括确定目标、资助和评估影响力等主题的案例和信息。一些慈善研究或者其它相关课程也开始出现（如斯坦福大学的战略慈善，或者商学院教授的“公司捐赠”）。2012年，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围绕慈善议题开设了本科和研究生系列课程。
公益领域的新成员
技术发展让世界变小，新的慈善成员也在不同的地域和人群中出现。2000年，超过80个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翻倍。从今天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的人数预计将增长165%，其中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OECD ，2012年全球发展思考: 变动世界中的社会团结[EB/OL]. www.oecd.org/site/devpgd2012/49067800.pdf,July 12, 2013,]。这将为已有的慈善行动者创造新的慈善合作机制，也为利用当地资源和专长开展慈善活动带来新的机遇。
当新成员加入现有的慈善项目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发达国家的慈善部门开始重新评估慈善资金的投入方向，各地的情况各有不同。例如印度在南方国家中的慈善捐赠最多，2012年大约捐赠了50~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0.3~0.4%[ArpanSheth, 印度慈善报告（2012）[EB/OL].http://www.bain.com/Images/REPORT_India_Philanthropy_Report_2012.pdf, 2012]。近年来，印度在公益慈善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2013年立法要求公司公布其CSR活动预算，大公司还必须将净利润的2%用于CSR活动。
然而，尽管这些国家的国内捐赠在增加，国际捐赠却并未与此同步，全球大多数跨境慈善都是通过企业运作来进行的。另一个南方国家巴西的情况类似于印度，与国内相对成熟的慈善捐赠相比，其海外捐赠要少很多。俄罗斯的慈善部门受到更多限制，国内捐赠的增长非常有限，海外捐赠更不值一提。因此，大多数慈善领域的新成员目前更多只是在国内慈善领域一展身手，尽管，预期这种情况会在未来得到改观。这些发展中国家中，有很多现在仍在接受日渐减少的西方海外发展援助。如何成功地将日渐减少的国际发展援助和这些国家的国内慈善部门的发展乃至其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是所有新的南方国家慈善部门需要面对的挑战。
路漫漫其修远兮
尽管上文已描述了这么多积极的趋势，西方公益慈善部门仍然面临很多挑战。现列举如下：首先，令人遗憾的是，和其他部门一样，妇女在慈善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仍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慈善事业的范围和影响。
其二，随着上文提到的现世捐赠的趋势，“全知全能”型资助者的增加也成为一个问题。过去的亿万富翁进行遗产捐赠的做法，意味着他们个人往往不介入自己的财富分配。现在，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还很年轻，他们专注于在生前将大量的财富捐出去。对自己辛苦挣得（或者轻易得来）的钱进行面面俱到的管理，显而易见对他们充满诱惑力，但也蕴藏着风险。
这并非最近才出现的趋势。另一个类似的老问题也在近年来变得更为明显，这就是通过慈善将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些拥有巨额资金的基金会，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基金会，正在主导教育等议程的设置，并控制支撑公民生活的各种公共机构。
更甚于此，很多基金会有着很强的政治倾向，他们用资金来支持智库，潜移默化地对公共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方面对很多人而言是好事情，另一方面也会使不同的声音表达失去平衡。透明度对慈善部门而言也一直是个重大问题。将资助活动的信息公诸于众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很多基金会还通过技术创新，极大地使其他部门的透明度得到规范。当然，这方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最后，衡量影响力仍然困难重重。从积极的角度而言，衡量影响力在近年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只是因为有效慈善在竞争日渐加剧的市场上变得更为重要，而且也是因为人们通过运用新技术变得更有能力。不同的资助者用不同的条件来定义慈善项目的成功，但都越来越看重对影响力的衡量。通过指标来量化慈善活动的进展，通过策略来自发调整项目活动，被认为是任何（成功的）捐赠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对影响力的衡量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因为总是有一些活动比其他活动更容易测量。对公益活动进行量化的成本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采用新的测量方案时，还有可能成本大过收益。随着资助者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将旨在实现社会目标的项目的多重因子都纳入测量，相关的方案常常在经过尝试后被放弃。尽管对结果进行测量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迄今为止在很多案例中，仍都有着难以实现的困难。
简言之，过去数年对西方慈善部门的发展而言，既激动人心也充满挑战。世界变化的步调日益加速，给充满活力的组织带来很多新机，同时，也让缺乏灵活变通的组织措手不及。对看重机会和变化的组织和个人而言，这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慈善“黄金时代”。对其他组织和个人而言，他们则感叹失去了传统的公益伙伴，过去的公益实践也日渐褪色，他们特别对公益领域的市场化趋势忧心忡忡：这意味着慈善领域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慈善部门而言，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相似，很多近期的挑战和机遇都是慈善部门的发展，包括技术和经济上的发展变化所致。对西方经验和方法进行借鉴交流、谨慎选择，敏锐地借鉴和运用，会助益发展中国家新生的慈善部门迈向“黄金时代”。
(本文由中国发展简报付涛翻译，对原文感兴趣的读者请发邮件至office@cdb.org.cn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