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芯 暨南大学精算、新闻双学位，现在东南亚各国做间隔年义工
当宽悯之心升起时，对这个社会上并不那么主流的人群的包容与尊重也会随之而生，此时情绪中戾气，会逐一褪去。
“2000年10月20日，我失明了，我把那天视作是自己的新生。我是盲人，我也是一名同志，也曾有对着电话薄却不知打给谁的经历。夜深人静的时候，请拿起电话，小韩会在另一端等你。有语言障碍的朋友，也可以QQ或者邮件与我交流。”
这是小韩残同热线的一段自我介绍。韩震，后天失明残障、男同性恋，当这几个关键词放在一块时，身障者不禁会问，作为残障人士，怎么还可以是同性恋？同性恋群体难免也会犯疑，作为残障人士，性生活该怎么办？
这的确是社会上不容被忽视的边缘群体，而韩震，则是这类人群中敢于发声的代表之一。他没有上过大学，在他失明之前，他尝试过各种工作：从建筑工人到旅游船上沿途解说，从舞厅的领舞喊麦到电视台编辑主持。他20岁突发性失明后，穿梭在大连电台各档夜间谈话节目，与听众分享失明前后的种种。那时，当听众一边哭一边向他倾诉，倾述生活中的难处时，他逐渐意识到原来一部小小的电话可以帮助到不少类似处境的人，于是就萌生了办一条热线的想法。截至今天，由他负责的小韩残同热线，这条主要用以倾听身体障碍的同志群体的热线已经坚持第七个年头了。
原来一个人力所能及地做一丁点事情，就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
残同，这类双重身份的群体，生活上所面临的困境是多重的。在韩震北京的一次分享会上，台湾台北市议员候选人，常年关注性权利、劳工权益和环保问题的女生宋佳伦指出：首先，他们有着经济上的双重困难，作为身障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的社会资源，而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工作难寻，薪酬待遇也相对较低；其次，作为同志，其行动能力也会影响资源的获取，同志群体最需要的社交资源也会相对较少；再次，两者相结合的身份，会让他们在交友和亲密关系里举步维艰。
在社会的传统性观念里，对性是有着阶级划分的：婚配关系中的异性恋，优越于无婚配关系一对一的异性恋，优越于一对一的同性恋，优越于双性恋，优越于身障者的性，其中包括轻微肢体残障和严重的肢体残障，再优越于艾滋病患者的性。在这一潜移默化的划分下，可见拥有双重身份的残同群体，在求偶组建稳定的亲密关系上，困难压力重重。
韩震提到过一个过往他接到的倾诉电话中较为极端的案例。一位身障者，恰好也是同性恋，迫于无奈在家人和社会的压力下与女性结婚，长期无性生活，直到最后，他在他的妻子面前用剪刀剪下生殖器官的一部分。
其实，人之所以会发展到自我伤害这一地步，无外乎三重心理因素所致：无价值、无助和无望。对于身障者的价值性，政府应该承担起培训其相关技能的责任，是否应该对其收取学费，收取多少都是应该有统一标准的，听闻一所残障人士培训学校，平时上课时十来位老师，学期末领工资时却猛然涌出四十多人，那么政府的预算又是否真的物尽其用，如何监督？无助主要来源于家人，朋友和亲密关系，这三者对其的不排斥与鼓励，无疑将是生活信心的原动力。而无望，则与社会这个大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一位长期为女性权利斗争的人在TED分享会上对着台下的观众如是说，对于社会上的边缘群体来说，最需要关注的不是他们的个人奋斗努力史，而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看待他们的眼光。
想要了解主流社会对这类群体的忽视程度，不妨看看自己对这些问题是否了解：盲人能上大学吗？盲人可以在陌生的环境独立行走吗？没有双臂的人，可以自己单独上厕所，独立脱裤子吗？下肢截瘫的女人，可以生孩子吗？盲人找对象的时候和未盲时的标准是否相同呢？聋哑者可以打鼓吗？半身不遂的人有性欲吗？盲人感觉得出来晚上和白天吗？
也许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并不奇怪。这在于人的思维惯性，好比游泳，当我们能够或者擅长游泳时，自然是不会察觉到游泳池边的游泳圈有所破损这一现象的。正是因为我眼耳口鼻手脚健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注意不到身障者或者性取向不同者的需求。少了这份注意，理解、包容和尊重自然而然地少了。
只有当我们真正注意到，开始观察时，我们才会主动地去思考是否应该把自行车停在盲道上，是否应该把报刊亭修在盲道上，在看到一个身障者乘坐公车或地铁时，是否应该主动上前帮扶一把，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身障者的生理需求等等。更多的，是如何做出力所能及的自我调整与改变。
人性明暗交织，从注意到察觉，再到洞悉之后会有宽悯。当宽悯之心升起时，对这个社会上并不那么主流的人群的包容与尊重也会随之而生，此时情绪中戾气，比如仇恨、偏执、狭隘、嘲讽、轻蔑、优越感会逐一褪去，方能看得到自己的初心。原来大家都是相同的，众生皆为一体。
